在青海河湟地區有支藏族不會說藏語，說漢語，被稱為“家西番”，是漢族與藏族的結合。有人說，“家”是“有固定住房的意思”，“西番”是漢族對藏族的叫法 ，所以，“家西番”就是有住房和耕地的藏族。但是，這也是有爭議的，還有一種說法，“家”為藏語漢族 （吾）的音譯 ，是藏族對漢族的稱呼，所以，“家西番”就是“像漢族一樣的藏族”。
這種爭議更多停留在學術專業含義的層面，就普通人來說，“家西番”就是漢族與藏族在河湟地區文化交融的結果，即“家西番”是藏族人，但在歷史的融合裡，他們學會了同漢族人一樣種地，有了自己的房產和耕地，過上了農耕的生活，丟棄了自己的語言，在遊牧的藏族人的眼裡已經和漢族人沒什麼區別了。
“家西番”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現象，從成都平原向西向北方向有一片由平原向山脈的過渡帶, 這個過渡帶被叫做叫嘉絨，最早生活著講嘉絨語、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嘉絨人，後來由於受到藏族文化的影響，被稱為嘉絨藏族，二者都是民族融合的結果。今天，我們主要通過年俗來說漢族文化在河湟地區的交融。
青海湟中，河湟谷地
什麼是河湟地區
河湟地區是青海東部地區和甘肅西部與青海接壤地帶，泛指黃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之間的廣闊地域，史稱“三河間”。今天，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除了漢族與藏族，還有回族、土族、撒拉、東鄉、保安等民族，但這些民族基本都是後來者。在更早的歷史時期，這一帶生活的應該是漢族藏共同的先民，如果人們還能給他們一個更好的定義的話，那一定是先羌人。
河湟地區因為適宜耕種，特產豐富，又處於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的上游地段，註定了多種文化會在這裡交集融合，也就是說，註定了它會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匯地帶，道理很簡單，遊牧文化的主宰者不可能在適宜農耕的區域永遠遊牧下去，而農耕文化的主宰者也不可能主動放棄適宜農耕的區域，碰撞與交融在這裡成為一種必然之後的必須。
喇家遺址
氣候與土壤決定人類文化的形成，宜農宜牧的生存環境使河湟地區形成了燦爛的河湟文化，1974年春天，人們在這裡發現了名聞遐邇的樂都柳灣原始社會氏族公共墓地，經過連續六年發掘，先後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馬廠類型、齊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從新時期時代到青銅器時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珍貴文物35000餘件，其中各種形制的彩陶器皿達15000件之多，讓這裡變成一個絢麗多彩的彩陶王國的同時，也讓河湟地區站上了文化的高度，使其他地區所無可倫比。
還值得一提的是有著“東方龐貝”之稱的喇家遺址和瞿曇寺等歷史文化遺址，尤其是喇家遺址雖是地震和黃河洪水毀滅的史前災難性遺址，但其歷史比意大利龐貝古城上溯2000多年。人們在這裡發現了大量陶、石、骨等珍貴文物，以及反映社會等級和禮儀制度的“黃河磬王”、玉璧、玉環、大玉刀、玉斧、玉錛等玉器，還發現了成排的半地穴房址，塗沫地面和四壁用白灰，圓形灶坑，以及距今約4000年左右、全世界迄今最早的麵條遺存。
喇家遺址
這不僅說明，先民們在這塊土地上有著以種植業（粟）為主要經濟來源，還有發達的製陶、制石、制骨等手工業，而玉料的來源，除附近的玉礦外，還有來自遙遠的祁連玉、崑崙玉、和田羊脂玉等，有力地說明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早在4000年前就已經很發達了。
