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在過去幾個月裡可以說被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比如Google高管強迫老人離開自己的家園，企業創始人被指控對女性進行性騷擾，還有倒賣餐廳訂座和停車位的創業公司。儘管現在出現了各種關於“JerkTech”的批評新聞，但我相信整個硅谷從根本上來講還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總是在嘗試為世界創造機會，而不是埋沒機會。
比如我們可以看看硅谷的產業對待文憑的態度是如何的開放和民主，特別是在教育方面的文憑。時至今日，對應屆畢業生來說最重要的文憑依然是他們就讀的院校、GPA、專業和實習公司。不過很多這樣的文憑都是不容易得到的，在過去幾十年以來，普通大學的學費一路飆升，而且大部分行業的實習崗位只會提供微薄的酬勞（除了我們這個行業之外，甚至連高中生都可以每個月賺幾千美金）。
現在已經有些名人在嘗試改變這一現狀。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經警告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可能會造成“大學泡沫”，他以個人的名義成立了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該獎學金每年會向20位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提供10萬美元的獎學金，鼓勵他們離開大學校園去踐行自己的想法。
蒂爾也不是唯一希望改變社會對大學文憑的執迷的人。像Coursera和Udacity這樣的大型公開在線課程（MOOC）的目的就是將課程中學到的知識獨立於學生的畢業文憑。這些MOOC都會提供它們獨立的憑證體系，以後它們可能會為工人階層提供另外一種文憑的選擇，因為這種文憑無需花費太高的成本就可以獲得。
然而，硅谷所做的事情主要都是圍繞如何改變文憑的形式，而不是先降低人們對它們的需求。對於那些希望建立一個更加精英和開放的就業市場的企業家來說，這是他們正在面臨的嚴峻難題。
就業市場一直處於僧多粥少的狀態，因此人們對市場上最好的工作崗位的競爭也愈演愈烈。隨著技術不斷提升國家的生產力，工人階層能夠獲得的好工作已經變少了（下文會討論更多這方面的數據）。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人口仍在繼續增長，根據人口調查局的預測，到2051年的時候，美國人口將會從現在的3億上升到4億。
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之下，文憑在篩選人才方面起到的作用甚至比以往更重要了，這就跟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馳。雖然我們都不願意放棄生產力發展的成果，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改變文憑在經濟中的作用的話，硅谷就應該放更多的資源到恢復就業市場的平衡之上，而不是僅僅改變文憑的載體。
生產力危機
Gallup的主席吉姆·克里夫頓（Jim Clifton）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下一場世界大戰將會為爭奪好工作而打響。”他非常強調“好工作”的重要性，這種工作的定義是能夠通過勞動交換穩定收入的工作。政策制定者正在面臨一個挑戰，就是現在的好工作在整體工作崗位中的比例逐漸減少，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都因為技術對生產力的推動和經濟規模的發展造成的。
雖然美國政府所關注的通常都是失業率，把它看成是國內經濟健康的晴雨表，但這是一個極具誤導性的數據，因為它假設的前提是隻要有工作就會比沒工作要好。我們可以從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中看出，國內經濟新增的崗位當中有越來越多的“壞工作”——那些收入非常不穩定、福利微薄而且升遷空間不大的工作。
這是一個由硅谷的驚人技術發展帶來的生產力危機。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更高的生產力都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我們需要更少的勞動力就可以得到同樣產出，在不用增加工作負擔的情況下也可以享受更多經濟發展的成果。
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成果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是更多地集中到少量精英階層的手中。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正在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幾乎都是更低層階級的工作。儘管我們有社會保險和困難家庭臨時援助計劃（TANF）這樣的納稅和收入調節手段，但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制可以保證那些被精英階層拋棄的工人還能過上體面而穩定的生活。
硅谷最近似乎也開始深入反思這個問題。就在這個星期，Google的首席執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與風險投資人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討論了每週40小時工作制的未來。Mashable引用了佩奇所說的話，“……每個人都需要通過辛勞的工作來滿足其他人的需求，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他表示雖然人們需要工作來獲得“被需要的感覺”，但是如果想解決當前的就業危機，我們不僅要限制工作崗位的數量，還要降低每週工作時間，
技術當然可以用於找到更多的工作崗位，特別對於那些希望將幾份兼職工作安排成全職工作時間的人。我在今年曾經預測過這種工作模式，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硅谷似乎有機會完全顛覆工作完成方式的定義。
不過這些希望和機會並沒有改善美國家庭正在面臨的現狀。生產力的發展讓很多人都與社會經濟脫節了，但經濟還是會照樣發展下去。這就意味著好工作會變得越來越少，即使大學畢業生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
