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著名的維新派人物康有為於1876年鄉試落榜後，到禮山草堂拜在當地宿儒朱次琦先生門下。此前，他曾跟隨過六七位老師，但直到朱次琦門下，“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1908年，康有為撰寫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寫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為宗，以無慾為尚，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而以經世救民為歸。”康有為素有大言之嫌，但以上幾句話倒不為平實的評價。
朱次琦，字稚圭，號子襄，世稱九江先生，廣東南海縣人，清代廣東名儒。朱次琦與其弟子門人簡朝亮、康有為一起形成廣東重要的儒學流派“九江學派”。簡、康以其開館講學、學術著述在傳承、嬗變兩個方面延續了“九江學派”的學術生命。1902年以後，簡氏門人黃節、鄧實，康門弟子梁啟超， 從不同的方向發展了九江學派的優良傳統，在他們後來的學術成就上都能看到九江之學的印記。
朱氏講學，注重道德和氣節的培養，認為明末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是可行於天下的氣節之作。他指出，讀書的目的在於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於處事，從而使學生能夠“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他主張在學習內容上要儘可能全面，根除漢學、宋學間的門戶之見，歸宗於孔子，他“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鹹推為人倫師表雲。”史書評價他的學問有四個字，“平實敦大”。
當時的學界，治《春秋》是廣東經學的顯學，但基本是承襲中原地區《春秋》學多索隱考據少論述的傳統，而九江之學的詮釋學新局面不僅為《春秋》學別開生面，而且也大大影響了康有為等人的精神氣質。
朱次琦對清政腐敗，風俗頹弊，甚為憤慨。平生講學，以振俗為己任，每談及時政，常以紙扇擊案，痛斥其非。同治初，特旨召用，婉然辭謝，表示棄絕官場。粵中大吏屢聘他主講學海堂，均辭不就。他教門人摒棄虛名，嘗謂“文章不關學術政治之大，則不必作”。 朱次琦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五史實徵錄》、《晉乘》、《蒙古見聞》等，詩集有《是汝師齋遺詩》。然而令人驚奇和遺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燬了自己的全部書稿。
朱次琦先生臨終為何有這種舉動，說法不一，一種是說他彌留之際，在神志不清。這個不能令人很信服。還有種說法是因為康有為是朱九江的學生，而康有為變法失敗後遭到清朝政府的追捕，朱九江的後人害怕朱家受到牽連，為了不被人抓住什麼把柄，就把朱九江的著作全部燒掉了。這個有些道理，儘管康有為是朱次琦的學生，但具體到朱自己的文集裡有多少主張維新變法的東西不好說。還有第三種說法是朱九江自己對學術絕望了，認為自己的研究於事無補，讀再多的書，寫再多的著作，教出再好的學生都解救不了人民，一氣之下，把自己寫的書全部燒掉了。這個按照朱先生的性格和思想境界倒是極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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