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也是國與國之間最遠的距離：
1799年大清vs美利堅
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經常會有一種微妙的錯覺。同一時間線下，歷史書上的人物們常常會因為不同的歷史觀念，造就出割裂的人物和隔代的印象。
當歷史走到1799年，這一年，中美兩國同時失去了他們當時的統治者，其中一位是乾隆皇帝，另一位則是華盛頓。原來，這兩個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著同一個時代的空氣，並在同一年去世了 ...... 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他們給人的印象，前者是距離我們很遠的古代帝王，後者已是現代政治家，為什麼我們會形成這種印象呢？
兩個世界的撞擊
乾隆25歲登基，在位長達60年，實際掌握權力六十三年零四個月，是統治中國時間最久、年壽最高的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清朝人口數量暴漲，“康乾盛世”步入了巔峰。
雖然後代對乾隆的評價大多是正面的，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乾隆和華盛頓對於歷史的貢獻，卻相差很大。
在同一條時間軸裡，乾隆帶領中國走向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統治後期腐敗成風，大清王朝由盛轉衰，而乾隆帝死後大清朝已經是日薄西山，走向衰亡；反觀華盛頓，他領導美國贏得了獨立戰爭，並作為第一任總統，在美國推動實行了共和制，留下的是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美國。
其實不僅僅是美國，就在乾隆為手中的盛世得意之時，西方的一些國家都發生著空前的、劃時代的巨大轉變，十八世紀的歐洲，產業開始革命，殖民地大量擴張，政治文明也飛速進步，立憲制和代議制也逐步推進。歐洲的變化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也把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後頭。
乾隆三十四年，此時的中國還固守著傳統的農業文明，儘管政府鼓勵農民們積極開荒，擴大種植面積，開發偏遠的地區，農業發展卻停滯不前。
而在遙遠的英國，瓦特埋頭研究，最終改良製造了蒸汽機。
蒸汽機的出現曾引起了18世紀的工業革命
蒸汽機的發明極大地改變了英國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標誌著機械化大生產的開始。
而英國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源頭，它的影響藉由科技，向其他國家不斷擴散，但中國卻錯失了一次認識“新世界”的機會......
1792年，以馬戛爾尼為首的英國使團訪問中國，並在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見。在此時經歷工業革命的英國，普通平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日常生活所需的肉蛋奶都能得到滿足，來訪中國的英國人個個精神飽滿，身寬體胖。
當這些西方人懷著馬可波羅般對東方古國遍地黃金、人人身著綾羅綢緞的憧憬，而踏上這片異國的土地時，首先讓英國人震驚的是中國普通百姓驚人的貧困。張宏傑便在《飢餓的盛世》一書中談道：“乾隆盛世的出現，有賴於乾隆皇帝最大限度的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 。”
馬戛爾尼使團的總管約翰·巴羅看到，農舍“大多破爛、骯髒，相當吃驚。大多數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條襯褲。”中國船伕一天只吃兩頓飯，主食包括一點米飯，蔬菜和炒過的蔥。英國人常把吃不了的食物送給中國船伕。他們總是千恩萬謝，甚至連英國人喝剩下的茶葉，都要過來，煮開接著喝。
當時他們向乾隆提出的最重要的請求就是放寬貿易限制，在舟山附近劃取一個小島，供英國商人居住和儲存商品，並在北京建立永久的英國大使館。
為表現自己的誠意更能打動大清皇帝，使團所有的禮物甚至包括他們乘坐的船隻都是精挑細選特意製造的。他們原本以為當他們將蒸汽機、織布機、連發手槍、軍艦模型這些禮物進獻給清帝國的時候，大清朝臣肯定會因為驚奇而高興。
但乾隆對禮物並不在意，認為這些都是沒有的奇技淫巧罷了，不僅斷然拒絕英國人通商的請求，還給英國國王下了一道聖旨，上面寫著：“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大概意思就是我天朝上國，地大物博，什麼都有，不需要和你通商。
這封信一度被英國許多歷史學家作為證明“乾隆在外交事務中傲慢無知”的證據——他認為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拒絕西方技術和工業革命的產物。很多人認為，中國因此錯過了一次現代化和對外開放的機會。
面對與其他國家的巨大差距，雖然越來越多的歷史文獻證明乾隆感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嚴重威脅。但事實是——當時中國的物質文化水平根本無力支撐改革，落後的防禦無法阻止入侵的腳步，這個時期，中西方的強烈落差已經形成。
作為此次訪華的帶頭人，馬戛爾尼就這樣評價道：“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班幸運、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她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她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山巔之城”美利堅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美國獨立戰爭打響了第一槍，並最終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最重要的是，華盛頓主持起草了《美國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文件中明確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歷數英國壓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條條罪狀，說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爭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義性。