專家們利用現代科學的檢測發現，喇家個體的單倍型類群均為亞洲特異的類型。單倍型類群的分析顯示喇家古代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及藏緬語系人群均有較近的親緣關係。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在這種親緣關係中，人們不難分辨河湟先民們的身份特徵。因此，今甘青地區的河湟文化，今寧夏、內蒙古地區的河套文化，今陝西、河南等地區的中原文化和今山東地區的齊魯文化，一起構築起了黃河流域古文明，被稱為黃河流域古文明中的源頭文化標誌。而“喇家古代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及藏緬語系人群均有較近的親緣關係”的說法，也讓漢藏民族的先民們早在4000多年前，就佔據了黃河文明的源頭風景，成為黃河文明的一個文化單元。
喇家遺址出土的玉
為什麼是家西番
河湟地區出土的彩陶
在說這個問題時，我們先來回答一個問題：漢族人是什麼時候進入河湟地區的？我們的答案很簡單：漢代。我們要說的是，漢民族雖然是在漢代才進入河湟地區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河湟地區在漢代之前就和漢族人沒什麼關係。
在前面的文字已說得很清楚，在漢代、在有漢民族這一稱謂之前，漢民族的先民們同樣生活在河湟地區，只不過當時就地理概念而言，河湟地區的漢族先民沒能完全被納入漢民族的地理範圍。所以說，“漢族人是什麼時候進入河湟地區的”是個非常糟糕的命題——不可否認的是，在沒有漢族這一稱謂之前，河湟地區生存著的是夏民族——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一個民族交融的多元體。
漢代，擁有了漢民族這一稱謂的人們，開始從內地大量遷居河湟地區，既繼承了先前這一區域的華夏文明，也為這一區域的華夏文明增添了更加新鮮的氣象，使漢文化在這一地區得到大發展，至漢末出現了一批“河右漢人大族”，如趙姓、郭姓、麴姓、田姓等，甚至在魏晉影響到了當時的地方地方政壇。
河湟地區出土的彩陶
隋、唐、宋、元、明、清時期，無一例外地使這種自內地遷居現象保持了常態化，尤其是民代統一青海後，推行軍屯和民屯方略，使一批軍中的將士留居青海，並在當地為官，成為這一帶漢族人移民的共同記憶，至今還口口相傳著祖上由內地遷入的說法。
“家西番”正是在明朝初步形成的，因為，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勢力東撤，致使河湟地區的漢族人被吐蕃人同化，而經過宋朝的鋪墊，明代的移民政策才使得漢人在這一區域深深地紮下了根，形成穩定的局面。如此反覆，也便有了漢藏文化在河湟的真正的碰撞與交融，也便有了“家西番”這一名稱和群體。
瞿曇寺
“藏”為漢語稱謂，藏族人自稱“番”，藏語音為“博巴”，歷史上藏族他稱亦很多，如：唐宋時稱“吐蕃”，元代稱“吐蕃”、“西蕃”，明清時期稱“西蕃”、“圖伯特”、“唐古特”、“藏蕃”、“藏人”等等。“吐”是大的意思，“蕃”的說法來自於農業，藏族並非純粹的遊牧民族，他們把高原從事畜牧業的區域叫做“牧區”，把低地經營林業的區域叫做“農區”，把介於二者之間、從事農業生產的區域叫做“蕃”。又因為，歷史上的吐蕃王朝前身悉補野王世系興起於雅礱河谷地區，當時為高原農業的中心，故稱為“蕃域”或“蕃族”。
不難看出，在對藏族人的他稱中有“西”時為元明時期，將吐蕃納入西域的範圍，稱西域中的吐蕃為西蕃，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稱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明朝延續了這一他稱，“家西番”中的“家”即是漢族，“西”是方位，“番”就是藏族。
家西番過小年
樂都
需要說明的是，不僅是“家西番”過小年，而且藏族人也過小年，不管是“家西番”還是藏族人都過年，不僅過小年，還過大年。這除了前文說到的農業因素，還有曆法。
