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館

“烏臺詩案”就是北宋年間一場罕見的文字獄，因為牽連到蘇軾、蘇轍、黃庭堅、司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國、厚待士大夫的國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圍非常和諧的，官員批評君王，書生議論國政屬於常態，“烏臺詩案”中給蘇軾定的罪名就有些牽強附會了。“烏臺詩案”的爆發可以說是北宋政治氛圍從和諧到激烈對抗這種變化的突出體現，目的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依靠手中的軍權篡奪了後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為了抑制武將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攏士大夫階層，因此趙匡胤定下了文人統治，厚待士大夫的國策。因為宋太祖趙匡打下的基礎，整個北宋的政治氛圍比較和諧，沒有出現其他朝代皇帝動輒殺戮朝臣的情況，皇帝在討厭一個大臣，大臣的批評皇帝也得聽著，官員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說話、敢議論朝政。

而且這種開明的政治氛圍也使得北宋官員之間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沒什麼私仇，政治鬥爭並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為什麼事情遭到處罰、貶謫，過段時間還有復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間的名臣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都有過因為朝堂爭論離開中樞的經歷，大不了去地方任職等待復起罷了；以廉潔公正、不畏權貴著稱的包拯當官的時候得罪了多少皇親國戚，換一個朝代早死了。但是這種政治氛圍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輕的宋神宗趙頊繼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負的君主，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局，啟用久負盛名的王安石主持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凡是變法都會動盪朝局、影響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當時朝中的大多數大臣或出於公心，或為了私利紛紛反對變法，像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都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為“舊黨”。

雖然變法遭到皇親國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對，但是宋神宗趙頊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決心不會輕易動搖，為了改變王安石在朝中孤立無援的局面，推動變法的進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態和規則，以君權的力量將大批“舊黨”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變法的人入朝當職，這就是“新黨”。

“舊黨”覺得“新黨”年輕識淺、不堪大用，“新黨”覺得“舊黨”頑固不化、因循守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再加上有很多投機分子渾水摸魚，慢慢的“舊黨”和“新黨”的辯論就從政見不同變成了人身攻擊、爭權奪利、排除異己，這樣一來栽贓陷害、造謠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來了。

再說回“烏臺詩案”的主角蘇軾，蘇軾屬於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歲第一次進京趕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讚許而名揚天下；入朝做官後，蘇軾也是政績斐然，“三年京察”為“百年第一”，按理來說蘇軾應該是仕途順暢、官運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運坎坷。

蘇軾本人並不反對變法，但是反對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動變法，再加上“新黨”中確實充斥了大量為升官發財才支持變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黨”被趕出京城。從1071年到1079年，蘇軾受到打壓一直在地方任職，但蘇軾毫不氣餒，一方面結合當地情況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試行變法；另一方面不斷寫文章、上書指出“新黨”變法中出現的問題，王安石兩次罷相也證明蘇軾的言論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罷相後，宋神宗不甘心變法失敗，親自上陣主持新一輪變法，史稱“元豐改制”，這也是“烏臺詩案”爆發的時候。

北宋當時反對變法的人很多，為什麼蘇軾就攤上“烏臺詩案”了呢？蘇軾在當時雖然仕途不順，但是他已經是文壇領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讀書人的熱議和追捧，他對於變法以及“新黨”部分官員的抨擊讓這些人如芒在背，這些人一直想找機會收拾蘇軾。隨著王安石的退隱，以及宋神宗為了推行新法而日趨強硬的手段，“新黨”中的部分人趁機炮製出了“烏臺詩案”。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給宋神宗寫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謝上表》，在這篇公文中蘇軾不改書生本色，用隱晦的手法又批評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挑《湖州謝上表》中的問題，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後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又從蘇軾的《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作中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謗宋神宗；再之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後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事情一下就鬧大了，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蘇軾在御史臺受審，坦承了哪些詩作抨擊了哪些變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報宋神宗的時候就說“蘇軾承認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讓嚴加審查看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員。御史臺四處蒐羅蘇軾寫給朋友的詩詞一百多首，蘇軾的朋友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新黨”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但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國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親國戚、甚至於王安石等人為蘇軾求情，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將其貶謫到黃州。

