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商代青銅器“司母戊鼎”一直以來都被學術界看作是我國古代青銅器鑄造技藝的巔峰之作，絕對是國寶級的文物，在國家博物館的“中國古代青銅藝術”展廳裡，你也能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它。

司母戊鼎究竟是什麼時候被髮掘的？3000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製造出這麼一個龐然大物的？為什麼幾年前它突然就改名叫“後母戊鼎”了？

司母戊鼎日本人發現的？

司母戊鼎的發現其實還不到100年的時間，但是當我們想梳理一下它的發掘過程的時候，才發現，雖然只是經歷了短短几十年時間，但這件事就已經說不清楚了。坊間流傳著各種版本的說法，甚至在很多學術研究中也是各執一詞。近些年熱播的各種探秘類電視節目，更是把司母戊鼎的發掘經過描繪的神乎其神。

想要還原事情的真相，我們就只能拿出考古學家在考證方面的看家本事，像偵探一樣去解謎。他是怎麼做的呢？我們先是蒐集整理了歷史上關於司母戊鼎出土情況的各種說法，然後用比較靠譜的一手資料一一去印證，比如鼎身上的一些信息，就是最靠譜的一手資料。對比之後，再看看哪些說法是相互矛盾的，哪些說法有漏洞。

我們先直接說說結論，然後再就幾個重點的爭議看看我們是怎麼分析的。我們確定，司母戊鼎第一次被髮掘應該是在1939年的3月份，當時，在河南安陽武官村附近參與盜墓尋寶活動的幾個村民意外地發現了埋在地下的司母戊鼎，於是一群人就一起把它挖了出來。但是由於當時正處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避免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村民們經過商議，又把這件一時難以出手的大鼎重新埋了起來，直到1946年當地政府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司母戊鼎才第二次被髮掘出土。

發掘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雖然也有一些爭議，但還是比較好確定的。我們來說說另外兩個最主要的爭議點。

首先，第一次發現大鼎的村民怎麼就突然發現了這個幾千年前的寶物呢？有人說是村民在耕地時發現的，也有人說是修祖墳時發現的，但是，只要有一點基本的考古學知識，就很容易判斷這些說法顯然是不靠譜的。司母戊鼎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時期遺物，所以埋藏的地點肯定是在距離現代地表很深的位置，絕不可能會在耕地或者維修祖墳這種地表擾動時被發現。而在排除了幾個錯誤的說法之後，你還需要對當時的歷史情況有點了解。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河南安陽殷墟地區附近的盜墓活動極為猖獗，當時這一帶的村民普遍都會參與這種尋寶活動。而司母戊鼎則正是在當時的這股浪潮下，被附近的村民在尋寶時發現的。

其次，就是關於司母戊鼎出土過程的爭議。今天的很多國寶節目都會說，這個大鼎是安陽武官村的村民某某某趁著月黑風高之際，獨自悄悄挖出來的。而這種說法還真不是這些節目編導自己瞎編的，早在大鼎剛剛發掘不久時就已經有了類似的傳聞和報道。但是學考古的就會覺得，這根本不可能啊，這個鼎這麼大，重量足足有800多公斤，單憑一兩個人怎麼可能抬得動呢？事實上，這種說法只是以訛傳訛罷了，人們之所以願意相信這樣的故事，只是因為它能夠突顯國寶的傳奇性。而真實的歷史沒有那麼奇幻，在發現大鼎之後，武官村的多個村民通力合作才將大鼎順利挖出。

