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这部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教科书”的典籍，其记录着诸多名士一系列的杂闻轶事与充满魅力的神韵，也有人将其称为魏晋名士的风度集。从风度宏邈到风神高迈，从容仪俊爽到，器宇高雅，这些对魏晋人物的，赞赏之词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何为风度？何谓风度？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风度有，风度翩翩之意，有气度、气质之意。风度，按照魏晋之时的理解，按照魏晋人常用的词汇，可引申为，风流、风格、风气、风神，进而又有风韵之意。风度与审美不同，美即美、丑即丑，审美不同于道德评价，而风度又关乎于道德评价。项羽遭受十面埋伏，乌江自刎，即使彻彻底底的失败了，但他败得有风度，这也是一种美。其美美在风度，魏晋人对风度有四点评价标准：高贵于尊严、风雅于有趣、真实于性情、骄傲于不凡。

常曰：英雄本色，名士风流。魏晋时期由于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因素，扇起了后人口中的“魏晋风度”。在“魏晋风度”，即刻的感受超乎于外物的一切，仿佛世界只剩自己，在这一刻，人们超然脱俗、忘乎一切、洒脱豪迈、直逼本心。自从鲁迅先生首次提出“魏晋风度”这一概念后，历年来诸多学者对其进行精神探究，对“风度”一词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索。那么“魏晋风度”到底从何而来？其历史源头又在哪里？在那个年代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也许是我们值得探究的一个点。

一、 从自然生态说起，推究其中本源

1、 长期的灾荒、瘟疫，迫使“魏晋风度”的扇起

直到目前，我国都是世界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语，而“食”，又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据历朝历代史料记载可知，中华儿女这片大地，并不是一个风调雨顺、万物润色的自然大地。可以这样说，历代中华儿女，都在不间断的与自然生态做斗争，在其心中，希望自然生态能够永远安定，故而才有《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等气候书籍，讲到一年四季、节气变化等一系列的气候特征。

然而，尽管人类想尽各种办法来面对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但生态环境并不会因为人类对其作了规定而改变其呈现的状态。《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诸多灾异，其足以说明汉魏时代的灾异不比其他时期少，甚至还多于其他时期。

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恶劣，更有甚者，自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原一带，似乎流行着一种较为强烈的瘟疫：《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更有史料记载有长江一带瘟疫，致使曹操军队失去战斗力而在赤壁败北。这一系列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导致了魏晋时期中原大地白骨遍野、横尸满地，人口大减。长期的灾荒瘟疫，使人类的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活动无法进行，继续导致人口锐减，如此便进入恶性循环。

至此，“人相食”事件则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表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异，从而导致人的言、行发生变异。“人相食”即“杀人充饥”，这样出于无奈，而看似与“仁义”大相乖悖的做法，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出于无奈而言、形变异，这便是魏晋风度最初的起源。

2、 极度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的“伤感心态”的出现

在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经常会出现，人们对于世事的伤感之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等等一系列的诗句，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如意，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代人民生活的疾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长期的恶劣自然生态环境，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伤感的心态。我们众所周知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可以得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之下，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草阶平民，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也体现出魏晋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一点变化。有种说法即言，在魏晋人眼中，既然人不免一死，就要注重存活时的存在性，时效性，

二、 魏晋风度与社会世态

1、 封建政权的压迫与剥削，宦官的昏暴统治----农民起义

虽然自然生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自然生态依旧对“魏晋风度”的产生有极大影响；而与人的意志有极大关系的社会世态，则对“魏晋风度”的产生有更大的影响。

除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一片枯寂、凄凉的画面，在魏晋这一片土地上，还有着另一类人。《后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与不从，是日天大黄”，这段话记载的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在汉魏时期，前前后后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被镇压了下去。公元184年，张角开创以宗教为农民起义，在此之后，一系列的农民起义都沿用此套。而归结农民起义的本因，则是当时的动荡社会与封建权政对农民百姓的压迫以及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剥削。

前面我们讲到“民以食为天”，而“食”则来自于土地，剥削农民土地，就相当于要了他们的命根子。《除田租论》：“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后汉书•侯览传》：宦官侯览“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宅第十有六区”。由此可见，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封建权政，都对百姓有着强烈的压迫。这种经济矛盾，终会转化为政治矛盾。

2、《太平经》的出现，使魏晋风度的产生直截了当

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出现，人民百姓在疾苦之中苦苦煎熬，不免产生思想上的不满，社会经济矛盾逐渐转化为政治思想矛盾。由此以来，一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以宗教为背景，寄托于宗教理论，讥讽当时的朝政，以图缓解一下阶级矛盾。他们的心中幻想出了一个“太平”的盛世，在这一盛世下，有着绝佳的政治局面。由此以来，《太平经》一书就应运而生了。张角的黄巾起义就吸收了《太平经》中的思想，但张角并无真正领会其中意义，而《太平经》则将其融会贯通，表达人们对反常社会的厌恶、愤恨之情。而愤恨厌恶之情，一旦产生，百姓又不能做到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只能提高其自我的精神境界，宣传一种“贵无”思想，鼓动洒脱、无为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对“魏晋风度”的影响是侧面的，那么当黄巾军采用黄老道并使其遍及社会普遍阶层时，这对“魏晋风度”的产生是最为直接的。

三、 学界状态对“魏晋风度”的影响

1、“通人”、“通儒”的出现，导致儒学乖悖，从而走向魏晋玄学

自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在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儒家所关心的，而只是礼仪的传承与典章、礼乐等。同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汉高祖刘邦也对这些礼仪架势不甚重视。直至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再一次被提到世面。然而，独尊儒术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朝廷统治的一种需要，故而朝廷将其奉为经典，为了学以致用去“通经”，便有了“通人”、“通儒”之说法，所谓“通儒”，即可将儒学思想学以致用，落到实处。正是由于“通”，因而使得更加灵活，

2、“通人”、“通儒”的出现，使致经方法变异，从而导向魏晋玄学

庄子《齐物论》中说道：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注入多少东西它都不会满意，无论倾倒多少东西它也不会枯竭”，由此便衍生出“会通圆融”的思想，其导致致经方法的变化，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普及到人民大众，都有一种“大成”之气，其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强化了“意向性”，如同“气”一般，渲染到整个社会风气中，形成“魏晋之风”。

总结

由此以来，“魏晋风度”的起源可以总结为以上三个方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都不会倒退，但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士人们的飒爽风貌也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去，但它所传承的精神已经对我们有了深刻的影响。其追求生命自由的价值，追求真的性情，其洒脱高雅、其奔放豪迈，让世人敬仰，千秋万代！

参考文献：1、《魏晋风度》 易中天1947-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魏晋风度二十讲》 冯友兰 李泽厚等著 华夏出版社

3、《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 刘康德 1952-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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