“烏臺詩案”既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更是北宋政壇的轉折點。於蘇軾來說，經過這次打擊他有些心灰意冷，遠離朝政，寫的詩文也不再談論時政、抨擊官員，轉而暢談人生哲理。於北宋政壇來說，蘇軾差點身死的經歷激化了“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矛盾，不論是哪一方掌權都不論緣由的排斥異己，恨不得將對方斬盡殺絕，新舊黨爭不斷，使得朝綱不振、北宋國力每況愈下終至亡國。

當狗容易做人難

答：“烏臺詩案”是發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樁文字案。

這裡解釋一下，所謂“烏臺”，就是御史臺，蓋因御史臺官署內栽滿了柏樹，所以又稱“柏臺”。而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也稱“烏臺”。

“詩案”，就是與詩有關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蘇東坡。

蘇東坡才情蓋世，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惡如仇，剛直不阿。

蘇東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慣的事，就必須“如蠅在臺，吐之乃已”。

偏偏，蘇東坡又是一個“極不合時宜”的人——蘇東坡生得體胖須長，尤其一個大肚子鼓如孕婦，他曾撫腹笑問小妾朝雲：“猜猜這個大肚子裡裝的都是啥？”朝雲討好地說：“是一肚子錦繡文章。”蘇東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糾正說：“錯，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宋神宗朝興起了由王安石牽頭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臺推行新政，蘇東坡看不慣，處處冷嘲熱諷；到了保守派上臺恢復舊政，蘇東坡也看不慣，同樣熱嘲冷諷。

一句話，蘇東坡是個兩頭不討好的人。

“烏臺詩案”發生的時間是元豐二年（1079年），看名稱就知是與詩有關。

但案發是從一份謝表開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實施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

元豐二年（1079年），是從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

這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

官職調動，按照慣例，都得給皇帝上一份謝表，感謝龍恩浩蕩。

蘇東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謝上表》。

慣常做法，就是總結一下自己在原職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職上的期望和計劃，再加幾句感激語，程序就算結束了。

但蘇東坡是個牢騷包，對新政有一肚子牢騷，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寫了這麼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表面看，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騷話，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瞭解小臣我愚鈍不適時務，難於和新提拔起來的年輕才俊共事；同時您也體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懶，也只能在基層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並沒那麼簡單。

蘇東坡這句話裡有幾個詞語，在當時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熱門詞語——炒熱這個詞的人，正是保守派和變法派的領袖司馬光和王安石。司馬光曾寫過一封長信給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詞來訓斥王安石，說王安石的變法是無事生事，是要擾亂天下的禍根。

這之後，“生事”就成了攻擊變法的慣常用語。

另外，“新進”則是蘇東坡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這樣的牢騷，這樣刺眼的詞語，讓變法派人士極度不適。

試想想，蘇東坡乃是文壇的領袖，他隨便說一句什麼話，都會對民眾形成強大的引導力，而他總是在詩詞文章中譏諷新政，無疑會對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設造成強大阻礙。

變法派人士早牙根癢癢的，一直想弄蘇東坡了。

這回，看到謝表上的刺眼語句，他們決定從這份謝表入手，把蘇東坡整臭整倒，讓他停止呼吸，徹底閉嘴。

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譏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於是，蘇東坡被拘押到御史臺獄受審。

好巧不巧，蘇東坡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好新刊印發行，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一個上佳收集材料的機會。

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摘抄了幾首蘇軾的詩，上奏彈劾蘇東坡“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

老實說，舒亶也沒冤枉蘇東坡。

舒亶說蘇東坡的《山村五絕》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譏諷新政中的青苗法；“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譏諷新政中的鹽稅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譏諷新政中的水利法；《戲子由》中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譏諷新政裡的課試郡吏措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蘇東坡一開始只承認，《山村五絕》裡“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但遷延數日，也不得不承認，《八月十五日看潮》裡“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再拖延了幾日，又承認了《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

事實上，舒亶的道行還是淺了點。

經過御史臺同仁群策群力，他們從蘇東坡詩詞蒐羅出上百首是針砭新政的。

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蘇東坡也統統作出了交待，承認自己就是看不慣新政。

其中有些詩，御史臺的官員看不懂裡面的真意，蘇東坡主動指出來，給他們上課，詳加解釋，他們才醍醐灌頂，大長見識。

比如《和韻》詩中的“嘉穀”、“莨莠”等語，蘇東坡說這是在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詩經》中“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

