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邓小平在听取端正党风工作汇报时指出：“党外人士说我们有两顶帽子，一个叫官僚主义，一个叫不正之风。本来是犯罪的，用官僚主义开脱了；本来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用党内不正之风开脱了。”他强调：“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现在我们的缺点是不够严格……这方面不要软弱。”
应当说，30多年前邓小平所指出、提醒的“两顶帽子”的问题，是从严治党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至今仍不可忽视。
一个时期以来，“两顶帽子”的问题忽隐忽现。例如：
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坑害群众这类严重问题视为官僚主义问题，甚至把官商勾结、弄权渎职、放纵腐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也以“严重官僚主义”作为挡箭牌。
湖南衡阳贿选案在一段时间里难以深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严重官僚主义”为由而不去追究相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责任。
还有把一些违反党章及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视为脱离群众作风问题，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统称为“不正之风问题”，等等。
这就难怪党内外不少人称“作风问题是个筐，都往里面装”。
从现实来看，一般来说，本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只要纳入了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范畴，就会被视为“思想认识问题”“党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而对这类问题，则往往采用自查自纠、批评教育、内部整改的方法来解决，往往容易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合理”规避党纪国法应有的制裁。
从长远来看，这类“两顶帽子”的问题长期存在，有思想认识问题的原因，有官僚主义及不正之风与违法乱纪界限模糊的原因，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掣肘及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更有过去对从严治党缺乏坚决措施的原因……但以下三个原因，有时容易被忽视：
同样一件事情，究竟是官僚主义、奢靡之风，还是属于违法乱纪，不仅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常发生定性偏差，而且过去在党的建设上也有发生。
例如，一些公款大吃大喝的事，被一些人以貌似合理的“理由”轻描淡写地揭过；一些明显属于领导干部渎职、玩忽职守，甚至同流合污的案件，因以官僚主义定性而内部处理；一些涉嫌重婚罪的案件，在某些位高权重者的干预下，仅定性为“生活作风问题”。
不应低估官官相护的能量及危害。
习近平同志在强调从严治党时，多次严厉抨击官官相护一类恶习及官场潜规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而“两顶帽子”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官官相护。
官场上，担心因揭露矛盾而影响自己政绩和前途者有之，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者有之，担心伤我同类而后患无穷者有之，担心丑恶曝光有损“稳定”局面者有之，因此有人就借用“两顶帽子”来掩饰问题的严重性，并规避应有的惩罚。
官官相护这类封建专制社会根深蒂固的东西，对党的影响不可忽视。如何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注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从长久看，始终是从严治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尚显缺位。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
从现实看，由于观念、制度机制等原因，人民群众对“两顶帽子”一类问题的有力监督，还远不到位。正因为如此，对问题的定性就往往只有长官意志的体现，以“两顶帽子”来藏污纳垢的事就屡有发生，而人民群众则难以制止。
无论如何，党的作风建设都必须走出“作风问题是个筐”的误区。这是一个在党的建设改革创新中难以回避的问题。除重新认识“党的作风"的定义外，还应对现在党内林林总总的所谓“作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排除不当，谨防假冒，直面现实。
在“作风问题”这个“筐”中，有不少东西是由于认识模糊、趋同习俗 、唯书唯上而形成的，缺乏足够的理性；还有一些东西是党内有些人为了维护某种既得利益，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混淆作风问题与其他问题尤其是涉及党纪国法问题的界限，从而任意扩大“作风问题”的范围，把一些本不属“作风问题”的东西硬塞进“筐”中，从而达到某种有利于己、藏污纳垢的目的。因此，就需要对这个“筐”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
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下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超越长官意志及地方、部门利益的党内外群众的表达、诉求、监督、制约制度机制。这是破解“两顶帽子”一类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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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综合 理论动态（中央党校主办） 廉政瞭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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