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語/千百年來，憑藉大海的聯繫，中國沿海居民與海外許多國家和地區有著不同形式的交往，物產豐富、經濟和文化發達的中國，在古代亞洲海洋貿易網絡中發揮積極作用。由於海陸相連，中國特別是閩粵地區與東南亞各地的商業和文化交流更是綿延不斷，持續至近現代。
今年11月初，第三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協定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這一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日、韓、澳、新、印六國共同參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若能成功，將涵蓋約35億人口，GDP總和達23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量的1/3左右，本區域也會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
不過，隨著印度由於種種原因表示退出RCEP，日韓兩國經貿摩擦依然難解，外界對這一協定的談判進程會否受到影響不免有所擔憂。在此重要時刻，我們一方面要回顧明清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密切的經貿往來，另一方面也將審視過去數百年間在“西風東漸”大氣候下亞洲貿易網絡經歷的起伏波瀾。
16世紀初葉，安南進入分裂割據的“南北朝”（1527年~1592年）和鄭阮對峙（1533年~1592年）時期。南方阮氏所擁有的疆域、人口、資源都遜於北方鄭氏。為與北方爭雄，阮氏不斷南向侵吞占城，同時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允許外國商船到會安等開放港口貿易，並集中管理，壟斷經營，以收商利，“一以備軍需，一以供國用”。
阮氏統治下越南中部的順化—廣南地區，又稱“廣南國”，是17~18世紀亞洲東部重要的海洋貿易區域，東西方各國商人都在這裡活動，並留下不少文字記錄和歷史遺蹟。
越南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聯繫極為密切，會安自開埠就是中國商人與東南亞貿易的跳板和基地，中國商品不斷運往廣南，轉銷其他國家。
“廣南則百貨無所不有”
越南中部瀕臨中國南海，狹長的平原，因山脈分隔形成地理阻隔。但河流眾多，水量豐沛，多呈東西走向，流入南海，形成許多優良的深水海港。位於廣南—峴港省秋盆河入海口的會安，憑藉獨特的區位優勢、資源條件及政策支持，包攬了廣南的對外貿易，迅速崛起為廣南國內外商品的集散地，也發展成本區域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
越南中部沿海地區為熱帶海洋性氣候，每年從北方吹來的秋季季風和從東南吹來的春季季風，使沿海海港成為各國海商慣常的落腳點，明清時期的會安、峴港都曾經是南海貿易的重要樞紐。
正如清初曾訪問會安、順化的中國僧人大汕所言：“大越國會安府者，百粵千川舟楫往來之古驛，五湖八閩貨商絡繹之通衢”。越南順化大學學者杜鵬也說，16世紀中葉順化—廣南地區的人們很喜歡中國貨，經常可以發現貴族和平民們使用繪有中國龍鳳圖案的碗和盤子，富人和窮人都穿著紅色或粉色的衣服，男孩們手持著中國扇。
會安百貨叢聚，貿易最盛，中國商人是那裡的老主顧。越南知名學者黎貴惇（1726年~1784年）在《撫邊雜錄》一書中介紹18世紀廣東船商往會安等港埠貿易的情形：
廣東船商客有姓陳者，慣販賣。伊言：自廣州府由海道往順化，得順風只六日六夜，入大佔海門到廣南會安亦然。自廣州往山南只四日夜，但山南迴帆惟禹糧（中藥材）一物，順化亦只胡椒一味。若廣南則百貨無所不有，諸番邦不及；凡昇華、奠盤、歸仁、廣義、平康等府及芽莊營所出貨物，水陸船馬鹹湊集於會安，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販回唐。貨物之盛，雖巨舶百隻，一時運載，亦不能盡。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著名東南亞史專家尼古拉斯·塔林主編的《劍橋東南亞史》指出：
會安港，是17世紀初期南越的主要貿易中心，由日本人和中國人居民區組成。到1695年，中國人仍占主導地位，他們經營著10~12條中國商船，每年都從日本、廣東、暹羅、柬埔寨、馬尼拉和巴達維亞駛抵這裡。
1617年12月18日，荷蘭東印度總督柯恩在向東印度公司本部遞交的報告中說，“廣南具有極為良好的港灣及停泊地，每年中國人在該地同日本人進行貿易”。
1634年11月24日，駐日本平戶的荷蘭商館長克凱巴凱爾送至巴達維亞的報告中說，數艘日本商船運載大批貨物到東京（今河內）、廣南及柬埔寨後返航，“前述船隻從柬埔寨帶回來約四萬張鹿皮、一些鯊魚皮、臘、蘇木、漆、象牙、錫及胡桃等，從廣南進口五萬斤生絲、絹織物（大部分是由廣東及其他各省中國人帶至該地）和土特產絹物，自東京而來的一隻船帶回十萬斤生絲及絹織物，他們通過這種航海貿易及投入資本，獲得了比去年更大的利益”。
由此可知，廣南進口的生絲、絹織物，大部分由中國商人提供，集中在會安，再轉銷越南國內和海外。
“應照東洋之例，聽商賈貿易”
