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講斯科特·佩奇的《模型思考者》這本書。在講具體的模型之前，咱們先統一解決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如何對“人”進行建模：如何研究人。
我們即將鑽研的大多數模型中都會有人。不管你要觀察社會也好，玩轉世界也好，制定政策也好，都需要分析人、琢磨人。那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呢？人們大約有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認為人是簡單的。有些領導認為人就應該令行禁止如臂使指，有些人認為人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傳統的經濟學家有個“理性人”假設，也相當於是一種簡單化。而近年以來，很多“行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對的，人沒有那麼理性，人有各種非理性的偏見。
這就引出了第二種態度，認為人是非常複雜的。正所謂“人心難測”，一切描寫人的模型都存在漏洞。但是我感覺這個態度其實是智識上的懶惰：你一句“人是複雜的”，別人說啥都不對，那你倒是說個對的啊？
到底應該怎麼研究人呢？我讀佩奇這本書得到一個洞見。
你不應該籠統地問“人是什麼樣”。你應該問的是在你研究的這個局面中，在這件具體的事情上，人是什麼樣的。人做某些事情的時候很聰明，做另一些事情則很不聰明 —— 因為根本不需要聰明。
是局面決定了人。抓住這一點，你就會對“人”有一個非常好的敏感度。
1.人可以是什麼
要想研究人，你得有個上帝視角。你得有個足夠大的心臟，敢從人群中跳出來，把“人”當做你的研究對象。不要被“人”所嚇倒！咱們先來探討一下人這種東西的複雜度上限。
首先人具有多樣性，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有自己的想法、判斷和追求。這給對人的研究造成極大的困難，使得社會科學幾乎不可能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有個著名的俏皮話說，想象一下如果每個電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不遵守物理定律，物理學將會是什麼樣的理論……
不過別擔心。你的確很難預測*一個人*的行為，但是你可以在大體上判斷*一群人*的行為。
這是為啥呢？因為個體的差異可以互相抵消。比如你開個餐館，具體到一個特定的人今天來不來你這吃飯，你很難判斷 —— 但是你每天的顧客人數其實都差不多。有的人本來想來因為臨時有事來不了，有的人本來沒想來因為路過看到就來了，這種種的出入互相抵消了。
再比如在投票選舉中，有的人觀點左得離譜，有的人觀點右得離譜，但是因為互相抵消，最後這個人群整體的觀點就還是比較靠譜的。當選者的政策不會太離譜。
但互相抵消的前提是每個人都獨立思考，犯錯的方向得四面八方都有才行。而如果人和人之間有強烈的互相影響、互相模仿，那麼整體就會表現出一個強烈的傾向性。比如一家銀行，本來每天被取走的錢都差不多，有一天突然傳來一個謠言說銀行要破產了，人們都來擠兌，那你就不能再使用平常的模型了。
是各自獨立還是互相模仿，這是我們研究人群的一個重要視角。
另一個視角是，人們是在例行公事地按照習慣做事，還是正在根據當前局勢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如果局面很穩定，其實大家都是按照習慣做事。只有在一些很特殊的情況下，人才會表現出一些不尋常的特點。
所以針對不同的局面，你要選擇不同的模型。
2.三種關於人的模型
大致來說，關於人的模型一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理性人模型”。我們專欄多次講過，經濟學和博弈論所謂的理性，就是你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且為之採取行動。請注意理性不等於自私。你說你不為名不為利就想為人民服務，那也行 —— 只要你的所作所為能用你的這個目的解釋就行。
學者們假設，如果你是理性的，你就會想去優化某一個量。比如你想掙錢，你就會把自己的金錢收入最大化；你想助人為樂，你可能會讓自己幫助的人數最大化。
經濟學一般把你想要優化的這個量叫做“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博弈論裡叫“報償（payoff）”。不管叫什麼，有了這個函數，我們就容易對理性人建模了。
比如咱們考慮這麼一個有關收入支配的問題。一般人都會把一部分花費用於房子，比如還房貸或者交房租，一部分用於日常消費。那這兩部分的比例是怎樣的呢？
有一個經濟學理論做了這麼一個假設，說人在決定花費的時候，會把下面這個效用函數
給最大化，其中 C 表示日常花費，H 表示在房子上的花費。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假設非常不合理：生活中有誰是照著這個怪異的函數花錢的啊？沒關係，這只是一個模型而已，經濟學家眼中的理性人什麼事兒都做得出來。那假設人們真的是衝著讓這個函數最大化去花錢的，他們會怎麼花錢呢？