……

因為這些詩，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殺，必欲除蘇東坡而後快。

蘇東坡本人在獄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結果頗有些黑色幽默。

蘇東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詩文唱和，寫“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等句自比獨鶴、高鴻，把變法派比喻成烏鴉、老鼠。

這些“獨鶴”、“高鴻沒有一個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稱為“烏鴉”、“老鼠”的變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為了搭救蘇東坡，還和王珪撕破了臉面。

當然，最能決定蘇東坡生死的，還是王安石勸宋神宗那一句“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回頭想想，早在熙寧七年，蘇東坡還做了《王莽》、《董卓》兩首詩來痛斥王安石。

最終，宋神宗下令對蘇東坡從輕發落，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最後補一筆，蘇東坡剛剛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筆寫下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的詩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覃仕勇說史

著名的“烏臺詩”案，是北宋一個文字獄大案。它牽連了北宋朝廷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蘇軾、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多人。

“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更是北宋政權的轉折點。蘇軾受此打擊，心灰意冷，遠離朝政。對於北宋政壇來說，差點害死蘇軾的這個文字獄，激化了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矛盾。從此新舊黨爭不斷，使得朝綱不振，北宋國力每況愈下，最終亡國。

烏臺，即御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即御史臺詩案。

其實，烏臺詩案並不是由哪首詩引起的，而是由於“王安石變法”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的引發的。如果沒有“王安石變法”，就不會有“烏臺詩案”。

所以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王安石變法”是怎麼回事，它是怎麼發生的，又產生了什麼矛盾？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北宋的“三冗危機”

1、冗員 宋朝初期為了削弱官員的權利，實行一官多職。就是一個官職，由好幾個人擔任，讓他們相互牽制，防止權力過大。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

2、冗兵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

3、冗費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實現新法。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史稱“新舊黨爭”。

在朝臣中，因為對變法的看法和認識不同，很快形成兩派尖銳的對立，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稱為新派，包括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稱為舊派或反對派，包括韓琦、歐陽修、蘇軾等。然而“新黨”中充斥了大量為升官發財，才支持變法的奸佞小人。

兩派政見分歧，進行激烈辯論、鬥爭，又互相攻擊，迫害，從而製造出一系列慘痛的冤獄，形成北宋歷史上著名的黨爭現象。

黨爭的根本還是為了爭權奪利。

“烏臺詩案”發生 政敵王安石為蘇軾求情

“烏臺詩案”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

“烏臺詩案”的主角蘇軾，他年少得志，二十二歲第一次進京趕考就榜上有名，他的文章受到了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讚許，而名揚天下。入朝做官後，蘇軾的政績也很突出，三年進京考核被評為“百年第一”。但是他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並不順暢。

蘇軾本人並不反對變法，但是反對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動變法。他在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時得罪了新黨，被趕出京城。他被貶到地方任職以後，仍然不斷寫文章，指出“新黨”變法中出現的問題。王安石也在變法途中被罷相。

神宗不甘心變法的失敗，親自上陣主持新論變法，史稱“元豐改制”。

烏臺詩案就是在這時候爆發的。

當時反動變法的人很多，為什麼蘇軾就被“新黨”盯上了呢？因為他雖然仕途不順，但是已經是文壇領袖，在朝野很有影響力。他對變法以及新黨部分官員的抨擊，讓這些人如芒在背，所以一直想找機會收拾蘇軾。

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給宋神宗寫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謝上表》，在這篇公文中蘇軾不改書生本色，用隱晦的手法又批評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新黨指出《湖州謝上表》中的問題，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後從蘇軾的《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作中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謗宋神宗；之後“新黨”官員經過潛心鑽研，又從蘇軾詩文裡先後收集了“謗訕”詞句60多處，分佈在數十篇作品中，紛紛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

事情一下就鬧大了，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國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親國戚、為蘇軾求情。

甚至連他的政敵王安石，也站了出來，並未因政見不同袖手旁觀。王安石給神宗上書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將其貶謫到黃州。