辨析和還原這些看起來瑣碎的真實情況，對於我們理解司母戊鼎其實特別重要。因為考古這個工作，特別重視一手的、客觀的信息。但是司母戊鼎的出土情況又很特殊，上面我們已經提到，村民們在挖出大鼎之後因為沒能及時找到買家，又擔心寶物落入日本人手裡，於是又重新把它埋了起來，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後，安陽縣古物保存委員會的工作隊在1946年才把它重新挖掘了出來。但這個時候，它出土的環境已經不是最初的樣子了，而這也使得關於這座大鼎的很多信息都變成了難解之謎。比如司母戊鼎的一個鼎耳在第二次發掘時就已經不知去向了，它究竟是在第一次發掘時弄掉的？還是村民們在試著分割大鼎時遺失的？又或者是第二次發掘時落在地下了？真相到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只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你在國家博物館裡看到的雙耳俱全的司母戊鼎，它的兩隻耳朵只有一個是真的，另一個其實是後來仿製的。

前面說的，是發掘過程，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鼎的收藏都經歷了哪些有意思的過程。

大鼎在1946年重新發掘之後，很快就被收歸國有。不過，這件“一隻耳”的殘損文物卻沒有引起地方政府的特別重視，它只是被臨時存放在一座廢棄的寺廟裡供人隨便參觀，漫不經心的展覽說明也錯誤地把這件大鼎稱作是“商末周初的香爐”。直到1946年10月，國民黨主席蔣介石即將迎來六十歲壽誕之際，安陽縣的上級官員才意識到了這件文物的重要價值，決定把司母戊鼎作為獻給蔣介石的壽禮運往南京。大鼎在被運到南京後，就被保存在當時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沒來得及把司母戊鼎運到臺灣。1950年，當時剛剛成立的南京博物院接收了它，那個仿製的鼎耳就是南京博物院收藏期間修復上去的。在南京博物院度過了10年的歲月之後，司母戊鼎又換了一個工作單位。1959年，因為要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也就是現在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大鼎被送到了北京。從那以後，除了偶爾被借調以外，這座大鼎就一直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裡，直到今天。

你看，一件這麼重要的國寶，趕上了戰亂時期，能順利發掘出來並保存到現在，其實有很多偶然因素。它歷經輾轉，才來到國家博物館。當我們想回頭看這個過程的時候，才發現對於“過去”的記錄中，有那麼多訛傳和錯誤。所以說，歷史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麼確定，很多時候其實會很難解。因此，我們在面對各種對於過去的記錄時，就必須保持警覺和思考，有時甚至也需要像考古學家一樣，通過細緻的考證和認真的分析，才能撥雲見日，還原出歷史的本來面目。

司母戊鼎為什麼會改名

小時候，我們在課本上學到這個鼎，它的名字一直都叫“司母戊鼎”。但是2011年，在中央電視臺《新聞30分》的一期節目裡，主持人在介紹國家博物館新館的籌備情況時，卻把“司母戊鼎”說成了“後母戊鼎”。這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網友們紛紛站出來指責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專業素養太差，居然能把國寶的名字都讀錯了。

但是，當國家博物館新館開放的時候，大家卻發現，官方的說明牌上居然也赫然寫著“後母戊鼎”四個大字。原來還真不是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讀錯了，而是司母戊鼎真的改名字了。其實，雖然大眾覺得很驚訝，但在專業人士看來，後母戊鼎這個名字也並不陌生。因為從上世紀40年代被重新發掘出土以來，關於它的名稱就一直存在爭議。從一開始，司母戊鼎和後母戊鼎的命名方案就都各自得到了一部分專家學者的支持。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問題，這裡需要講一點關於文物研究和命名的小知識。按照文物研究的慣例，在給器物命名時，如果器物表面有文字，一般都要根據文字的內容來命名，“司母戊鼎”就屬於這種情況。而之所以會出現“司”和“後”的分歧，就是因為大家對文字的釋讀方案有不同的認識。

在司母戊鼎被髮掘後不久，人們就發現鼎內有三個呈“品”字形分佈的字符，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這組文字是三個獨立的漢字，把後面兩個字釋讀為“母”和“戊”也基本沒什麼爭議，但是第一個字究竟應該釋讀成“司法”的“司”還是“後來”的“後”卻出現了不小的分歧。