在藏民族的傳說裡，就有著年的節慶與習俗，每當莊稼成熟收穫時，他就會載歌載舞，歡慶豐收，年復一年，就把麥子成熟的時候，作為一年的開始。大約在公元9世紀，藏族先民們結合內地的夏曆、印度的時輪歷和藏地本有的天文曆法，創造出了自己的歷法——藏曆。但藏曆年的推算法與農曆春節有差異，如：2010年的藏曆新年是2月14日，和農曆春節是一天，2009年藏曆新年是2月25日，春節是1月26日，所以時間上較春節晚1個月。2008年、2015年藏曆新年和春節是同一天。這種曆法基本與漢歷相同，也同漢歷一樣把元月定為孟春，把元月一日定為新年之始。相差一月是因為潤月的不同。
藏曆新年
二十四日晚，藏族人也祭灶神、過小年，但這要比漢族人的二十三日晚一天，相伴的是這樣一個傳說：藏民和漢民本來是兄弟，但漢富藏窮。過小年了，善於做生意的漢民哥哥有酒有肉地祭灶過小年，喜氣洋洋。但是隻知道讀書的藏民弟弟窮得什麼都沒有，只好等到第二天上街賣掉幾張字畫，換點東西才回家補著祭灶，過了小年。從此，漢民祭灶的時間是臘月二十三晚上，藏民祭灶的時間是臘月二十四晚上。“家西番”的這個風俗至今未變。
過大年，臘月二十九日，牧業區藏族家家清掃帳篷的菸灰、塵土。除夕下午，農業區的藏族群眾習慣在自家莊廓院牆上每隔一定的距離放一塊拳頭大小的冰塊，也在自家地裡、樹園等地方放冰塊，以示吉祥，但家中有人去世的不放。二十九日零時，村莊裡的人家開門納客，孩子們換上了嶄新的藏服，三五成群地穿梭在村莊裡，直到天明，一夜下來，人人手裡都攥著一大把壓歲錢。三十晚，全家老少歡聚一堂，吃“除夕飯”，吃得越飽越好，以示來年生活更幸福。另外，在過年期間的“驅鬼儀式”、 拜年活動都和西北漢族人差不多，不過是多出了些宗教的成分與禮儀。在這裡，我們選幾句藏族的過年的問候語或者拜年詞：
“扎西德勒彭松措！”（願吉祥如意美滿！）
“阿媽巴珠工康桑！”（願女主人健康長壽！）
“頂多德瓦吐巴秀！”（願歲歲平安吉利！）
“朗央總久擁巴秀！”（願年年這樣歡聚！）
“家西番”是青海宗咯地區（湟水流域）一個較大的藏族部落，自宋代開始，從事半農半牧的定居生活。藏語“宗喀”，即青海東部農業地區，有大宗喀（湟水流域和黃河河谷地帶的合稱）和小宗喀（只指湟水流域）之稱；該地區的藏族被稱為宗喀藏族，包括家西番、卓倉藏族、華熱藏族等。“家西番”主要分佈在小宗喀地區的湟中、平安、湟源，只使用青海漢族方言，而卓倉、華熱等使用藏漢雙語。
“家西番”崇拜灶神的力量。每年農曆臘月二十四，“家西番”都會家家戶戶會按照“女不祭灶，男不拜月”的性別規範，進行祭灶神活動。先煨桑，燻過整個廚房，再將提前做好的小灶餅、白色哈達以及油饃饃供上並祭拜。祈禱的大意為：“灶家娘娘見到玉皇大帝，要多說好話、少說壞話，保佑全家人多掙錢少生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和和美美，倖幸福福”。
與漢族不同的是，“家西番”用三根草棍子代替了三炷香，這與前面說到的那個傳說有關。即：不會做生意的藏族弟弟窮買不起三炷香，也只好讓“灶家娘娘”在人間多待一天，並希望“灶家娘娘”能向上天轉達這個意思：人間窮富要均衡，不能讓窮的一直窮下去，富的總是在富著。
也不難看出，“家西番”這種祭灶的習俗與西北漢族人已接近相同，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在一個相同區域中的多元共存、和諧共榮。面對河湟文化作為中華黃河文明的一部分，我們最終想要說的是——大河奔湧，流淌的不僅僅是黃河的文化、文明，還有中華民族的血緣親情。（文｜路生）
趙宗福《族群歷史記憶與多元文化互動——河湟漢人“南京珠璣巷移民”》；
王雙成《“家西番”之稱謂探源》；
李佔錄《家西番：遺失了藏語的亞文化共同體》；
梁莉莉《河湟藏族人家民俗生活的動態圖景——走近“家西番”的春節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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