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7日，鄭儒永、黃河兩位先生前往銀行，向中國科學院大學教育基金會捐款150萬元成立鄭儒永黃河獎學金基金，用於鼓勵學生積極從事科研工作。除了捐給中科大的教育基金，他們還先後給北京海鷹脊柱健康公益基金會捐款30萬元，用於貧病脊柱患兒的手術救治。
鄭儒永是我國著名系統真菌學家，1999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5位潮陽籍中科院院士中唯一的女科學家。她的老伴黃河是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他們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科學，從選擇科研報國，到成果享譽國際，無愧家國。如今依然默默無聞的為我國的科研事業發揮餘熱，他們是值得尊敬的、純粹的科學家，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稱讚！
鄭儒永、黃河赴銀行捐款成立獎學金基金
鄭儒永院士
黃河研究員
鄭儒永、黃河伉儷
出身名門，心繫科學
1931年鄭儒永生於香港，其父鄭鐵如是蜚聲海外的傑出金融專家，辛亥革命後留學美國，回國後在中國銀行工作50餘年，逝世時周恩來總理發去唁電錶示深切悼念，中央特派專機護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其母謝紉瑜，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出身江蘇武進謝家，亦是名門閨秀。在這樣一個充滿愛和陽光的家庭裡，鄭儒永逐漸養成了高雅娟秀的氣質、溫和善良的品格。黃河的父親在法國學工程得到工程師銜，又拿到文學博士學位，具有厚實的理化基礎和文學底子，其母也具有很好的國學底子。
1960年周總理會見鄭鐵如（前排左二）等
年輕時期的鄭儒永
1941年香港淪陷後，鄭鐵如因不願與日本合作，被日軍囚禁，鄭儒永隨全家輾轉祖國內地，在顛沛流離的歲月裡，她堅持學習完成中學學業。為了讓父母安心，她放棄了一直心儀的清華大學，改考校址設在廣州的嶺南大學農學院，入學成績第一名。抗日戰爭勝利後，黃河到上海考大學，先後被光華大學、金陵大學、清華大學和廈門大學錄取，最終進入清華深造。在科系的選擇上，他們都沒有選擇父輩的老本行，而是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生物學專業，自此踏上了為之奉獻一生的科學道路。
心思沉靜，埋頭科研
1953年鄭儒永大學畢業，正是國家剛剛解放、最需要建設人才的時候，她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選擇服從學校分配至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這個在別人眼裡很“傻”的決定，鄭儒永卻有自己的考慮：“人不能只為自己的前途著想，應該服從國家的統一分配。”黃河研究員亦是如此，因反細菌戰的需要，他憑自己的一腔熱情，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用實際行動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他通過實驗鑑別了美軍飛機在朝鮮北部及中國東北投擲的帶菌植物病原體，結果均記錄在《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及附件》一書，並在反細菌戰的展覽會上公開發表。
由於鄭儒永是一個香港小姐，照片還是燙頭髮的，院裡導師擔心她不能吃苦，不敢要她。最終戴芳瀾先生不得已將其留在了自己的工作組，鄭儒永被安排在標本室學習工作，主要是整理從各單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萬號標本，同時還要處理全室與課題外群眾的書信往來。聽上去，這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實際上，這也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在別人眼中，這甚至是最單調、最“低級”的工作。
鄭儒永沒有一絲一毫後悔，也沒有一絲一毫哀怨。相反地，她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完成每一份標本的整理鑑定工作。鄭儒永回憶這默默無聞、潛心研究的四年，臉上常常帶著幸福又平和的笑容。她說：這是心思沉靜的四年，這是紮實積澱的四年，讓我有了更多“充電”的機會。在這四年裡，鄭儒永在科研的沃土裡紮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許看不到她的成長，但有了這深厚的積澱，她能夠比別人走得更遠，攀登上別人不可企及的科學高峰。鄭儒永一直致力於真菌分類系統的合理化與完善，保持初心觀察和研究真菌的世界，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多才多藝的鄭儒永也曾有很多愛好和天賦，但是，為了全心全意搞好科研，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設計、繪畫、音樂等在她的生活中漸漸隱退，讓位於日復一日的研究工作。她曾說：“做過科研的人都知道，做科研是很花時間的，必須全力以赴。我早就沒有工夫管那些個人愛好了。”她的老伴黃河研究員愛好也很多，但他始終記得湯佩松先生說過，千萬不要有了一點成績後，就買一支獵槍去打獵，或打高爾夫，那樣工作就不會進步了。林傳光先生也說過，科研工作者沒有八小時工作日，要把全部時間用在思考科研上。他都牢記在心，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絕不迷戀那些愛好。
1953年鄭儒永到中國科學院入職報到留念
1953年，戴芳瀾先生和真菌植病室人員攝於羅道莊原北京農業大學（前排左三為鄭儒永）
鄭儒永與老師戴芳瀾先生一起觀察真菌
迎難而上，享譽國際
經過長達四年零十個月的考察，鄭儒永終於得到治學嚴謹的戴先生的認可，同意她離開標本自己選題做真菌學研究，正式從“幕後”轉到“前臺”。1958年院所合併後，鄭儒永跟隨應用真菌學研究所進入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從此，她便一直在這個所辛勤工作，五十多年，從未離開。最初鄭儒永也不知道要選擇什麼，她就問戴先生：“什麼菌最難啊？我要做最難的，別人沒做，或者做過的人不一定問題解決得很好。我要麼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回顧科研生涯，她曾提到：“作為祖國培養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工作面前不能挑挑揀揀，要知難而上，面對艱苦的工作要迎頭挑起重擔，要選擇有一定困難的相對不那麼容易的工作來做，這樣不僅會鍛鍊自己，也會做出一定的成績，不辜負國家的培養。”