你可能有點奇怪，這兩個字的字形相差那麼大，專家們怎麼會分不清呢？這其實是因為，商朝人寫字的習慣和我們今天有很多不同之處。比如按照當時的習慣，書寫是不分左右方向的，也就是說，一個字不管正著寫還是反著寫都是可以的。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小寫的英文字母的 p 和 q，按照當時的寫法，就是無法區別的。現在，請你想象一下“司”和“後”這兩個字的字形，你也許就會發現，它們其實就跟 p 和 q 的情況完全相同，只要把“司”向右翻轉一下，其實就是“後”嘛。

你現在理解了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光從字形上看，其實是根本無法斷定第一個字到底是“司”還是“後”。而如果從銘文的含義來分析，支持“司母戊”和“後母戊”的學者又都能各自給出一套合理的解釋，雙方一直不能達成共識。於是在綜合考慮下，官方還是決定按照當時的識字習慣，採用司母戊鼎的名稱。這個名字也從1946年開始一直沿用了64年之久，並普遍被大眾多接受。

不過，雖然官方的收藏機構一直都在用司母戊鼎的名稱，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堅持認為從銘文的含義來看後母戊鼎的釋讀方案要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這種觀點也逐漸在國家博物館內部佔得了上風。於是在2010到2011年籌備新館展覽時，國家博物館就把“司母戊鼎”的名字正式改成了“後母戊鼎”。

但是，這次突然的改名就給大眾帶來了不必要的困擾，甚至是誤導。所以，這次改名之後我們就常常會在國家博物館的展廳裡聽到這樣的對話：“以前就知道有個司母戊鼎，怎麼這裡又有一個後母戊鼎啊？”“這個，可能是新挖出來的吧……”

像這樣的負面效應其實是文物工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其實對文物名稱有爭議，甚至改名字，並不是只有“司母戊鼎”這個個案，學界對於這樣的問題一貫的處理方法是，能不改就不改，要改就得有特別確鑿的證據。但是在司母戊鼎這個案例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因素也必須考慮，就是這件事帶來的社會影響。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個事兒。

每一件文物發掘出土之後，研究者都需要儘快給它一個確定的稱呼，但是相關研究往往又是滯後的，所以對命名有爭議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時候都難以達成一個讓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定論。比如說，即便是國家博物館決定給司母戊鼎改名，依然有很多研究者覺得改名的依據中還是有推測成分。像司母戊鼎的出土地，河南安陽殷墟博物苑中有一件大鼎的複製品，就沒有接受改名。實際上，殷墟博物苑的做法才是學界一貫的處理辦法：任何一件文物只要確定了一個名稱，絕不會輕易更改，除非新的觀點能夠拿出確鑿的證據，並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

但是，像司母戊鼎這樣的國寶級文物，還得更加慎重。因為這樣的文物改名，不僅是學界內部的問題，還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司母戊鼎”這個名字已經使用了六十多年，各種教科書、工具書、學術期刊、科普讀物，甚至文學、藝術作品之中都用的是這個名字，它有很高的社會認知度，甚至已經在相關管理部門登記備案。在這種情況下，要讓全社會都知道改名這件事，並且理解改名的原因，可以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結果就是，大眾認不出改名之後的大鼎，還以為又挖出了一個新鼎，那是不是就會有人以訛傳訛，真的把“後母戊鼎”當作一個新鼎，寫在文章中呢？當這樣的錯誤變多了，會不會讓兩個司母戊鼎也變成一個需要考證辨析的難解的歷史問題呢？

這就是我們從司母戊鼎改名的故事得到的啟示：對既有的說法提出質疑，當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把一個新的說法公之於眾，就不只要考慮論證本身的合理性，還要考慮影響。這樣的改變真的能帶來好的影響麼？我們已經看到了，草率地推翻既有的說法，很可能只是帶來混亂和消極的影響。

