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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孫中山以後的中國，二十世紀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革命的中國。這也是為什麼康有為的政治保守主義以後必然被全盤否定。我們現在是在革命一百多年的歷史基礎上，重新反思這段歷史。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重新再思考當年保皇派對革命問題的反省，這種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對保守主義的再思考。
*文章選自《文明·國家·大學（增訂版）》（甘陽 著 三聯書店2018-5）
康有為（1858-1927）
文 | 甘陽
陳少明兄要我過來說兩句，但是讓我做主題說明實在是不敢當。我在來的路上才看到這些論文，現在只能說點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覺得晚近這幾年學界對康有為的興趣似乎明顯在增長，已有一些專著出版，同時我也看到了一些即將出版的成稿。我相信，我們今天這次會議對下一步康有為的研究肯定會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大家都知道，對康有為的評價，無論在中國內地還是在港臺甚至海外，實際上歷來基本口徑都比較一致。大體來說，就是比較肯定甚至推崇康有為的前期，肯定他前期的變法思想和變法實踐，但同時基本上全盤否定康有為以後作為保皇黨的改革思想和實踐。我個人相信，今天或者今後康有為的研究，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如果我瞭解不錯的話，近年比較不錯的康有為研究正好反過來，即對戊戌變法之後的保守派康有為有更多同情的瞭解，甚至比較多的肯定。反過來說，今後可能會對他前期有更多的批判的考慮。我想這可能是目前康有為研究與以往比較不同的一個地方。最近幾年看到的論著基本都比較集中在對後期康有為作同情的闡釋和理解。
我想，這大概是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重新再思考當年保皇派對革命問題的反省；這種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對保守主義的再思考。康有為大概是唯一一個前後一以貫之反對革命的人。他之所以要保皇帝，保君主，基本上是希望中國避免法國大革命的道路，走上英國、日本式的非革命的改良道路。在這點上，似乎晚清只有他一個人前後一貫，不遺餘力，其他人包括梁啟超都從來反反覆覆。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路線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康有為比任何人都認識得更清楚。從他前期給光緒帝的上書談各國政治到後期他那些海外遊記的比較政治思考，他對世界各國政治史的認識，對政治變革的認識，可能比今天很多人還要深刻。
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
當然，當時保皇黨與革命黨的爭論是以政治的方式展開的，孫中山以後的中國，二十世紀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革命的中國。這也是為什麼康有為的政治保守主義以後必然被全盤否定。我們現在是在革命一百多年的歷史基礎上，重新反思這段歷史。但我想在這裡提醒，我們不要陷入一個悖論和怪圈。我個人認為，假如今天僅僅以康有為的保守主義來反對和否定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這未免太幼稚，不是政治成熟的表現，而可能陷入一個怪圈，就是實際是繼續以革命的態度來反對革命。我個人比較關心的是，如何在一個後革命的社會重新培養一個健康的保守主義心態和態度，培養一種以保守主義的、漸進改良的態度看待目前問題和社會變革的方式。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我比較忌諱的是，以一種似乎是同情後期康有為的保守主義姿態，實際上卻仍然是在延續一百多年來的激進主義革命心態。我認為，歷史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重要的是，在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在百年革命以後，如何以一種比較穩健的態度，來建立一種健康的保守主義。
從這樣一種保守主義立場出發，可能下一步更重要的問題，仍然是會涉及對前期康有為的評價，特別是《孔子改制考》。我個人認為，從中國思想史上說，兩三千年以來恐怕沒有一本書像《孔子改制考》那樣，破壞性如此之大。不太誇張地說，《孔子改制考》基本上象徵性地顛覆和終結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傳統。比如，以後中國新史學的奠基人顧頡剛先生在自傳中就說，他在小時候看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從而認為中國古代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對於這樣一種對中國古史和文明傳統採取完全否定性的態度，《孔子改制考》的影響是非常非常之大。我們今天恐怕很難理解，當時《孔子改制考》對很多士人意味著洪水猛獸。這一點，對於我們今日重新思考儒家傳統非常重要。
《孔子改制考》
我以為，康有為的一個麻煩或許就在於，康有為雖然尊孔，但似乎往往是在尊孔的名義下，掏空了儒家文教傳統一切具體的東西，似乎往往走向一種“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態度。他晚年提倡孔教、國教，但可以說孔教和國教的思想早在《孔子改制考》中已經有其端倪，因為“素王論”本身必然會導致這個走向。我個人覺得，我們對《孔子改制考》為代表的前期康有為對孔子和儒家的詮釋，包括對晚清公羊學的基本傾向和趨勢，都應有更多批判性思考和討論，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從肯定變法而肯定晚清公羊學一直到康有為的“末世儒學”。例如晚清公羊學中“三世說”幾乎變得非常隨心所欲，你想什麼時候“三世”就“三世”，實際上無非是主張你想怎麼樣變法就怎麼樣變法，幾乎有這樣的傾向。我比較希望有更深刻的研究來批判地討論這類“末世儒學”。
簡單說，我的基本看法是，康有為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的，但在思想文化問題上卻是極端激進主義的，而且這種思想激進主義似乎貫穿從早年康有為到晚年康有為的整個一生。因此，從我的保守主義立場看，整個晚清公羊學到康有為的“末世儒學”都是非常可疑的，這種“末世儒學”似乎更多是對儒家傳統的偏離和背叛，是否能成為健康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很值得慎重考慮。
康有為，芝加哥留影
我覺得，這背後隱含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晚清公羊學以及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或多或少有一種政治萬能的傾向，總是過分地讓學術和思想服從於實際政治的需要。也就是，不是維護思想、學術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於具體的政治流變，而是以政治大變為前提，來規範思想學術的走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對我們今天仍然會是一個教訓。我個人仍然認為，儒家真正的精神，是非常緩慢的通過教育的努力而逐漸正人心，齊風俗，而不是期待很快的政治改革的具體效果。這是“大政治”與“小政治”的分野。這大概也是我個人這些年只做教育這一件事的基本想法。我大概說這麼幾點，供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 中山大學哲學系與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於2014 年6 月26 日至27 日在康有為家鄉廣東南海聯合舉辦首屆康園論壇“康有為與制度化儒學”研討會；作者受邀作主題發言。發言錄音經整理成文後發表於《開放時代》2014 年第5期。
《文明 · 國家 · 大學》（增訂本）
甘陽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5
ISBN：9787108062635 定價：89.00元
收錄了近十多年來甘陽有關中國道路、當代思想狀況和通識教育方面的文章、演講和訪談近四十篇，比較全面地呈現了其對中華文明覆興和古今中西之爭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對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有著翔實明晰的梳理和討論。
本次再版，在2012年初版的基礎上增加了13篇文章，如《康有為與保守主義問題》《以家庭作為道德重建的中心》，以及有關通識和古典教育的若干篇文章，均為第一次結集出版。同時對初版的篇目安排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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