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時期種下政治根源”
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不但在政治形態上一變周代以來的舊制，廢封建、置郡縣；在學術思想上，也力求統一，致使諸子百家學說，一齊都被扼殺，更談不上有新的發展。雖然富有四海，威加宇內，但一遇到生前身後的問題，不免就有四顧彷徨之感，因此始皇除了傾心上古帝王的“封禪”想要藉此上祈天神的庇護，而又以此傲視天下以炫耀自己的豐功偉績，除此自我陶醉作為精神自慰之外，只有乞靈於方士神仙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方了。他從方士盧生的建議興築咸陽宮，要想以行動隱秘以求神仙真人的降臨。又選派徐市(福)攜五百童男童女入海以求丹藥，也是受方士的矇蔽，終至身死沙丘，一無所獲。但由此可見在秦始皇的時期，神仙方士等流派，並未受焚書坑儒的影響，依然甚為活躍。卜筮、方伎、醫藥等傳述，並未置於禁例，因此種下漢代陰陽術數，神仙道士發展的根源。
- 兩漢時期開啟道教的“建立先音”
西漢 在文、景兩個朝代以來的休養生息，朝野安定，國家經濟財政從表面看來，已甚富庶。武帝英年挺發，要想建功邊陲，他首先變更祖宗傳統的思想，以奠定其領導的方針，自然而然就走上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路線。但漢初以來至武帝時代的儒生，上焉者，專以傳經訓詁，考據典故，疏釋經文為事；下焉者，但借孔、孟以來的儒學相號召，專門從事功名的競逐，已非孔、孟原來儒家師道的真面目。這在開國不久，如蒯通等人的思想行誼上，已經表現得極其明顯。一到武帝時代，或以儒學為主，參雜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倡天人之際的新儒家學說，猶如董仲舒之流。雖一尊孔子，其實，道家思想仍然瀰漫於朝野上下。武帝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術，並不亞於秦始皇的作風。在元光二年初祠五疇，尊方士李少君為文成將軍，祠奉灶穀道，以從少君所言。拜祠灶神可以致物，然後便可化為丹砂，再變而為黃金，成金以後，作為飲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壽。少君還慫恿武帝“封禪”以祠天帝。又常以偶中之言，說動宮廷內外，並且揚言他嘗遊海上，親見仙人安期生，服食過仙棗，其大如瓜，使大家認為他已年過數百歲。武帝對他深信不疑，就遣使入海求蓬萊仙島與仙人安期生之屬，結果一無所獲。後來少君得病而死，武帝猶信其為化去而未死，因此影響燕、齊之間，迂怪誕妄之士便多來言神仙之事。武帝后來又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以其能修丹砂鍊金，役使鬼神等法術，又妻以衛長公主，富貴比埒王侯，但終因虛妄荒誕，一無所成而被殺。
神仙方士之術，原為中國古代極有價值的科學基礎，但一牽涉入政治，夾以富貴權位慾望，而終致貽禍無窮，若就所謂遺世獨立的真人神仙視之，豈不啞然失笑! 東漢復國的初期，因光武與他的一班文臣武將，大半出身民間，所以一切作風，都崇尚樸實。而其政治方針，依然因循西漢的“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並未大加變動。故東漢以下的風氣，雖然不似西漢一般，大鬧其道家的神仙方士之事，但其思想範圍，仍然不脫西漢儒、道兩家的窠臼。由於光武相信圖讖，所以影響後來陰陽術數之學與讖緯預言之說大加流行。故東漢以後，學術思想的演變，約由兩個不同的方向會歸於道教：
(一)由於推崇象數的學者，祖述孔子傳易於商瞿的傳統，附會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陰陽家學說，而形成為術數的巨流，如焦贛、京房、費長房等人的象數易學，夾輔圖讖而普遍流行。再變遂有漢末的卦氣、變通、升降、爻辰、納甲等學互相摻雜。不久，又與佛教傳來的印度天象學融會，於天干、地支、二十八宿星象的觀念上，又培增神人神獸等名稱，而使天人之間，瀰漫一片神秘的氣氛，成為
東漢以後道教學術胎變的依據。(二)由上古“祝由”巫術、咒語的流行，配合原始象形文字，及會意文字等的“圖騰”觀念，以與印度婆羅門教、瑜伽教派等流傳的咒語、法術共同交流，就變為精煉精神作用，可以影響事物的符篆。以齋醮告天為祈禱天神的儀式；以披髮仗劍，畫符唸咒為神通的妙用，從此深入民間，更由民間反應到上流社會，遂使漢末自桓帝、靈帝以後，朝野上下，籠罩著一片神秘的色彩。道家的神仙方士之術，到漢武帝之世而昌盛，開啟後來東漢、魏、晉道家神仙方術思想的基礎。再變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但相對的，所有荒謬不經、牽強附會的道術，也因漢武帝時代而發達。以後聲勢雖然稍歇，卻並未全衰，因此以滑稽諷諫見長，調和武帝之間的東方朔，也被後世冠以神仙化身的道號。汲黯曾批評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確為一針見血之言。以此求仙成道，無異緣木求魚，這不但是他的大病，也是漢代政治上因迷信於神秘之術所導致後果不堪收拾的大缺點。
一般中國人傳統風俗的祠奉灶神，就是道家天神信仰的遺規，民間每年歲闌，臘月廿三夜送灶神上天的習慣，早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更經漢武帝的提倡，便一直流傳至今，現代人多半已不知其所從由來了。其餘如巫蠱邪術，漢初也已盛行。至如道家的《枕中鴻寶》，與有名的《淮南子》等書，也是武帝時代應運而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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