司母戊鼎體現出商朝有非常高超的科技水平，超出了現代人的想象

“司母戊鼎”之所以是國寶，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它個頭大，年紀大，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它還反映了3000多年前，商朝時期發達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根據最新的測量結果，整個司母戊鼎長116釐米，寬79釐米，高113釐米，重量有832公斤。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即使在今天的很多金屬冶鑄工廠利用大型機械來鑄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3000多年前，商朝人居然就已經能夠完成這樣高難度的青銅鑄造任務了。如果按當時的科技水平來看，司母戊鼎絕對是高科技產品。

我們就分別來說說青銅的冶煉和鑄造。先說鑄造，考古學家已經證明，當時的工匠能夠做出這樣的大鼎，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一種工藝，就是“模範法”。我們就來簡單說說這個工藝的流程，同時解釋一下這兩個詞。

首先，需要用泥土做一個和要做的那個青銅器大小，花紋、形狀都一樣的器物，然後燒成定型；有時候也會用石頭雕刻。得到的這個器物就是“模範法”中所說的“模”。模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第二步，需要用泥土給這件做好的器物模型360度無死角地貼上一件“緊身衣”，這樣就會把整個器物的形制，包括花紋都翻印到那件泥土“緊身衣”上，這個“緊身衣”就是“模範法”中所說的“範”。之後，還需要小心翼翼地把外範分成好多塊，再取下來。取下來之後的範，也得經過高溫燒製，定型之後才能使用。

第三步，這些分塊的外殼都燒好之後，要把它拼接起來固定好。之後，把青銅溶液灌到這個外範裡，等到青銅溶液充分冷卻之後再砸掉陶製的外範，一件青銅器的主體就誕生了。

在今天的一些生產金屬器物的作坊和工廠中，模範法也依然在使用，基本的方法和工藝都沒有太大變化。也就是說，至少在3000年前，我們就已經有了成熟的器物製作工藝——模範法。而且，我在這裡描述的還只是模範法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是要鑄造像司母戊鼎這種大型器物，情況往往更加複雜。比如說，外殼的拆卸、固定等過程都特別繁瑣。再比如，青銅器的很多配件還需要單獨製作出來以後再接上去。就像司母戊鼎的鼎耳就是單獨鑄造後再接合到鼎身上的，這種接合的工藝，在現在來看也不那麼簡單。而且，從殷墟鑄銅遺址出土的大量用於打磨的砂質磨石、石刀等工具來看，青銅器在鑄造完成之後還要進行細緻的打磨。

說完了鑄造工藝，我們再來講講冶金工藝。前面我們說了，在模範法的第三步，需要把青銅液體灌進外範。這個步驟可不簡單，它需要工匠完美地掌控青銅在融化、凝固時的形態變化，同時還能在青銅器的柔韌和堅固程度之間找到平衡，這就需要當時的工匠掌握很高超的冶金技術，比如要把握溶液裡各種金屬的比例。青銅並不是一種單一的金屬，它是銅、錫、鉛三種金屬的合金。從取樣分析的結果來看，司母戊鼎裡銅、錫、鉛的比例分別是：84.77%、11.64%和2.79%，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個比例也已經相當科學了。

另外，司母戊鼎所體現出的這些高超的工藝，絕不可能是偶然的成就。除了司母戊鼎之外，我國的考古學家還發掘出了大量商朝時期製作的工藝精良的青銅器。這說明，司母戊鼎代表的科技水平是當時社會的普遍水平。考古學家還發現了很多商代銅礦遺址和青銅器鑄造的作坊遺址，這就證明當時製作青銅器是一套穩定的生產系統。

綜合以上三點，我們不難作出這樣的判斷：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作為國家工業的青銅鑄造行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生產體系，有極高的鑄造和冶金水平。我們難以想象，在沒有現代科技支持的情況下，這些工作是怎麼完成的，所以說，歷史的真實的情況真的會超乎我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