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文化，大概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從商周時期不食周粟而隱居山林的伯夷叔齊兄弟，垂釣於渭水河畔願者上鉤的姜子牙姜太公，到先秦時期鬼谷子，魏晉時期陶淵明，甚至寫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詩仙李白，他們的一生也在功名利祿和隱居世外的糾結裡打轉。
《論語·公治長》中寫到：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就在“道行”與“道不行”之間取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隱士文化，一直伴隨著中國士大夫階級的興起與發展。但奇怪的是，自從兩宋以後，隱士文化突然之間從興盛到戛然而止，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中國隱士文化的興起，與“分封制”和“井田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知識分子無法輔佐君王，就只能隱居世外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推翻殘暴不仁的商紂王，建立周王朝，從此開闢了長達800年周朝的統治時期。但此時卻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對叫做伯夷和叔齊的兄弟，因為不願意“食周粟”，跑到首陽山隱居，最終生生餓死了。
伯夷和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被孔夫子多次提及，而後由他的學生記錄在了《論語》之中，從此開闢了中國隱士文化的潮流。
圖丨李唐《采薇圖》（局部）中的伯夷叔齊兄弟
伯夷和叔齊，其身份是商王朝的王族，其父親是孤竹國的末代國君，伯夷和叔齊這兩兄弟比較有意思，因為不願意繼承王位，跑到了周國，也就是周王朝的前身。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既然你倆在周取代商之前就跑到了人家周國躲著，肯定是吃了人家周國的飯的，怎麼等過幾年周取代了商，就開始變得“不食周粟”了呢？
這裡就牽扯到當時的兩個社會制度，分封制和井田制。分封制起於商而成於周，是周王朝最根本的統治制度，與之相配套的土地制度就是井田制。分封制和井田制的核心就是：周王將土地和人民分給諸侯，由他們代為統治。這裡有一個關鍵，分封制和井田制之下，周王朝是天下共主，也就是說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而諸侯只擁有管理權而沒有所有權。
正如《詩經·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中提到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句話的法理依據，就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和井田制。
圖丨周王朝的分封制
西周以前，井田制尚未完全演化為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說在周朝以前，還沒有人站出來名告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歸大王一人所有，自然不存在“食周粟”或者“食商粟”的問題，可是周武王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方式確立下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立了法，而且是憲法。
在這種環境之下，不願意背叛商王朝的伯夷叔齊兩兄弟，就只能選擇躲進首陽山，采薇而食，最後生生餓死。
所以說，如果說伯夷叔齊是中國最早有記載的隱士的話，那麼分封制和井田制就是促使“隱士”這個概念出現的關鍵要素。
而從西周以後，隨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蘊含的道理越來越普及，中華大地上的一切知識分子就只有一個選擇，即“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就是說，名義上來講，每一個知識分子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就自動變成某個王或者皇帝的臣民，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選擇，從選擇這一個王輔佐或者選擇另一個王輔佐，變成了選擇唯一的王輔佐，或者不輔佐。
圖丨賈島《尋隱者不遇》
所以《論語·述而》中才說道：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原因就在於這片土地有了唯一的主人，如果這個唯一的君王不用你，你就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選了，只能“乘桴浮於海”。
歷史總是以螺旋遞進的方式往前發展，雖然西周之後春秋戰國，秦漢兩晉等等時期總有一些循環變化，但往前發展的大趨向始終沒變，即家天下逐漸佔據主流的社會中，士大夫階層只能選擇效忠皇帝或者隱居世外，這其實就是承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無奈選擇。
秦漢到隋唐期間隱士文化的發展，即為士大夫階層與皇權角力的過程，科舉制的創立，讓士大夫階層喪失“隱與不隱”的選擇權
從秦始皇嬴政建立秦朝開始，中國兩千年的封建體系正式建立，家天下已經成為當時人民的共識，在這種現實之下，士大夫階層想要實現自己政治理想，就必不可免的向皇權靠近。但在這過程之中，士大夫階層幾乎像是寸土必爭一樣固守著自己的權力。從秦朝到北宋這近千年的歷史，就是士大夫階層與皇權角力的過程。