“君子和而不同”，從這件事上看，王安石的人品還是讚的。

愛看布克

公元1079年，時任“湖州市委書記”的蘇東坡同志被“雙規”了。

此事一出，即刻佔領大宋各大媒體頭版頭條，持續十週穩居“圍脖”熱搜榜榜首。

一時間鋪天蓋地的小網文橫行大宋社交圈：

蘇東坡鋃鐺入獄，一下子成了大宋全民話題，之前的柳永吸毒、秦觀嫖娼及高衙內送林娘子坐牢等事件，跟這比起來完全不叫事。

後經《大宋日報》權威發佈，“原湖州市委書記蘇軾或涉烏臺詩案，已被停職查辦”。

烏臺詩案，什麼臺什麼案？

烏臺其實就是御史臺，相當於現在的紀檢監察部門。

因漢朝時，御史臺院內有幾棵大柏樹，不識趣的烏鴉在柏樹上築巢安家，儼然主人一般，隨意聒噪，因此時人把御史臺戲稱為烏臺，此後一直沿用。

而蘇書記此案，是因他詩文用詞不當，被御史彈劾而起，故稱“烏臺詩案”。

接下來，我們簡單的聊一下蘇書記為什麼會牽扯到這個要命的“烏臺詩案”裡呢？

蘇東坡早年得志，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兒急。

受儒家思想影響，古今文化人大多一樣，志大才高，都渴望著拜將入相、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蘇東坡年紀輕輕就混上了處級幹部，前程可謂一片大好，他豪情滿懷，寫詞道“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42歲那年，也就是1079年，蘇東坡升任湖州市委書記，正廳級。古代官員赴任新職都得向皇帝上一個總結形式的奏表，蘇東坡照例向宋神宗遞呈了《湖州謝上表》。

沒想到這個奏表徹底的顛覆了他的命運。

蘇東坡是個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不忘了加點個人感情色彩。

他在奏表的最後寫道：

這就是幾句牢騷話，白了說就是：陛下知道我又老又笨，估計跟不上那些朝廷新進大臣的思路，所以讓我到安心的到地方去撫卹百姓發揮餘熱。

這幾句並看不出什麼過錯，就是帶點自嘲的調調，但在想弄你的人眼裡，草繩也可以是咬人的蛇。

蘇東坡表中提到的“新進”和“生事”戳到了一群革新派小人的痛處，他們正好借題發揮，說蘇軾妄自尊大、愚弄朝廷。

蘇軾是個耿直Boy，他為人處事向來直溜，丁是丁卯是卯，不見風使舵，不結黨營私，比今天的直男癌還直，他這種性格混官場，處處給自己埋雷。

當初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進”分子主推變法，蘇軾是反對的，為此，好多人記恨在心。

這次，他又公然在奏表中諷刺“新進”大臣，這不是為自己找不痛快麼！

果然，以何正臣、李定等為首的“新進”小人代表，狠狠的咬住了蘇東坡。他們唯恐天下不亂，藉此正好將反對新政的朝臣們一鍋端。

“新進”小人們以蘇軾的總結奏表及詩文為出發點，從中捕風捉影，謗告蘇軾“反dang反人類”。

中華文字博大精深，文字獄自然也是精深博大，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小人們準備對蘇軾痛下殺手。