戴先生治學極為嚴謹，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對於發表論文和著作。他認為，寫意義不大的文章浪費紙張，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錯的文章是害人，因此文章不在多而在質量，而且文章絕對不能草率投稿，必須再三修改，直到找不出問題。因而，在戴先生的指導下，她完成一篇論文往往“數年磨一劍”，整個科研生涯發表的文章數量上並非特別多，但是每一篇都是質量極高的精品。
紮實的專業基礎，勤奮好學的精神，加之研究所和導師戴芳瀾先生高強度的專業培訓，鄭儒永的學術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73年，戴芳瀾先生病逝，鄭儒永在極其悲痛之餘，用一己之力，擔起整理戴先生遺著的重任。鄭儒永對待科學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思路開闊，善於獨立思考，不畏挑戰權威，在研究領域取得累累碩果。她用女性特有的認真細緻和執著堅忍，為我國真菌分類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論著得到了國際著名專家的廣泛讚譽。時至今日，鄭儒永關於白粉菌科的屬級分類系統，仍保持國際領先水平。
年輕時的鄭儒永
鄭儒永與實驗室的同事們合影
1978年作為“中阿文化交流協定項目”組長赴阿爾及利亞
吃苦耐勞，腰桿很硬
作為一個出身大家族的名門閨秀，鄭儒永身上絲毫沒有富家小姐的嬌弱之氣，面對科研，她不怕困難，堅忍不拔，敢於挑戰。她曾經這樣說過：“如果你做那些一點沒有困難的工作，那才叫淡而無味。我就願意挑難一點的工作做。因為有難點，你才有東西去解決，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在實際工作中，鄭儒永經常要到偏遠的山村和林區去採集真菌標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雙肩挑。在野外，她也經常風餐露宿，吃野菜，吃野蘑菇。她總說：“不能因為你是一個女同志，就提出什麼特別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應該害怕的，就是吃苦，最應該習慣的，就是吃苦。”
如今鄭儒永院士已經度過她88歲壽誕，在耄耋之年，她仍然沒有絲毫懈怠，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蹣跚地走過車流熙攘的馬路，來到實驗室。她有一臺很古老的顯微鏡，她每天陪伴顯微鏡的時間甚至超過了陪伴她的老伴黃河研究員。正是在顯微鏡前忘我的工作，使得鄭儒永院士患上了骨質疏鬆和腰椎半滑脫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釘上”了兩根鋼柱和9顆鋼釘，醫生告訴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時，其餘時間只能站著或者躺著。有學生打趣道，鄭院士的腰桿現在是最硬的了! 因為真菌標本的觀察和鑑定需要在顯微鏡前長久保持一個姿勢，從那時起她老人家墊高了自己的辦公桌和實驗臺，每天站立八個多小時，一站就是十幾年。對於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來說，如果不是對工作特別熱愛，如果沒有超越常人的執著與堅持，很難想象可以做到這一點。
鄭儒永院士在工作
承先人之志，啟後世之風
戴芳瀾老師培養學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學生解決研究課題的具體問題，而是要求學生看大量的文獻，不斷給學生打下堅實的基礎，要求學生對學科的認識要廣。他指導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啟發式，讓學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貫通。鄭儒永對學生的教育方式也是與眾不同的。她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既秉承老師戴芳瀾的嚴格，又給予學生悉心的關懷和指導。“入門的時候，對有困難的學生要幫他們一把。科研工作十分艱苦，只有坐進去，到了一定境界，才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我希望能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她所培養的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均已以優異成績取得學位並在科研中發揮重要。
鄭儒永院士在教學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鄭儒永先生出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香港，父親是著名的銀行家、金融家，從小家庭條件優渥，可是她絲毫沒有富家大小姐那種嬌慣之氣，反而生活樸素平淡，執心恬靜。鄭儒永說：我父親廉潔得不得了，也“迂腐”得不得了，我可能遺傳了他的這些特點吧。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工作裡，鄭儒永都非常節儉，在保證做好科研的前提下，絕不多花國家一分錢。相反，他們夫妻把畢生積蓄全部捐贈給了國家需要的地方。
即使身為院士，“功成名就”的鄭儒永從沒有在任何地方兼職，從不拿工資以外的報酬。“遇到不能推脫的請求時，我會幫助他們，不過這些都是白乾的，不會收任何報酬。”他們清廉的品質、淡泊名利的態度和樸素簡單的處世原則令人肅然起敬，這才是真正的時代楷模，科學大家，國之棟樑，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榜樣！
作者：趙倩 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 鄭儒永院士簡介，中國科學院學部網站
2. 紀海麗：《鄭儒永院士：名門俊彥自在行》，中國科學報，2016年3月21日
3. 身邊的科學家｜口述歷史：記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員黃河，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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