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作者：錢子聰，出生於1949年8月，文革開始時就讀於昆明市第八中學高68(4)班，1969年下鄉到雲南省潞西縣遮放區戶弄鄉插隊、1974年底返昆。現在是昆明市實驗中學的退休高級教師。
在農村插隊生產時，“農閒”的時光，並不都是閒著；它也只是與“農忙”時相比較而言，勞動的量要小一些、強度要輕微一些。尤其是頭一年，經過了農忙”季節洗禮的知青，對“農閒”期間的話，要特別的“親睞”。所以，一般來說，只要是“農閒”時期；知青都能安安份份地出工，接受“再救育”。
我最怕的農活就是栽秧、犁田和堆穀子。
栽秧的季節正是雨季，出工時經常冒著大雨；而每個人也只能頭戴一頂竹編的小帽，身披一塊塑料布；由於幹活是第一位的，避雨是次要的；所以，每天收工時，全身幾乎部是溼透的。更難以忍受的是，從早到晚幹活都是低著頭、彎著腰；往往收工後，回家倒在床上，不僅不想起來；連飯都不想吃……
犁田也是—件痛苦的事。它並不象我以前在電影裡看到的那樣瀟灑；一手扶著犁，一手揮著鞭，口裡還吹著口哨或亨著小調。其實，扶犁的那隻手，不僅僅是扶犁把；更重要的是要能控制犁。如果太淺，象貓蓋屎一樣，起不到翻地的作用：然而，太深也不行，容易把犁頭折斷；這不僅要承擔經濟責任，還要承擔破壞生產工具、抵制“再教育”的政治責任……
即使直犁得很不錯了；到了田頭還必須在牛調過頭來之前，就得把犁頭抬起來放在一個準確的位置；它必須與剛才犁過來時的“犁溝”銜接。這樣“直犁”“調頭”、再“直犁”、再“調頭”……即便不出什麼問題，一天下來，何止是腰痠背痛，只有在夕陽的餘輝照耀下，趕著牛、扛著犁回村時；才覺得有那麼一點點苦盡甘來！
堆穀子也不僅僅是把穀子堆起來那麼簡單：我是“過來人”，就知道這農活也有相當的“技術”含量。一開始，是由“老把式”指揮著大家順著鏟好的底座來堆。這跟蓋房子打基礎一樣重要；否則，谷堆也會垮掉！大家先把割倒的稻子收攏，—抱一抱地放在事先擺在地上的粗繩子上；等到齊胸高時，再拉起兩邊的粗繩把它捆住；但不結疙瘩，只是用手把兩根重合的繩子捏緊；然後猛地往上一提，人就趁勢往下一鑽；就扛住了這座像“小山”一樣的稻穀；最終把它搬運到現場。
在堆到近一人高時，就要用竹梯搭在谷堆上，以方便運送稻穀的人上下。我就是“技術”不行，曾經從梯子上連人帶物摔下來過！那竹梯有十多公尺長，當它搭在谷堆上，與地平面夾角小的時候，上下閃動就特別厲害：我當時是第一次上竹梯，扛著沉重的東西；由於腳步與梯子的閃動不匹配，導致重心失調而很狼狽地摔下來；還引起了一陣子鬨堂大笑。
讓我更難以忍受的是，在炎熱的天氣下幹活，卻要穿著長袖衣褲；還得戴一種特製的帽子：它不僅戴在頭上，還有一截長布往下拖，用來遮住脖子；否則，穀子和碎草會掉進脖子乃至全身；所以，在強勞力幹活後，這身“行頭”都是被汗水溼透的……
俗話說：“爬慣了山坡不嫌陡！”我等以前沒“爬”過；即使只看看，腿都是發“抖”的。儘管下鄉插隊、安家落戶，接受“再教育”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那種長時期不堪忍受的“煎熬”也可以讓人變成“猶大”；哪怕是當一個臨時的“猶大”！也能暫時避開這段非常時期。
過去，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董存瑞如何捨身炸雕堡；黃繼光如何用胸堂頂住槍眼；邱少雲如何忍受烈火的焚燒而紋絲不動……當然，也正是接受了這樣的教育，才會在這種環境中脫一身“皮”；要不然，等不到脫“皮”，人早就跑光了。
一年一度的春耕生產又拉開了序幕。
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很普遍的現象：農閒我不閒，農忙我不忙。說白了，就是一到“農忙”季節，不少知青就從田間地頭消失了。這些人當中一部分是回昆明“探親”；另外的，不是到縣區醫院“看病”，就是跨區、跨縣地找朋友、找同學。針對這樣的情況，各縣區的“再教辦”，也聯手出臺過相應的措施：農忙時限制知青出行，只開出很少的通行證。以此來扭轉態勢；但收效不是很好。