秦始皇以強力統一全國，棄分封制而取郡縣制，就是皇權限制士大夫權力的體現。因為當時的山東六國貴族，也就是曾經的士大夫們，他們的力量還很強大，所以秦僅二世即亡。都說漢承秦制，但漢與秦最大的不同就是，漢王朝是郡縣與分封制度並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使得漢朝能夠度過開始的危機階段。
但就算這樣，漢朝初立的時候，還是由很多隱士的存在，比如著名的“商山四皓”，劉邦作為開國帝王，連手下的大將韓信也是說殺就殺，可偏偏就有“商山四皓”這四個老頭，劉邦幾次請他們出來做官，這些人就是不出山，劉邦卻拿他們沒辦法。
圖丨李公麟《商山四皓會昌九老圖》（局部）中的“商山四皓”
《史記·留侯世家》之中記載：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皇帝要換太子，滿朝大臣都勸不住，但看到商山四皓站立在太子身後，皇帝就立馬改變了主意。商山四皓作為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代表，由此可見其力量的強大。在這一時期，士大夫選擇“隱”或者“不隱”的權利，還在於自己，不在於皇權。用今天的話說，是賣方市場，而不是買方市場。皇帝雖然可以擁有天下，但做不做你的官，選擇在士大夫而不在皇帝。
這種賣方市場一直持續到兩晉，最出名的例子就是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包括阮籍等“竹林七賢”。
圖丨陶淵明畫像
然而從唐宋開始，隨著中央集權的加深，和科舉制度的確立，皇權逐漸在其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時候，“隱不隱”的決定權，逐漸從士大夫自己手裡，過渡到了皇帝手裡。
翻開史書，不難發現，唐宋以後那些著名的“隱士”，多是被皇帝棄之不用，只能歸隱於山林的文人。我們熟知的大詩仙李白，還有“奉旨填詞”的柳永等。是李白自己想要“小隱隱於野”，選擇去遊歷大好山川的嗎？不是，他也曾興高采烈的跑去長安求官；是柳永自己想要“大隱隱於市”嗎？當然也不是，否則他也不會費盡心思的去參加科舉。
由此可以看出，從秦漢一直到唐宋時期，士大夫階層“隱不隱”的權利，是逐漸從士大夫自己的手裡，過渡到了皇帝手裡。所以說，隱士文化發展的過程，就是士大夫階層與皇權角力的過程。如果說西周井田制的確立，是讓士大夫階層失去其它選項的話，那麼唐宋時期科舉制度的創立，其實就是士大夫階層喪失“隱與不隱”選擇權的過程。
兩宋后皇權高度集中，士大夫階層淪為皇權附庸，徹底失去了做隱士的資格，中國隱士文化至此消逝
神奇的是，在兩宋還很流行的隱士文化，經歷元朝短暫的混亂，到了明清時期，忽然就戛然而止。提起秦漢的隱士，大家至少知道鬼谷子，知道商山四皓；提起兩晉，有陶淵明，竹林七賢；提起唐宋，好歹有半隱半不隱的李白，柳永等人。可是提起明清兩代，如果不是專門研究的話，很少有人能想起哪個有名的隱士，這是為什麼呢？
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有個著名的案子——宰相胡惟庸案。這個案子的本身我們不去討論，但由此引發的變化，卻跟隱士文化在明清的戛然而止有著很重要的關係。
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宰相，從他以後，朝堂上就沒有宰相這個職位了。雖然說明朝中後期的內閣大學士，實際上充當了宰相的作用，但從國家制度層面看，宰相這個職位徹底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圖丨宰相退出歷史舞臺
宰相是百官之長，中國漢字有時候細究起來，很有意思，“長”在這裡的意思很明顯是長兄，長輩的意思，也即是說，其他大臣可以算是孩子。那麼皇帝把大臣之中唯一的長兄給廢除了，留下一堆孩子，還不是隨便欺負？宰相被廢除，自然意味著皇權的高度集中，從此之後，所有朝臣，士大夫階層都成了皇帝的附庸私臣。
在明朝《大誥》中有這麼一句：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也就是說，明朝時皇帝要你當官，你不去，選擇當隱士的，就是死罪。這與漢朝時商山四皓不願意當官，劉邦就拿他們沒辦法這一例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清朝更不用說了，所謂士大夫階層，已經徹底淪為皇帝的奴隸，人身自由都沒有，何談隱士。
所以說，如果唐宋是失去選擇權的話，那麼明清兩代，皇權的高度集中，直接導致了士大夫階層失去“隱士”這個選項。在這場士大夫與皇權的角力中，士大夫階層輸得一敗塗地。而中國的隱士文化，至此也徹底消逝。
圖丨古代士大夫階層
綜上，中國隱士文化發展變化的過程，客觀上講，是士大夫階層為了自己的權力，與逐漸高度集中的皇權角力的過程。主觀上講，是在中央集權逐漸走向極端的情形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的理想和現實之間輾轉騰挪的方式。然而伴隨著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權走向巔峰，留給他們的空間越來越小，直至消失。從這個角度上講，隱士文化的興起，昌盛，衰落以及最後徹底消失，其實都是封建王朝統治下，越來越高度集中的皇權之下的必然結果。
應該說，作為中國古代先進文化代表的士大夫階層，就算面臨著明清時期皇權極度高壓的現實，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兼濟天下”的信仰，哪怕為此失去了“獨善其身”的機會。文章的末尾筆者想起現代詩人艾青的一句詩：
“為什麼我的眼中飽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
謹以此獻給可敬又可嘆的中國古代文人階層，和伴隨他們的隱士文化。
參考文獻：
《論語》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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