影響深遠的文憑
硅谷與文憑之間的關係其實很複雜，它經常提倡“精英管理”（meritocracy）的民主精英主義，強調證實可行的結果和做出產品實際能力。但實際上它還是會堅持其他行業所採用的文憑體系，就是說大學的名氣在就業市場中有著畸形的重要性。
這對於彼得·蒂爾這樣的人來說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他擁有斯坦福大學的兩個學位，卻希望通過蒂爾獎學金鼓勵其他人輟學。更加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很多這樣的輟學者最終還是重返校園了，我們在本週也報道了這個現象。
我們現在來談一下文憑本身。我之前沒有對它做出足夠的定義，就業市場的文憑就相當於一個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預測。由於僱主不能通過真正的工作表現來評定一位應聘者（實習生是一個明顯的例外），所以他必須依靠應聘者過往的數據來預測他能否勝任某個職位。
在理想的情況下，僱主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深入瞭解應聘者的經歷，閱讀他的大學論文成果和他在GitHub上面的貢獻。但事實上僱主是無法承受這樣的調查成本的，尤其是現在求職者的激烈競爭也增加了應聘人數的規模。
這樣的話，最好的文憑就相當於優秀的標誌。這些文憑可以用來將應聘者區分成兩類，一類擁有較高的成功潛能，另一類的潛能會更低。從更加狹義和準確的定義來看，第一種的應聘者就是更加優秀的。如果有一份文憑可以從所有應聘者中篩選出一個人，同時能夠保證他能夠完全勝任某個職位的話，那麼這份文憑就是最完美的。
但是在一份優秀的文憑當中，標誌作用只是一部分的因素，他人的認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某個計算機科學大會上展示過一份研究論文將會是一項值得稱道的經歷，但如果沒有僱主可以理解這次演講的意義所在的話，那麼這項經歷在就業市場當中就幾乎沒有價值了。所以現在的情況是真正有實力的人沒有得到認可的文憑，但是類似文憑的人又太多了，從而降低了這些文憑的價值。
如果想了解一下這些文憑的數字有多少的話，我們可以看看像哈佛和斯坦福這樣的頂尖大學的錄取人數，US News綜合大學排名中的頂尖院校基本上每屆都會增加1,000到1,700學生，不過加州理工學院是個例外。實際上只有排名16的康奈爾大學和排名20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明顯沒有跟隨這個高校擴招的趨勢。
除了擁有標誌和認可的作用之外，一份文憑還需要簡單易懂和可以進行多方位比較。讓工程師團隊審閱應聘者的源代碼可能是瞭解他的工程師潛能的最好方法。但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如此大量的數據通常都會通過GPA或者GitHub分數這些簡單的數字來反映。這種做法在表面上可以更加“客觀”地比較應聘者，
如果這三個因素真的是這麼重要的話，那麼創業公司現在有著非常好的機遇可以改變文憑的定義，正如有多家創業公司都在利用更好地數據來評價個人的信用價值，從而顛覆FICO信用評分的體系，那麼顯然會有更好地數據可以改變招聘員工的方式。想象我們可以利用應聘者提供的所有個人經歷數據，然後使用機器學習來判斷少量應聘者的水平，比如像Gild這樣的創業公司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硅谷現在的問題在於，文憑不僅僅被用作招聘的手段，還成為了一種社會認同的方式。各行各業的公司，包括Google、麥肯錫和高盛都希望選擇擁有特定文憑的畢業生，從而保持這家公司的“文化”或者“適應性”。實際上像管理諮詢這樣的行業在招聘時完全是根據文憑來判斷應聘者的。客戶通常都會關注他們聘請的專業人士的文憑，他們在評判自己的律師、銀行家或者投資人時肯定不會參考創業公司提供的參考指標。
考慮到這些因素，企業依然會繼續要求它們的應聘者具備特定的文憑，因為這樣可以讓它們的招聘工作更加簡單，還能保持它們特定的企業文化，如果使用其他方式的話會加大它們的工作難度。
從需求方解決文憑的問題
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新增的好工作變得越來越少，而且我們也知道企業們更喜歡擁有更好文聘的應聘者，因為這樣做會更加簡單和安全。因此，在嚴峻的就業市場當中，文憑對於那些獲得穩定工作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隨著有限崗位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進入特定崗位的標準也會提高，這就意味著某些文憑在找工作的時候會變得更加重要。
美國大部分中產家庭都非常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學，即使這些孩子對這條發展道路不感興趣。現在幾乎所有的專業工作都需要本科學位，即便是這只是一個職能簡單的工作。
從這些分析結果來看，我認為那些創業公司努力的方向是不對的。它們應該更加專注於提供更多好工作，而不是儘量降低文憑在應聘工作時的重要性，或者將這些文憑轉化成一些更加開放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就業市場的勞資需求變得更加平衡的話，那麼文憑的價值自然就會降低。
我們可以在法律服務行業的就業市場看到一個完全相反的趨勢。這個領域最頂尖的崗位幾乎只會提供給美國法學院排名前14位院校（T-14）的畢業生。法律行業不同層次的崗位所獲得的回報有著巨大的差別，我們可以看看這份來自全國法律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Placement）提供的圖表，在頂級律師所工作的律師每處理一個案件可以獲得大概160,000美元的收入，而普通律師 的案件收入卻只有50,000美元左右，現在有些律師甚至還是按小時收費的。隨著大量新律師的湧入，法律文憑對律師的收入有著難以置信的影響，這點跟硅谷的工程師不一樣。
文憑是我們評判應聘者的重要標準，有些創業公司正在試圖改變這種文化，不過它們難以說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採用它們的新標準。但是我們確實有能力將文憑的重要性降低，我們要做的只是為人才提供更好的工作崗位和更高的競爭力。（譯：conside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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