清初實施海禁，但與越南的商業往來並未斷絕。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開海貿易，並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於廣州、廈門、寧波、溫州雲臺山，沿海商舶遍及占城、暹羅、真臘（柬埔寨古國）、滿剌加、渤泥（今文萊）、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群島（今屬菲律賓）、琉球等國家和地區。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規定除東洋准許照舊貿易外，不準商船前往南洋呂宋等處，違者嚴拿治罪。但是，安南“地處西南，與內地毗連，與呂宋等國相隔遙遠，應照東洋之例，聽商賈貿易”。中國商船往安南貿易“不在禁例”，這對中國與廣南貿易是有利的。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李塔娜在研究中注意到，17~18世紀每年從中國駛往越南南部各港口的船隻有10~15艘，18世紀40~50年代，進入當地的中國船隻每年更多達30艘，會安是中國商船在廣南貿易的主要港口。
美國學者範岱克從荷蘭、瑞典等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發現，廣東十三行有些行商和其他商人出資造船，在粵海關監督下前往東南亞等地貿易，潘啟官等著名行商、瑞典的高級官員、澳門的葡萄牙人、亞美尼亞人及英國私商，都曾涉足這一市場，或出資贊助這些貿易活動。1761年~1770年，有27~37艘帆船經常從廣州港往返東南亞各港，其中廣南最多，有34次，交易也主要集中在會安。可以斷言，18世紀會安港與廣州之間的貿易往來是相當頻繁的。
範岱克列舉了1761年中國帆船從東南亞港口運走的31種商品，包括各種製造傢俱的木材，薰香用的香料，不同種類的草藥、肉乾和魚乾，食用燕窩、魚翅、鯊魚皮和海參，共約44500擔，其中來自廣南的商品有18種，18260擔，佔商貨總量的41%。
聯手開發 造福中南
會安獨佔廣南對外貿易鰲頭，從開埠到繁榮大約經歷了100餘年，至18世紀末，由於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進出港區困難，逐步轉移到其他港口，會安對外貿易漸趨衰退。
妨礙會安貿易持續發展的，還有燃遍全越的西山戰火。1771年，出身西山地區的阮家三兄弟起兵推翻了廣南國阮氏的統治，之後一路擴張，先後殲滅北方鄭氏政權以及後黎朝，基本統一安南全境，建立西山政權（1778年~1802年），掌控安南北部的三弟阮文惠稱帝，受清廷冊封為“安南國王”。西山政權規定西洋商船停泊島會安北面的海港峴港，直接導致其外貿中心地位的失落。
西山政權因兄弟內訌走向衰落，1802年被廣南王侄兒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撲滅，峴港也取代會安成為阮朝對外貿易中心，並且拒絕洋人長期居留 。貿易中心的轉移還與阮朝拓土南疆、致力於南部開發有關。18世紀中葉以後，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地區逐漸納入廣南阮氏版圖，這一原來比較落後但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在越人、華人、高棉人、占人、馬來人共同開發下，形成富庶的農耕區、人煙稠密的鄉村市鎮和外商雲集的貿易港口，後發優勢逐漸突顯出來，成為中南半島新興經濟區。
各國商人在越南的活動也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越來越多“清人”“清商”進駐湄公河三角洲。正如英國著名華僑史專家巴素所說，暹羅灣和中國南海之間的越南中部地區，在國際航線上擁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便於接納華僑的來臨。本區的經濟情況——擁有肥沃的稻米產區，便利的水網交通，發達的國際貿易——對大部分經商的華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世紀初，會安雖喪失了對外貿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但仍然是越南中部商業重鎮，繼續發揮著溝通南北的商業樞紐功能，市面相當繁富。直到20世紀初，還有不少中國商人住在這座曾經顯赫一時的“廣南港城”。據1909年刊刻記述阮朝版圖的《大南一統志》所載：
會安、明鄉二社，南濱大江，岸兩旁瓦屋蟬聯二里許，清人居住有廣東（廣府）、福建、潮州、海南、嘉應五幫，販賣北貨。中有市亭會館，商旅湊集。其南茶饒潭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會也。
本文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編。內容選編自《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係史研究》，文字略有改動，標題為本版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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