蘇書記在紀檢看守所遭受了100多天的輪番審訊，整個人幾近崩潰，他已深刻的意識到了案情的嚴重性，把遺書都寫好了。

宋神宗對此案也非常關注，他還指望著藉此打壓保守派，殺雞儆猴，好推行新政咧。從古至今，革新都是要流血的，皇帝老爺可不在乎砍幾個人。

但宋朝太祖皇帝留有遺詔，“凡大宋一朝，大臣唯謀逆者不予死刑”。

此外，臥病在床的曹太后也對皇帝兒子施壓，要求務必保證蘇軾安全。

另外，新舊兩黨中有許多正直的官員也紛紛上書，請求朝廷對蘇東坡從輕發落，其中聲音最響的，當屬新政發起人、已退休的老幹部王安石了。

案件移交大理寺，迫於各方壓力，大理寺公平公正的處理了該起案件，蘇軾被貶謫為黃州副團練。

同時，此案牽涉人員70多人，大部分被貶被罰，最終還算平和的平息了這次風波。

九死一生的東坡同志被下放到湖北黃岡，做了一名民兵自衛隊副隊長，一個可以讓人看報喝茶喝到水腫的閒差。

工作閒了，蘇東坡有了更多的時間來研究詩詞和美食了。

從東坡同志這段時間發佈的詩詞作品來看，在黃岡的那三年，他過得老“虛浮”了（虛浮，湖北話“舒服”的諧音）。

正所謂“東坡肘子賊帶勁，官場不幸詩家幸”。

烏臺詩案成了蘇東坡人生的分水嶺，同時也是他詩詞創作的分水嶺，由之前的慷慨激昂，到後來的自然豁達。

從此，歷史留給了我們一個雄渾、豪邁、堅強、豁達而有趣的蘇東坡。

蘇子寬慰我們曰：大江東去，就讓它去吧！做人嘛，最重要的是開心！

南宮尋歡

烏臺指的是御史臺，是北宋的監察機構。因為當時御史臺衙門裡栽滿了柏樹，上面有眾多烏鴉棲息，所以時人稱御史臺為烏臺。

烏臺詩案是北宋比較著名的一場文字獄，受害者是在文學界大名鼎鼎的蘇軾，而施害者與文學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關，那就是寫出了“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的王安石。注意，我這裡說的是有關，並不是說施害者是王安石本人。

烏臺詩案的本質是變法派對守舊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一場政治迫害。王安石變法受到的阻力很大，當時的反對派幾乎都是在文學領域聲名顯赫的人物，以司馬光為首，蘇軾也是其中之一。宋神宗推行變法新政的意志很堅決，反對派大都被排擠出了權力中心，領袖司馬光被迫到洛陽去編纂資治通鑑，蘇軾等人被打發出京城，到各地去做地方官。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蘇軾成為文字獄的受害者跟他自己的狂傲性格和“不識時務”也有一定的關係。元豐二年，1079年3月，蘇軾調任湖州，他給皇上寫了一封奏章，叫《湖州謝上表》。一般情況下，這類相當於非正式述職的奏章套路基本都差不多，先讚頌一下皇恩浩蕩天下太平，再自謙一下說自己在前面任上並沒有多大貢獻，辜負了皇上的厚恩。無非就是怕拍馬屁，順帶自謙一下就over了。但文人都喜歡耍文弄墨，在走完正常的套路之餘，蘇軾在奏章裡又夾了幾句自己的牢騷。

很明顯，蘇軾忽略了一個事實，當時的北宋朝廷文化昌盛，文人眾多。文人之間的爭端往往都往文字獄的方向跑偏。他能耍，別人也能耍。他耍文字，別人就耍他。正所謂，耍人者，人恆耍之。蘇軾這一耍不要緊，為他招致了一場牢獄之災，還差點丟了性命。

在《湖州謝上表》中，他夾雜了幾句讓變法派看來很刺眼的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裡的“其”指的是蘇軾自己，大意是說皇上知道我有點笨，難以和新進的官員們一塊工作。我老了不能做重要的事了，只能去做地方官了。這句話乍一看，沒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問題在於其中“新進”和“生事”兩個詞太刺眼了，這兩個詞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叫“敏感詞”，放到現在各大主流搜索網站裡會被屏蔽的。

“新進”一詞指的是一批新進的變法派官員。由於保守派人數眾多，宋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提拔一批新生力量進入朝廷，壯大變法派的政治實力。“生事”有無事生非之意，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勸他放棄變法的時候用了這個詞。所以這兩個詞都是保守派攻擊變法派時候的常用詞彙，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敏感詞，變法派看到這兩個詞就如同吃了蒼蠅一般。蘇軾在奏章裡用這兩個詞很難分辨出是無意之舉，還是有意的一語雙關。

本著“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鬥爭精神，變法派對蘇軾下手了。

變法派的人都是實幹家，說幹就幹。

他們怕僅憑這一句話不足以整倒蘇軾，於是把蘇軾的詩文集中起來，拿著放大鏡尋找詩文中反變法言論的蛛絲馬跡。古人寫詩文比較言簡意賅，釋義文字時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這也是古代文字獄有很大市場的原因之一。他們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難的實幹精神，經過四個多月的苦心鑽研，終於找到了一些似有似無的證據。