答案是 H，也就是房子花費，應該佔你全部收入的1/3，其他花費佔2/3。而這和對真實人群的觀測結果差不多，所以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模型。
你看這就是模型的力量。有了理性人假設和效用函數，你就能從中推導出來人的行為。
而且你還可以推導出各種問題的答案。比如說如果房價下降，人們會不會用更多的錢去買別的東西呢？這個模型說不會的，因為人總是把1/3的錢花費在房子上 —— 如果房價下降，人們會選擇買更大的房子，而不是用於別的消費。
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那麼喜歡理性人模型：一切都是可推導的！當然這樣的假設是有危險的。有些學者說人是“非理性”的，有各種認知偏誤。其實很多這樣的指控，包括著名的丹·艾瑞里的《怪誕行為學》書裡說的各種實驗，都沒有通過嚴格的重複檢驗。所謂非理性的偏誤，對經濟行為真正有影響的大概只有兩個。一個是“損失厭惡”，也就是人對失去的厭惡超過對得到的喜悅。一個大約可以叫做“棉花糖謬誤”，也就是人會過高地估計當前的價值，而不願意等一段時間拿更高的價值。
事實是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理性的。你可能不會計算效用函數，但是你有各種生活經驗、你可以向人學習，你的經濟決策通常比較接近於最優決策。就算被人騙一兩次，你吃一塹長一智也不會被騙第三次。特別像買房這樣的大事，你肯定會貨比三家，做非常精確的計算，總不至於糊里糊塗地多花30%的錢。
所以理性人模型有眾多的優點，還是很實用的。理性人模型決定了人在發揮智識上限的情況下會怎麼做。
第二種模型叫“固定規則模型”，代表了人的行為下限。它假設人沒有那麼多想法，只是根據習慣，按照一個固定的行為模式去行動。比如你的模型可以直接假設人會把三分之一的花費用於房子……其實在某些情況下，這跟理性人假設的推論是一樣的。
還有一種叫“適應性規則模型”。這種模型認為人會從幾種行為模式中選擇。具體怎麼做，他可以跟別人學習，或者根據當前局面自己決定。
那什麼問題該用哪種模型呢？取決於在這個問題中人到底有多聰明。
3.局面決定人
比如你對哈爾濱市的城市交通進行建模，你的模型演化出來一個穩定解，你說哈爾濱市民天天都是這麼上下班。在這個解裡，有一個叫老王的人，每天上下班都繞了遠路。明明有一條半小時就到的路線，老王卻選了一條一個半小時的路線。那麼你想想，你這個模型是不是有問題呢？
老王作為一個正常人，不會放著更好的路線而不用的。你可以認為老王有非理性的傾向，但是要想做一個有用的模型，你不應該看不起老王的智商。
這叫做你的模型“邏輯不自洽”。
這裡面有個大道理。如果模型有一個比較穩定的解，那麼其中就不應該有傻子。
我們專欄多次講過一個概念叫“有效市場假設”：在一個有效市場中，每個人都做到了他行為的上限，一切獲利空間都會被佔據。博弈論中也有個概念叫“均衡態”：在均衡態中，誰也不可能通過單方面改變自己的行為來改變博弈的結果。
用在模型上，就是說如果你的模型演化出來的結果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 哪怕是出現一個循環的狀態也行，只要是可預期的就行 —— 那麼其中的人就會適應這個狀態，就會通過個人經驗或者互相學習，找到最優解。這個模型的參與者，就應該是聰明人。所以你就應該用理性人或者適應性規則建模。
反過來說，如果你要研究的這個局面是非常混亂的，根本沒有什麼規律可循，那這裡面的人就不用被假定是聰明人，用固定規則建模也許就是可行的。為啥呢？因為混亂的局面中沒什麼經驗可以總結，也沒什麼可以互相學習的，人無法改善自己的行為。
簡單來說，在複雜沒有規律的局面中，人們普遍不會很聰明，因為聰明也沒用；而在平衡穩定的局面中，人們普遍不會很傻，因為人會學習。
當然這裡所謂的“聰明”都是相對於局面而言，不是絕對的智商測試。智商好不好使，還得看是幹什麼用。
*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建模。如果你是一個政策制定者，你需要了解人群的這個特性。
比如你管理一家醫院。你注意到醫院急診室太小了，應對不了每天來那麼多患者，所以你打算把急診室擴大一倍。你的測算是擴大一倍足夠了。
但是如果你理解人，你就得考慮患者對你這個政策的反應 [1]。急診室擴大之後，患者發現不擁擠了，他們會老老實實享受這個局面嗎？不會的。
患者會適應這個局面。既然急診變方便了，那些本來只有些小病，不需要看急診的人，就也會來看急診。你的急診室將會再次擁擠。你的模型必須能夠判斷，方便不是均衡態，擁擠才是。
所以人再複雜，也要受到均衡態的控制……要不怎麼陳道明說“往往都是事情改變人，人改變不了事情。” [2]
註釋
[1] 人會對政策做出反應，這個道理被稱為“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跟我們專欄在《信號與刷分》這期講過的“坎貝爾定律”非常類似。盧卡斯批判說改變一個政策，人的行為也會隨之改變，所以不要拿舊行為預測新形勢。
[2] 精英日課第三季，博弈論2. 群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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