我們寨子的知青是如何“人去樓空”的呢?如果有人要追究的話；那麼，我應該是一個“罪魁禍首”。最初，我們寨子的兩位女知青，實在是忍受不了這種長時間、超強度的“農忙”活計；“病假”也請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期限一到，還得抖手、抖腳地去出工。於是，就想回昆明“看病”；但“再教辦”的負責人已經“洞察”到她們的雕蟲伎倆；儘管她們三番五次去申請，都被拒絕了。
出於同情，我就去鄰近的寨子找一位朋友幫忙；想替她們倆搞一張通行證。據說，這位朋友經常性地上下昆明；可能還搞著點什麼明堂……我總覺得他可能是認得縣上某個“管火”的人；才能上下那麼地容易、方便！第一次去找，他不在；旁邊的人說，他上昆明去了；第二次去找，也不在；第三次去找，總算碰到了他；儘管我跟他是好朋友、老街坊；但他答應的口氣並不是很乾脆。
令我不解的是，他矢口否認與縣上的“要人”有關係。我的目的是開證明；於是，想打消他的顧慮，就說：“你放心，我不會叫你帶我去認識他……”他卻用嘲弄的口吻對我說：“打蚊子毋須用大炮。如果真要開證明，也不必去找當官的‘要人’，只要搞定開證明的這個人就行了！”我問他：“那你找的人是誰呢?”他神秘地對我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
繼而，他從上衣袋裡拿出了一張自己的通行證，放在床頭的桌子上。我想：這有什麼用呢?接著，他叉從床底下拿出兩個有橡皮蓋子的針水瓶子也放在桌子上。然後，再從破棉被上露出的棉絮上揪下一點舊棉花，分別固定在兩根火柴棍上。他像變魔術一樣，先用一根蘸了第一瓶裡的“水”，在那張有字的地方塗抹；過一會兒，叉用另一根“火柴棍”蘸了第二瓶裡的“水”，在剛才塗抹過的地方再塗抹；不一會，證明上的所有字都消失了。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但他還沒有歇手，用洗臉盆從櫥房的水缸裡打了半盆清水；再把那張只有油印格式和鮮紅印章的空白證明放進去。十來分鐘後，再小心地把它撈起來；放在晾洗臉毛巾的鐵線上；等到半乾時，才把它夾在一本“毛選”裡邊。他說要等一會。我就跟他瞎扯了一些有關“緬共”監獄暴亂的傳聞……快十點了，我起身告辭時；他把那張“嶄新”的空白證明交給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那張“證明”填好後交給了同寨子的兩位女知青；並叮囑她倆：“回家後就趕快把‘證明’寄下來！”因為，我也想回家了！
她倆走後的第二天旁晚，我就收到了一封來自保山的掛號信：打開一看，是她倆寄來的；除那張“證明”外，還有一張小紙片，上邊有簡單的留言：只有過“惠通橋”時，才用“通行證”！原來，她們倆還沒到家就把“通行證”寄回來了。
當晚，我拿著“有字“的通行證去找朋友；請他再加工一下；結果，他說那天晚上我走後，他一不小心就把那兩個小瓶打翻了。我聽後，頓時從頭涼到腳……不過，他告訴我還有辦法：改天去衛生所弄點“東西”就行了。看我有些迫不及待；他又說：“你自己去弄也行！”並把那兩種“東西”也告訴了我。
第二天，我先去衛生所，只開到了“維生素c”；後來，到百貨公司的醫藥櫃檯買了點“草酸”，就“萬事”齊備了。
回到寨子，看到其他人也是跟我一樣；累得“皮塌嘴歪”的；於是，動了惻隱之心；就把證明讓給了他們……
我們寨子不大，只有知青八個。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就全部消失了。當然，我這個“導演”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然而，其它區縣的知青是如何“溜之大吉”的，我沒有去考證！我覺得“雞有雞路，鴨有鴨道”。
我聽人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最好的！”說得不錯，這是中華民族得以昌盛的基本要素！但忍耐力也不是無窮的；當忍耐力達到侷限的時候，就應驗了另外的一句話：“中國人也是最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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