而此時的中國，在乾隆的明示和暗示下，官場上下一度把文字獄作為工作重點。而有些文字獄純粹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甚至莫名其妙，多少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因為文字獄而成為官員邀功請賞的犧牲品。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哥倫比亞大學成立，算起來今年哥大已經建校的第235個年頭了。
現在的哥大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私立研究性大學，哥大校園裡走出了5位美國開國元勳，奧巴馬、羅斯福等四位美國總統，34位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是無數優秀中國學子心中理想的求學之地。
而彼時的清王朝，相較於國外教學制度的改革，科舉制依舊是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
科舉制考察的多是對孔孟之道的研究和理解，社會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缺乏改革的活力，這使得中國缺乏能夠與西方世界互通有無的人才。本身就已經弊病百出的中國社會也更加難以轉型。
乾隆五十三年，第一屆美國國會在紐約召開。
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舊的專制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思想所取代。而此刻，從前鼎盛一時的清王朝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之路。
當法國街頭傳來“人人平等”的呼聲時，此時在乾隆王朝的大殿裡，還在行著“三叩九拜”的禮儀。
同年，華盛頓就任美國總統。
華盛頓連任兩屆美國總統之後，主動“退位讓賢”，還權於民，為美國“民主政治”開了一個好頭。根據美國憲法的締造者麥迪遜的《美國製憲會議記錄》 書中記載，華盛頓在卸任後主持了在費城舉行的制憲會議。他卻幾乎一言不發，因為他不希望由於自己的權威而影響到任何一方表達觀點，但他的威望維持了會議的領導能力，並讓代表團能專注於討論上。
反觀乾隆，晚年讓位不讓權，頭頂“太上皇”的稱號，遲遲不肯放權，始終牢握著清王朝權力的重心。
美國社會在華盛頓的帶領下良性發展，步步攀升，而清王朝卻在一步步走向衰敗的深淵。
特別是乾隆統治下的最後二十年中，腐敗成為了清王朝的重大隱患，管理不善導致的鋪張浪費，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實力，大清自此從極盛走上了中衰。
雖然乾隆皇帝的統治標誌著清朝的制高點，並且在當時，中國仍然扮演著18世紀末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重要角色，但這只是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
清朝官員過著奢靡的生活
中西方的巨大落差在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簽署《南京條約》以及19世紀後期的中國改革運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技術和軍事處於領先地位的西方國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大舉擴張，中國主權變得岌岌可危。
哪怕是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依舊還在固守著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而英美等西方國家，甚至是毗鄰中國的日本，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劇烈的社會變革，逐漸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
綜而言之，“乾隆盛世”期間，中國知識界對世界上發生的幾件大事，或多或少有些耳聞，但弘曆君臣並無意深入瞭解。及至鴉片戰爭後，國人才算真正開始關注工業革命、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
“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肇始於乾隆盛世”，而這一點從乾隆和華盛頓的“脫節”中，便可一窺端倪。
在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無疑遠遠大於喬治·華盛頓。可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新的評價，華盛頓的貢獻似乎遠大於乾隆。甚至他所傳遞的價值觀，我們至今仍倍感親切。
華盛頓在兩屆的任期中設立了影響深遠的政策和傳統，他為自由留下的是路標，而不是墓碑。200多年來時代、社會飛速發展，沒想到200年前制定的憲法依然基本適用。當年美國的“奠基者”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為何留下的遺產歷經幾百年依然指導著現代社會？
美國文明的基因可以說是歐洲文明適應當地環境後結出的果實。華盛頓等美國的先驅者帶著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識地去創建他們意願中的文明。究竟是什麼樣的基因讓美國與眾不同地保持著長久的活力、自由和繁榮？
美國建國之初雖然有華盛頓等一大批傑出的人物，但仍然需要直面複雜的人性，他們認為任何統治者都可能作惡，因此要嚴格防範一個壞政府的出現。美國國父們又是如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曾說：“美國的民主立足於三大因素——自然、法律和民情——它們一個比一個重要。”
這三大因素，正是我們理解美國最關鍵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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