他們把自己收集整理的證據一起打包呈送御前，彈劾蘇軾。很快，蘇軾就被投進了大牢，成為了階下囚。當然，這中間還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這裡不作細表。

御史臺審理案件的時候，面對指控，在沒有用刑的情況下，蘇軾竟然大都招認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這場文字獄裡蘇軾可能真的沒有被冤枉。

但是，問題在於，他該不該因言獲罪。

北宋屬於文人政治，官員們有非常大的言論自由，僅僅因為一個官員寫詩文發幾句牢騷就治重罪，甚至要殺頭，這明顯有點過了。

案卷報告到達宋神宗的辦公桌上之後，神宗勃然大怒，殺了蘇軾的心都有。因為宋太祖趙匡胤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再加上當時大量的官員上書求情，求情的人當中不乏變法派的關鍵人物，比如王安石，蘇軾才勉強撿回一條老命。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最終蘇軾被貶往黃州，任團練副使。司馬光等一批跟蘇軾有詩詞書信往來的保守派官員也受到了牽連，受到了相應的處分。

被貶黃州是蘇軾的不幸，卻是文學的幸運，蘇軾開始變得樂觀豁達，專心於文學創作。在黃州，蘇軾寫下了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也寫出了《赤壁賦》等光耀千古的文章。

泊爵先生

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史上的一個轉折，是蘇東坡人生的一個轉折，更是蘇東坡的作品脫胎換骨的一個轉折。

首先，為什麼說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的一個轉折，是因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立下了規矩，要求不得殺文人，否則就是違反祖宗的家法。因為宋太祖總結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訓，看到軍事割據給政權的穩定帶來的災難。而趙匡胤取得政權，就是手中掌握了軍權。所以宋朝開國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輕武的政策，在國內實施開明的文藝政策，這也造就了宋朝文學藝術的發達，促進了宋朝文學藝術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時代，在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殘酷的黨爭中，宋神宗有點坐不住了。當新黨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計找蘇軾的麻煩，從他的詩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種毛病的時候，宋神宗似乎忘記了祖宗的家法，一開始甚至想把蘇軾弄死算了，幸虧蘇軾得到了幾個太后的欣賞，還有朝內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蘇軾貶到黃州了事。這件事情也是開了一個“因言獲罪”不好的頭。

之所以說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文學藝術創作生涯的轉折點，是因為，這場無妄之災恰恰幫助蘇東坡，從一個年輕氣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轉變，因為，蘇東坡被貶黃州之後，他的哲學思考、作文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軾也從蘇軾成為蘇東坡。

所以，要感謝烏臺詩案，感謝那些處心積慮陷害蘇東坡的小人們，是他們促進了一個大師的自我實現。這也恰恰證明了孟子的那句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場烏臺詩案，讓蘇軾成為蘇東坡，讓蘇東坡完成了自我實現。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們找到陷害蘇東坡的證據？讓蘇東坡差一點一命嗚呼，也導致蘇東坡的夫人因為這件事，一怒之下燒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從徐州調動到湖州。蘇東坡在徐州期間，因為帶領軍民抵禦大洪水，頗受神宗的賞識。就把他調到湖州。蘇東坡按照慣例，得寫一份思想彙報，一方面表達自己的忠心和感謝之情，另一方面也說說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麼去做。這本來就是例行公事，但蘇東坡是個有思想又有點大大咧咧的人，說話不注意，結果在充滿尊敬和謙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綻。這篇文章叫《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個包藏禍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讀完之後，發現了一些可以製造事端的句子：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蘇東坡說湖州這個地方沒事可做，這不就是埋怨神宗沒有委以重任嗎？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這句話蘇軾本來就是一謙虛客氣的話，但是這裡面有個詞“新進”很扎眼。因為王安石變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執行，就一股腦地提拔了一些人，這些人基本上沒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賢妒能溜鬚拍馬都是能手，社會上就把這些人說成是“新進”，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蘇軾說滿朝都是些無能之輩，那你不是說神宗是瞎了眼嗎？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開始各顯神通，爭先恐後從蘇軾的詩文集中找問題，大搞一起來找茬的遊戲。

