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發達的傢俱生產過程中,明式傢俱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並且由明代中葉相繼延續到清初;在江南地區,有更長久的生產年代,這是與其形成的文化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特殊文化環境孕育的結果。
明式傢俱的扶手椅中,有一種搭腦兩端相扶手前端都"不出頭"的椅子,北方稱它為"南官帽椅"。這種椅子造型委婉、精緻、溫文爾雅,給人們的感受十分雋永、大方,富有一種"書卷氣息"。這種扶手椅的早期產品,幾平均出自蘇州工匠之手,在蘇南地區都稱它為"文椅"
傳說明清的詩人和畫家,在他們的書齋畫室中,都喜歡安置這種文椅,這一椅子的名稱也許就是由此而產生的。可見,明式傢俱的形成與文人對傢俱的殊愛好和參與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明清江南私家園林,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一種居室文化現象,它是當時文人直接或間接參與設計和建造的一種生活環境,其追求的是"簡遠""疏朗""雅緻""天然""高逸"的審美情趣,因此,學術界都把它稱之謂"文人園林"。
與此一樣,對於園林室內使用和陳設的傢俱,也會有著特殊的追求和標準,有著他們門自己的意匠和創造。這在明末出身於"簪纓世族","冠冕吳趨"的貴胄子弟文震亨寫的《長物志》中,就有具體詳細的記述。該書除了把文人的雅逸作為園林總體規劃,直到細節處理的最高指原則之外,對宅園中所有的各種傢俱,如床、構、書桌、壁桌、方桌、椅、杬、凳、交椅、床、臺幾、天然幾、櫥、架、佛東箱、屏、禪椅、彌勒梮、腳凳等,也依據文人的志趣和美學觀念進行評述和要求,以求通過各種傢俱在滿足日常物質生活需要的同時,又滿足他們精神生活的需要。
因此,他們提倡傢俱在造型和裝飾上應古樸、典雅、脫俗;製造工藝要絲不苟,精緻考究,反對一味採用雕刻和漆繪;這樣在休閒、談古論今、鑑賞書畫、陳設古代銅器和水石盆玩,或飲食、或小憩時均能無處不盡人意,感到十分舒適、愜意。《長物志》中對傢俱的種種主張,正是明式傢俱藝術上反映的特色。顯而易見,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古典園林所標誌的文化特徵,與明式傢俱藝術風格的形成都是文人們精心創造的結果,是中國士大夫精神在物質文化中的深刻表現。
另據徐沁《明畫錄》著錄,明代畫家有八百餘人,蘇州一地,即佔一百五十餘人,松(江)、常(熟)、太(倉)三地可納入吳門畫派的也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就畫家人數論,當時吳門畫派聲勢浩大,影響深廣。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吳門畫派乃是文人畫之正宗,作者均集詩、書、畫三位一體,崇尚所謂"吳趨",以高隱為樂,寄情山水。其畫風更是怡情瀟灑,寧靜清寂,格調自在,意境高遠。所以,無論從藝術品性還是從文化含蘊上,都對吳地傢俱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從明四家最顯才華的唐寅《韓熙載夜宴圖》臨本中,也會發現,他除對原作的傢俱,作出局部修改之外,竟在圖中又增繪了二十餘件,這充分說明,當時畫家和詩人們對造就明式傢俱所起的特殊作用。
現寧波天一閣藏有鑲明代雲石的條桌一對,據款所記,雲石原為吳地顧大典虞山紅豆山莊故物,後人徐氏積古齋,以後又轉吳中潘祖陰家收藏,乃後藏於範氏天一閣。條桌是否系明代遺物,似不足為信,但云石石質紋理瀰漫古樸,氣韻生動,是一件品位很高的精品,從張風翼的"雲過郊原曙色分,亂山元氣碧氤氳,白雲滿案從舒捲,誰道不堪持寄君"的題詩中,可知雲石確曾作過案面。細審之下,在雲石面上刻有題記款識等七八處,大都是吳松兩地的高才名流,他們詠詩揮毫,足以見出幾代書畫家及收藏家們樂於此道的精神和情懷。他們的詩情畫意,不僅使鑲此雲石的案桌不再流於一般,而且,正是詩情畫意的意蘊,才在明代傢俱中孕育了"明式"的品質和風格,形成了一代"明式"的傢俱。
中國古代傢俱,經宋、元人明,到明代中葉,很快地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明王朝建立後,一開始就著重恢復與發展衣業生產,使社會經濟出現了全面上升的趨勢,從而,大批工商業城市以及遍佈全國各地的市鎮,迅速地繁榮昌盛,大大地推動了明代商業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傢俱製造也在各地普遍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如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明永樂以後,雖政治、文化中心北移,但依然直是"五方輻輳,萬國灌輸","南北商賈爭赴"的重要城市。當時城內手工業作坊星羅棋佈,據統計,數量多達四萬五千餘家,或民營或官設,店鋪"連廊櫛比";傢俱製造也形成了獨立的"木器"行業,當時主要集中在應天府街之南的"紗庫街",和應天府街之北的"木匠營"。
明代河南省城開封,也是全國繁榮的工商業城市。據《如夢錄》記載,全城的店鋪有一百四十四種,其中就有木材加工作坊和木器店,不少"衚衕"和"街路""俱是做妝奩,床帳,桌椅,木器等"的店鋪。當時,城內城外常有定期的廟會或集市,如城隍廟每逢初一、十五有"各處進香,擁擠盈門"的盛會,照壁前,牌坊下,大門口,均商賈雲集,有著各式各樣的貿易活動。各種貨物堆積滿地,市場活躍,並且有許多專賣"描金彩漆"和"桌椅、床、橙(凳)、衣盆、大箱、衣箱、頭面小箱、壁匱,書櫥及零星木器"的。
