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明朝轟然倒塌，經過近三百年的沉積和醞釀，在有心人的操作和運使之下。明朝統治者昏聵無能、荒淫無道、寵信奸佞、戕害忠良、橫徵暴斂、敲骨汲髓的醜惡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理所應當的認為，明朝的滅亡完全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咎由自取。但事實呢？難道明朝就真的如此不堪嗎？明朝末年席捲天下的農民起義軍，真是因為沉重的賦稅負擔不過，才揭竿起義的嗎？
“不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我看來，明朝的滅亡，正在於它“先天不足、後天畸形”的稅賦制度，而這又是早在朱元璋時期就已埋下的亡國基因。鑑於有關稅制的問題較為複雜，本文且將從稅制對象的角度進行簡單論述，拋磚引玉，還望諸方家不吝賜教~
一：稅賦就像人的精血，血氣兩虧，焉有不亡之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自古稅賦對於國家的意義，就像精血對於人的意義，一旦血氣兩虧，哪裡還有不亡之理？人類社會之所以有三六九等、貧賤富貴的差異，究其實質而言就是由其個體所佔經濟體量的大小決定的。
馬克思說：“人唯有吃飽了飯，才能去從事道德、 藝術、哲學等思想層面的精神追求”而這也正是為何，在古代社會只能見到官僚士子等精英群體吟風弄月、賣弄風情的緣故。由此，經濟水準的重要性也就可見一斑了。對個人尚且如此， 剛何況是一個國家呢？如果沒有廣闊的賦稅渠道、沒有充足的賦稅額度，沒有完善的賦稅制度來確保其政策能夠被穩健的貫徹和施行，一旦稅賦體系癱瘓，偌大的帝國自然也就隨之崩潰。所以說，完善的稅賦制度，穩妥的納稅方案和穩健的操作程序，是帝國穩固統治、萬世一系的根本所在。
二：可以減稅甚至免稅的士子階層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對這句話的理解當比往古來今所有明君聖主都來的深刻，在建國戰爭中即充分見識過知識分子恐怖力量的明太祖，早在他還只是吳王的時候，就迫不及待的設置“禮賢館”，或重金禮聘、或屈尊延請、或命駕恭迎，以蒐羅散佚天下、藏匿巖穴的飽學之士為己所用。而對拒不配合明賢學士，本著“不能為國效力，則留之何用？”的本源，竟而誅之殺之，以絕後患。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搭配著雷霆萬鈞的殺伐決斷而行的則是溫情四溢、體貼入微的人文關懷和經濟資助。為了盡大限度的羈縻天下士人，使天下英才進入吾彀中，洪武帝朱元璋在制定稅制的時候，對讀書人做了特別的關照。即，在明代但凡是讀書人，即可相應的減免一定額度的賦稅或者乾脆免除徭役，而在獲得正式功名後（諸如舉人、進士一類）即可享受個人名下部分土地不納稅的特權。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國家允許的政治漏洞，部分農民和地主就會主動將自己的土地以或賣予或掛靠的方式記錄到這批讀書人（特別是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名下——俗稱“投獻”。以此來逃避朝廷的賦稅。所以 ，明朝的讀書人一旦獲取功名，往往就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積聚起大量的土地和鉅額財富。
先柱史（丁耀亢之父，官至正四品兵備副使）五十後倦勤，止留薄田六頃養老，故予兄弟遺產獨薄,……（兄弟四人）分地六百畝，界牆而居．時予貧猶強自謀，弟心則專苦肄業，家道日乏焉。庚午，弟舉於鄉，治有遠近莊產十餘處，貸今東市宅而屋之。予居山十年，家頗裕，亦得薄產二十餘頃。
這段話出自明末清初丁耀亢的《出劫紀略》，文中詳細記載了“他一心科舉、不事生產的弟弟在中舉之後，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積累了鉅額財富，並且買下十餘處莊產，甚至連他自己都跟著沾光而得到二十多頃土地”的事情。所謂“見一斑可窺全豹”就此一例，不僅可以說明明朝優待士人的事實，而且也大致可以說明，帝國末期稅賦越來越拮据的原因。
三：可以免稅免徭役的士紳官員階層
除卻士子階層，至為龐大的國家公務員群體和輔助治理地方的士紳集團（主要包括退休的官員、官二代、佔據大量土地的地方豪強望族人，以及里長保長這類不如品階卻擁有實權的地方“小官”）同樣擁有減稅或免稅免徭役的特權。