一個著名的小人，權監察御史裡行舒亶，拿出蘇軾在杭州出版的《錢塘集)，指出其中的詩歌處處諷刺新法，侮辱朝廷和當今皇帝。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證:

陛下為救濟貧困貸款於民，蘇軾譏之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為推行新法令百官學習法令，蘇軾譏之為“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陛下為發展農業興修水利，蘇軾則譏之為“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陛下為增加國家收入實行官鹽專賣，蘇軾則譏之為“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總之，蘇軾就該馬上抓來弄死。

後來還有一幫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為了搞死蘇東坡。宋神宗也是個軟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蘇東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說這樣不好，駙馬冒著離婚的危險給蘇東坡通風報信求情，總之，宋神宗最後是放過了蘇東坡，把他貶到黃州了事。

好玩的國學

說到“烏臺詩案”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兩個人：蘇軾和王安石。兩人同屬唐宋八大家，在文學藝術上都是當時的文壇泰斗。可誰想到在文壇上惺惺相惜的兩個人，在政治上卻處於比較對立的局面。王安石除了文人的頭銜之外，頭上還有一頂閃閃發光的冠冕，那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連革命領袖列寧都讚譽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而蘇軾當時的官職是判官誥院。

元豐二年（1079），蘇軾時年四十三歲，他已在杭州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知州又先後在密州、徐州地區任知州。元豐二年，他又被調往湖州任知州。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廢興除敝，因法便民，政績斐然。也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寫下了一篇《湖州謝上表》，本意是寫一份工作總結，向皇上彙報工作進度，民生狀況等諸多事宜。不曾想正是因為這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官樣文章，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就被押解離開湖州，關在御史臺長達三月之久，甚至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這就是當時轟動整個北宋政壇和文壇的“烏臺詩案“。其實這兒的”烏臺“就是指的御史臺，只因當時的御史臺中種有密密麻麻的柏樹，很多野烏鴉棲息於枝上，看上去黑壓壓一片。御史臺也被稱為“柏臺”。而此次事件被定性為文字獄。

而早在熙寧二年（1069年），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急於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便啟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新皇帝即位，那火更是燒得可以燎原了。由於一開始就看到了變法中的內容過於激進（比如說青苗法和保馬法），蘇軾多次上表陳述厲害無果，自覺難以在朝廷立足，便自請外調杭州。從此開始了他外放官的生涯。而使他身陷囹圄的“烏臺詩”案就發生在湖州。

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引起這件事的導火索，這份《湖州謝上表》的內容：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前兩段的意思大體是感謝皇恩浩蕩，將我派到這麼好的地方任職，我何德何能能有此殊榮之類的客套話。後面也表明了自己要怎樣不負聖恩，要兢兢業業幹好本職工作的忠心。但壞就壞在文中有兩句讓好事之徒抓到了辮子。“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新進當然指宋神宗起用的新派變法人物，噹噹時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就此事連連上章彈劾蘇軾，說他不支持變法，不接受新思想，就是變相地與皇帝作對。宋神宗惱羞成怒，下令皇甫僎逮捕蘇軾於京師入審。

之後，便是漫長的審訊，御史臺更是各處蒐羅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挖空心思地找出蘇軾譏諷變法和對朝政不滿的“證據”，其目的便是欲置蘇軾於死地。受牽連的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駙馬王詵。蘇軾一度絕望至極，認為自己必死無疑。但後面事件卻出現了轉機，因眾人為其爭相奔走，加上王安石不計前嫌，上書皇帝“聖朝不宜誅名士”，再加上太皇太后彌留之際對宋神宗的訓誡，而宋太祖也曾說過：不得殺文人。蘇軾才可以撿回一條老命，但卻被髮配至荒涼的黃州當了個有名無權的團練副使。

可以說被貶黃州之後，蘇軾詩詞的風格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從一個滿肚子錦繡文章的文人，悟透了生死，他對人性，對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完成了一個才子，到一個哲人最後到北宋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三連跳。我們不得不說，“烏臺詩”案也許毀了一個高官，卻實實在在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學藝術家。