另外,各地凡以商業為中心的省城、府城、州城都是一派熱鬧繁華的氣象,都有傢俱生產和貿易市場。特別是江南地帶,不僅買賣興旺,更是手工業最發達、最富庶的地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稱的蘇州,南宋以後,一直"五方雜處,百貨聚匯,為商賈通販要肆"。
明萬曆時期(1573-1620)有關史籍記載說:"蘇州為江南首郡,財賦奧區,商販之所走集,貨財之所輻輳,遊手遊食之輩,異言異服之徒,無不託足而潛處焉。名為府,其實一大都會也。"據吳門畫家唐寅在詩中描述,吳中最繁盛的閶門,更是"翠袖三幹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蘇城不僅是全國的絲織業中心,也是布匹織造印染的重要產地,刺繡、裱褙、窯作、銅作、銀作、木作、漆作、玉雕、首飾、制扇、印書等皆工藝精良,特色鮮明,傢俱生產也處於先進地位,如明代小說《醒世恆言》中曾說到一位名叫張權(張仰亭)的木匠,在蘇州門外開店後,便"去粉牆上寫兩行大字道:'江西張仰寧,精造堅固小木傢伙,不誤主顧""。所謂精造堅固的小木傢伙,即指後人所說的"硬木傢俱",說明自明代中葉以後,蘇州硬木傢俱生產不僅相當普遍,而且大有製作好手和銷售市場,還出現了互相競爭的局面。明代依靠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城市的極度繁榮,工商貿易和手工業的高度發達,促使傢俱生產獲得了重大的發展。這對明式傢俱的產生不能不是重要的條件。
第二,據《明史食貨志》載:明宣德時期(1426-1435),全國設有稅收機構的大工商業城市就有三十三個,發達的城市經濟還直接地推動了城鎮建築規模的擴大,而建築的快速高漲,又直接加速了傢俱製造的突飛猛進。明代的官宦權貴廣建高樓,深造宏宅,並四處開設店鋪,多至達數百間,數千間。如"嘉靖時期(1522-1567)的翊國公郭勳,僅在北京的店舍就有幾千餘區""。大官僚嚴嵩,更是"廓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在北京、江西兩地的第宅房屋,竟多達八千四百餘間,這些房屋"務為高大,且過華飾",正是所謂"峻宇畫棟,在在有之"。
他們既然建有如此驚人的房產,也會操辦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家當,其中傢俱的侈求和精美就更毋庸置疑了。明代,又是中國歷史上園林建造最興盛的時代,特別在蘇松兩地造園風氣極其風靡,據《蘇州府志》記載,明朝一代建有第宅園林共271處。遍佈江南的古典園林,無論在建築的使用功能,還是在藝術水平上,都達到引人入勝的程度。每座華屋宅園中,中央縱軸線上都建有門廳、大廳及住房,左右縱軸線上也有客廳、書房和其他住房等,眾多講究的廳堂、樓閣、齋館,在室內都需要有相得益彰的傢俱和陳設,故園林建築的興盛,對明代傢俱的飛速發展和水平的提高,又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動作用。這些也都為明式傢俱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式傢俱造型簡潔、質樸,以"線"造型的優美形象和不加漆飾,不事雕琢,著意體現天然材質的情趣,充分表現出了明式傢俱之所以稱為"明式"的藝術特色。同時以線造型也是明式傢俱優美形體的靈魂。首先,各種各樣的線條被生動地表現在傢俱部件輪廓的線型變化上,為明式傢俱奠定了線條美的造型基礎。如椅子的搭腦、桌案的牙條、各類形體的腿足線型,都在相互呼應和富有節奏的組合中表現出強烈的形式感,使傢俱獲得了鮮明的個性形象,明式傢俱中許多椅子的"S形靠背曲線,曾被西方科學家譽為東方最美好、最科學的"明代曲線",在適合人體使用功能的同時,使中國古代傢俱表現了獨具一格的造型特徵;被稱之謂"馬蹄足"與"反馬蹄"的腿足形式,也是富有彈性而又程式化的線型,這些"線"都成了"明式"不可缺少的造型語言和形式特徵。
另外,明式傢俱以"線"造型的又特點,還被充分地體現在各種"線腳"上,線腳的變化和運用,使明式傢俱造型的形象更富有趣味和意韻。類似或相同的傢俱,由於線腳不同,常常神態風貌也各異,能給人不同的審美享受。中華民族的各種美術,如繪畫、書法、雕塑、建築裝飾紋樣等,都用"線"作為造型的主要手段,明式傢俱繼承了民族藝術的這一優秀傳統,以傢俱特有的形式,使明式傢俱獲得了傑出的造型效果和民族式樣。
明式傢俱的裝飾在美學上的價值,與在造物型類學上的成就,同樣有著重要的地位。正是各種貴重木材的色澤、紋理、質地的特性,被視覺感知後的理性表現,才在構成視覺形象的要素中,引發了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和無限的創造力。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對物質自然美的創意,往往到達了理想的境界。古人所謂"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的準則,以及"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等主張和理論,都無一不是對"材美""自然美"為裝飾的崇揚和執著。
並且,對於這種美的感情,還蘊藏著更加深刻的含意,如"君子以玉比德"的傳統意識,從來就是封建時代文人的種思想境界。明式傢俱選用優質硬木,不漆飾,少雕琢,著意潤瑩光潔的材質和色澤花紋的美麗,也完全是對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發揚光大,是繼歷代優質美材裝飾風格的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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