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9日，我和同學們乘專列，下到了內蒙古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白廟子公社劉家營大隊第二生產隊。劉家營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委會轄村，地理位置不屬於偏遠地區，距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只有30多里路，交通也較方便，比起多數知青進山區、到牧區，條件算是不錯的。
剛到農村時，一切都是陌生的，吃的、住的都不習慣，農活兒技能更是從頭學起，每天下地與社員們勞動，與社員們一樣掙工分。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知青小組集體飯。下去的頭一年，政府對我們實行供給制，雖然下地勞動腰腿胳膊疼，手上起繭子打血泡，但“革命精神”鼓舞著我堅持了下來。收工後村裡派社員大師傅做好了飯，吃現成飯又省事又香。內蒙古冬天來得早，在土地封凍季節，我們都能回北京住兩個多月，春季開種時，我們再回到內蒙古。
第二年政府取消了下鄉知青的供給，改為自食其力，掙工分，按勞取酬，自己燒炕做飯。這時，一個髒、臭、累的勞動項目出現了，隊裡養豬場缺人手，要知青自願報名，我和張玉忍同學商量後報名養豬，從此豬場多了兩個來自北京的養豬姑娘。養豬場規模不算大，最初有30多頭豬，以養殖繁育母豬為主。有六七頭基礎母豬，公豬一頭，按豬齡大小飼養，懷孕母豬一豬一圈，其餘兩豬一圈，小豬斷奶後，五六隻一圈或一窩一圈。後來發展到四五十頭豬。現在想來，那時還是比較原始和粗放的飼養方式。
豬場共有3個飼養員。領頭的是一位50多歲的農民，我倆叫他“老頭大爺”，大高個兒，不愛說話，對我們很和藹。我們每天的工作是按比例攪拌豬食，擔上拌好的豬食倒進豬食槽，每天早、中、晚喂3次。盛豬食的鐵桶有30斤重，我使盡力氣才能提走。每天清理豬圈一次，先用鐵鍬將豬屎鏟到一堆，再用筐裝滿倒在固定的糞堆上，然後用掃帚把豬圈掃一遍。冬天要煮熱豬食再喂，還要特殊照顧懷孕母豬。母豬產小豬，我們就日夜守候，因剛產的小豬會被老母豬壓死。當然動手接生的事就由“老頭大爺”做了，我們只打下手。
養豬要過三關，每一關都由“老頭大爺”帶著我們，手把手地教。首先是呼吸關，豬圈的屎尿酸臭惡臭撲鼻，不敢呼吸，更不敢深呼吸，可是沒有辦法，這就是工作，空氣的事情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開，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感覺不那麼難聞了。第二關是擔水擔食提桶關，每天擔幾趟，六七十斤的水食，對於我們城裡沒挑過水的女孩子，開始肩疼腿軟還是吃不消的，不過後來就不那麼吃力了。第三關是餵豬關。豬圈裡有食槽，我們在外面拌好食，用桶往豬圈裡提，豬鼻道很靈，也許是條件反射，每到餵食時，總是快速跑來爭食、搶食，等不到倒進食槽，就往桶上身上拱，一次我給兩頭豬餵食，剛開柵門進去，兩頭豬就來搶食，我躲不及，一下摔倒，豬食灑了一地，我身上全是屎尿，站起來的時候又摸了滿手豬屎，當時氣得要哭了。
經過幾個月與豬相伴，我心裡喜歡上養豬，想著怎樣改進養豬方法，讓豬吃得飽，吃得好，長得快。在回北京探親的時候，到書店買了科學養豬方面的書，認真尋求科學養豬的新方法，從中我讀到了發酵飼料養豬，這在當時內蒙古農村還是剛剛推廣。回到豬場後向隊裡提出搞科學養豬，隊裡很支持，又從北京郊區買回兩頭長白種公豬，四口特大瓷甕，每瓷甕能放五擔水，加了口徑有一米多的煮食大鍋，還在豬場打了一口機井，買了粉碎機，鍘草機。就當時經濟條件看，隊裡是盡了力的。得到隊裡的大力支持，我們的積極性可高了。
我們按科學方法，把玉米稈、麥秸等粉碎，把曲種、麩皮、糠皮等分層放進大缸裡壓實發酵，三四天就能聞到酒麴味道，這是豬最愛吃的。這種發酵飼料豬肯吃，上膘快，還降低了飼料成本。發酵飼料科學養豬的成功，得到了大隊公社的肯定，外公社的還經常來場參觀學習，我們忘記了髒臭累，感到有種快樂的成就感。
農業勞動，特別是養豬的經歷，使我親身體驗了農民的勞動，歷練了自己吃苦耐勞的意志，認識了社會，豐富了閱歷。這種經歷是城市青年所無法想象的。
1971年5月，我被公社推薦到旗農機修造廠當工人，在工廠的近20年，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經歷了工廠的另一種人生過程。我從首都來到內蒙古，下農村，進工廠，體驗人生的苦、髒、累，也經歷了思想和精神的巨大變化。我經歷了，我想這就是我的人生。
曹建華，女，漢族，1950年生於北京。1968年9月，插隊到土默特左旗白廟子公社劉家營大隊。1971年5月到土默特左旗農機廠當工人，先後在銑工、磨工、電機裝線等崗位工作，被評為旗級、廠級先進生產者、旗級“三八紅旗手”。1980年到土默特左旗化肥廠檔案室工作。1992年到內蒙古化肥公司辦公室工作。1998年按政策自由選擇提前退休，現在呼和浩特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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