淺淺閱讀

“烏臺詩案”是北宋一場罕見的文字獄。“烏臺詩案”的爆發可以說是北宋政治氛圍從和諧到激烈對抗這種變化的突出體現，目的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

“烏臺詩案”導火線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時宜，難以和變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愛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強及格。）這句話本來沒什麼毛病，但你仔細琢磨琢磨就有點味道了：你說你不愛生事，那就是我們這些變法派愛生事嘍！我們力主改革叫愛生事，那聖上全力支持變法，不就是說聖上無事生非唄！這是做臣子的該說的話嗎！監察御史何正臣最先跳出來，以上的解釋權也歸其所有。最後還加了一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蘇軾受到一系列攻擊

接著舒亶也加入了隊伍，這傢伙潛心研究蘇軾的文章幾個月，終於有了重大“研究成果”。從蘇軾《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詞裡面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諷宋神宗。比如，《山村五絕》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顯是在諷刺青苗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在譏諷新法改革科舉制度；“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公開和朝廷大力推廣的農田水利法唱反調。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好傢伙，你蘇軾這是和當今聖上有多大仇恨，非要到九泉之下尋找真龍。隨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後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這下事情鬧大了，很快蘇軾以詩文攻擊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蘇軾隨即被關押到御史臺，由於御史臺園種了很多柏樹，所以又叫“柏臺”，柏樹上面又有很多烏鴉棲息，時間一長，御史臺也就被稱為“烏臺”，蘇軾的這件事也就叫“烏臺詩案”。關押期間，蘇軾“承認”了某些詩詞中確實有誹謗新政之意，宋神宗知道後大怒，要御史臺嚴查到底，看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員，御史臺四處搜查蘇軾寫給朋友的詩詞100多首。蘇軾的朋友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御史臺這幫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

眾人求情免死罪

當然，沒人搭救是不可能的，朝中的元老、皇親國戚等都為蘇軾求情，只不過真正在“烏臺詩案”中對挽救蘇軾起到關鍵作用的，竟然是蘇軾的兩大政敵，變法派前後兩大領袖——王安石、章惇。最終，神宗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免去死罪，貶謫為黃州團練副使，不準擅離黃州，並無權簽署公文。

“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經過這次打擊他有些心灰意冷，開始遠離朝政，寫的詩詞也不再談論朝政，轉而暢談人生哲理。這何嘗又不是一種幸事呢？中國歷史上從此多了一個大文豪，所以我覺得人生有時候所面對的坎坷，對於當時來說或許讓我們很無奈，但說不定正是這一次坎坷讓你成就更完美的自己。

雁城流浪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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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般良夜

在中國文學史上，蘇氏父子三人具有無可比擬的特殊地位。從來沒有一個家族能夠同時湧現出這麼多、又這般優秀的文學大家。他們的生平、際遇，既是一部起伏不定的人生歷程，更是一個時代的精彩縮影。

在父親蘇洵的言傳身教下，蘇軾、蘇轍兩兄弟也在文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並繼承了父親憂國憂民的政治理念，在北宋的官場上贏得了顯赫之聲名。

當王安石變法開始時，擔任端明殿學士兼禮部尚書的蘇軾認為改革措施中有不妥之處，因而對此持反對態度，結果被王安石貶到杭州出任通判一職。

然而政治上的迫害並沒有就此終結，新黨一派的御史們挖空心思地給這位大文學家羅織罪名，為了給他扣上“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的罪妝，他們從蘇軾的詩集中選出幾條詩句，經過斷章取義的歪曲後作為證據遞交給執法部門。

例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原本是蘇軾說自己沒有讀通律法書籍，因而無法扶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明君主，然而這句經過被御史們曲解，成為諷刺皇帝無能的誹謗之詞。

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一句，被曲解為反對朝廷興修水利工程。

再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一句，被曲解為在諷刺新政的鹽政舉措。

總之一句話。新黨的一些官員就是要想方設法證明蘇軾在譏諷皇上和宰相。

不久，蘇軾被逮捕入御史臺獄。元豐二年（1079）十月二十八日，為表示自己的寬大胸懷，宋神宗免除了他的死刑，將其流放到黃州（今湖北黃岡）。

後來有人把這起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成書，名為《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由於這起文字獄是由御史臺的言官發起的，所以被稱為“烏臺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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