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眾，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李斯《諫逐客書》
影視劇中的秦始皇和李斯
上面這段文字，相信很多朋友都讀過，是歷史上有名的《諫逐客書》。背景是戰國晚期，秦王嬴政出於秦國的安全考慮，要把其他國家的客卿全部驅逐，李斯本是楚國上蔡人，也要被驅逐。但是他實在不想走，就給秦王寫了這封信，闡明利害關係，還特意援引秦的先祖穆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例子，最終說服了秦王。
近日司法部向社會各界公開徵求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的意見，引發大家的廣泛討論。眾所周知，歷史上的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移民國家，甚至最初都不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黃河流域一小片的中心之國到征服了蠻夷戎狄、巴蜀、百越……之後成為具有五十六個民族以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我國逐漸掌握了大量的民族融合經驗。
唐代壁畫·胡人獻馬
但是，跟那些經歷過種族衝突以及由外來移民引發的規模性社會問題的純移民國家相比，在處理外國居民居留權方面，我們還是格外缺乏經驗的。因此，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哪些有價值的信息。在這裡，我們將帶領大家一起了解下歷史上是如何處理外國人居住問題的。
一． 漢代蠻夷邸
從先秦的玁狁之寇到西漢初的平成之圍，中華與四夷纏鬥不休，戰多和少，也難怪當時的主流意見對異族的看法是“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三國志》）。
到了漢武帝后期，隨著漢匈勢力的逆轉，匈奴對漢朝已經逐漸畏服，被打服的匈奴王對漢使表示“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因此，漢政府為匈奴單于在都城長安槁街設立邸第（或稱為單于邸）。槁街是漢長安城裡的一條大街，在這裡設置邸第，相當於外事賓館。
雖然後來匈奴王未能如期面聖，但這個宅邸已經齊備，並被用於接待領近地區和國家的首腦、使節。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槁街還發生了一件大事。西域都尉甘延壽及副校尉陳湯誅滅匈奴郅支單于，斬其首送回京師，並且掛在了槁街單于邸上示眾揚威。這時候史書上直接稱之為蠻夷邸，並一直延續至王莽政權時期（“冬，斬其首，傳謁京師，懸蠻夷邸門”——《漢書》）。
在當時由於胡漢敵對，即使出於對漢王朝的朝貢、遣使等活動，相關人員也只能短期居住在“國賓館”裡，想要獲取長期居留證成為合法漢朝公民是不太可能的。不過也有一些特別的例子，比如那些歸附漢朝的胡人，可能參加漢朝軍隊，有些還在漢廷做官，比如匈奴王子金日磾。對這些這人，漢朝政府也逐漸不以外國人視之。
漢陽陵出土騎馬俑·其面部特徵可能為胡人
二． 北朝薩寶
什麼是薩保呢？這個詞，相信很多人都覺得陌生。要解釋它，就得提到一群絲綢之路來客——粟特人。因為商業利益的驅動，也因為粟特地區（今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的動盪，粟特人這支伊朗語系的古老民族沿著絲綢之路東行來到中國，在公元3至8世紀這段時間裡，不但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還通過在中國擔任官職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同時讓東西方文明交匯溝通。
北朝石刻·胡人歌舞
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粟特人入華數量逐漸達到頂點，他們在華居住時間長，又喜歡聚群而居，因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社區（長安、揚州、成都等地，都出現了粟特人聚集的社區）。為了加強對外籍人員的管理，北朝後期政府設置了名為薩保的職位（本意是商隊首領），專門負責對粟特人的管理，中國就是這樣將部落首領收編為在朝官員。
在2003年發掘的西安北周史君墓中，出土的刻有粟特文和漢文的石槨上明確記載著史君本人曾經在西魏時擔任薩保府判事曹主 (事)，後又接受北周皇帝的授命成為涼州薩保。
史君墓石槨及粟特文刻文
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究重農抑商，漢人想通過從事國際貿易名利雙收是難以實現的，但粟特人卻藉此發揮了自己的天賦閃耀於絲綢之路。在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判例中有這樣的說法：
“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鉅富。身有勳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史婆陀是來自史國的粟特人，他能利用外籍身份的便利，通過商業販賣活動正大光明地成為鉅富，甚至獲得了爵位。可是假如他成為真正的“唐人”，就失去了這層好處。可以想來，這時自然有不少醉心貿易的粟特人選擇附籍或客籍，而不肯成為編戶受中原全方位約束。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粟特人都喜歡經經商，比如為隋煬帝仿製了波斯錦袍等精品，一路升至太府丞的巧匠何稠；在唐朝宮廷擔任翻譯的史訶耽；還有歷史上最有名的粟特軍人安祿山……這些人自然是漢化程度最高的入籍者了。
粟特人入華路線
回顧這段歷史，從先秦西漢時期的敵視“蠻夷”，到北朝隋唐時期吸納外國人做官、經商，可以說中國對外的胸懷是越來越寬，自信心越來越足。當然這一切的背後，都離不開國家實力的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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