不僅如此，精明的官員集團還會將國家賦予的而自己行使不盡的權利進行出讓，以此達到權利的極致發揮和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即便根據《大明律》所載，同樣屬於必須繳納賦稅和服從徭役的里長和保長，他們也會憑藉手中的實權將原本自己的納稅義務轉嫁到地方百姓和鄉民的身上。如此一來，明朝百姓的稅賦壓力也就越來越重，到了帝國中期，為了躲避賦稅而極重鄉土觀念的黎民百姓紛紛背井離鄉，逃離當地。
“此消彼長”對自己難堪的吃相毫不避諱的官僚士紳集團得以迅速膨脹，發展壯大。到了隆慶開海年間，國家賦稅已經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英明神武的隆慶帝不得不違背組織，放開海禁，希圖通過遠洋貿易獲取錢財的方式來振刷國家的稅賦收入。良好的政策大大的剝奪了當時壟斷地方的“海上走私貿易”作為商賈集團在朝中的奧援和代表的官僚們於是對“隆慶開海”進行大肆攻訐。若不是隆慶帝剛毅果決，只怕大明朝還活到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改革時期。
官商胡雪巖
四：產業龐大卻稅賦極低的商賈群體
不知是出於怎樣的心裡，明朝自建國以來，商業稅就底的驚人——比農業稅還低~據《大明會典》記載分析，明初說率大致在4%左右，而與此同時的商業稅則更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打動一開始，“重農抑商”思想根深蒂固的朱元璋就對商人和商業採取了寬大包容的保護措施。他不僅將商業稅定為極低的“三十稅一”而且還明確做了部分生活用品和日用品可以免稅的規定，極大的放寬了商業發展的環境，極大的促進了明朝初年的經濟繁榮。
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利益燻心的商人群體並不能完整體諒帝國制定如此低下的商業稅的目的。心痛於“一分一釐”從手中流逝的現實，生性機狡的商人們紛紛開始尋求合作伙伴，以使自己可以獲得堂皇的政治庇護和權利傾斜。
東林書院
鑑於帝國只收農業稅導致稅賦收入非常拮据，卻又對聖人子弟多番苛求，希望他們能夠清正廉潔、公正為民發揚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大無私精神的客觀現實。“天盛慧眼，善於鑽營”的商人們於是主動投獻，以解官員們生活拮据、難以瀟灑的尷尬局面。而面對主動送上門來的孔方兄，正著急忙慌、鍋蓋難揭的官員們又怎麼會凜然相拒？於是，自元代以來即“頗受重視的商賈”們再次和政府官員建立起“良好的革命友誼”。官官相護、官商勾結成了明朝中後期的尋常現象，拿人手短的官員們一邊清高自傲，凜然是道德標杆，一邊卻又成了商人們在朝中的代言人。
這種穩固的“革命友誼”經過長時間的積聚、演化、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一股難以忽視的政治力量，蔓延在帝國的任一角落，張居正“一條鞭法”的難以貫徹、萬曆各項商業稅的難以貫徹，天啟、崇禎年間農民負擔的日益沉重，無不與這股勢力密切相關。所謂“明亡於黨爭”其中由士人群體聯結而成的東林黨人就是這股勢力的典型代表。
大明福王
五：國之蛀蟲，盤踞於百姓頭頂的皇親國戚和勳貴集團
最後，深悉創業維艱亦飽受挨餓受凍之苦的朱元璋，為了避免自己的後嗣子孫重蹈自己的覆轍。“恨不能傾天下以適其欲。”的朱元璋為他的子孫後代制定了相當豐厚的福利待遇和政治特權。只要生而為朱家人，窮其一生只要學會吃喝玩樂幾件事就可以了。畢竟，他們所佔據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是他們窮盡幾代都不能消化的。
所以當李自成和張獻忠攻陷各地藩王、公侯勳貴的府邸時，縱然此時已是帝國陌路，可他們所集聚的財富依然數量驚人，他們所佔據的土地依然體量龐大而恐怖。在明清一代之際，當年窮困潦倒，孑然一身建立帝國的朱元璋已經有了數十萬的後嗣子孫。但就從這恐怖的人數上我們就不難想象明朝帝王對自己子弟的待遇何如。
綜上所述，對一個帝國而言，要想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進而確保其統治地位的穩固、安定。稅賦制度的完善與否、健康與否也就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在沒能對當年因為特殊的國內環境而制定的稅收制度進行“因時而異”的改變的前提下，大明朝的崩潰也就顯得自然而應當。畢竟，這種先天不足，後來殘缺的遺傳基因，一旦成型而被付諸實踐，即便後來有心修正，在巨大的歷史慣性和貪婪的人性面前也只能徒負奈何，迴天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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