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琳，女，1983年7月出生，莆田人，中共黨員，大學文化，2006年1月參加工作，現為福建省女子監獄病犯專管區負責人，入圍第二屆“福建最美監獄人民警察”“最美奉獻精神”類別。
一線從警十三年，女子監獄民警陳琳從沒讓手機關機過。“8小時之外備勤已經成為習慣，我擔心有事的時候找不到人。”平凡卻有擔當。和所有工作在基層的監獄人民警察一樣，陳琳身上也有著這個集體所共有的職業品格。不過，翻開她的履歷，你又會發現，她的崗位有些特殊。
2015年後，陳琳成為監獄病犯專管區的負責人。除了長期患病的罪犯外，這裡同時關押著一部分艾滋病感染罪犯。教化改造她們，顯然需要付出更多。
打破身份成見
13年前剛剛畢業的陳琳壓根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監獄警察。“我的性格大大咧咧，坐不住。當時家人讓我考公務員的時候還以為，公務員嘛，就是在辦公室喝茶看報紙。”
打破陳琳刻板印象的，是第一次進監獄勞動改造現場的經歷。
“第一次見到那麼多罪犯。”陳琳回憶。帶教民警只是帶她初步瞭解工作環境，但她覺得那簡直是一次“職業入門測試”。
“心裡很慌，臉上很僵。感覺工作挑戰很大。”陳琳說。“後來其他人告訴我，見過我面無表情的樣子，大家心裡都在想，這一定是個嚴厲而且難相處的民警。”事實上，往後大家才發現，陳琳是個極具耐心且無私付出的人。
在監區組織的一次心得分享會上，罪犯曉麗(化名)告訴陳琳，她的一個細緻動作，曾給自己帶來深遠影響。當時該犯在勞動改造現場因衣領外翻被陳琳叫住，以為衣著不整要被批評的她沒想到，陳琳只是說了一句“你的領子怎麼不整理好”，就伸手繞過她的脖子，給她理好。曉麗覺得，自己沒有被歧視，心裡很感動。陳琳說，如果不是對方提起，自己其實壓根沒有留意。但她自此也知道，對待罪犯也要打破一些成見。“看似頑固的罪犯，只要找到她們的在意‘點’，以心換心，感化就順其自然。”
站定了就不後退
2015年下半年，陳琳負責的監獄病犯專管區開始接收第一個艾滋病罪犯。
“艾滋病犯，這事怎麼聽都難免讓人發怵吧。”陳琳剛剛接到任務的時候，也考慮過很多。“本來是需要做好嚴格防護措施的，但監獄情況有些特殊。”
陳琳面對的不僅僅是管教罪犯的壓力，作為負責人，她還需要在病犯專管區民警面前做出表率。
在病患專管區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民警和艾感病犯談話時，站定後，步子就不能往後退。“因為我們一退，她們就會想，民警在怕什麼，覺得自己被區別對待。”陳琳解釋。
艾感病犯不僅身體免疫力低，心理也很脆弱。陳琳曾經帶過一個入監後才得知自己被感染的罪犯。“一開始該罪犯和家人都不能接受。民警、同改鼓勵了很久，才漸漸正視這件事，積極投入改造。但臨近刑釋，該罪犯又開始擔心家裡其他親屬是否接受……環境給的信心是最原始的驅動力。”直面艾感病犯，陳琳見過各式各樣的情況。有衣服掀開渾身潰爛的，有每天歇斯底里大哭的。陳琳深知艾感病犯的改造道阻且長，民警是這些人最信任的人。
8個不眠夜
2018年，陳琳度過了難忘的“十一假期”。公休前一天下午她突然接到通知，一名艾感病犯病危，需要轉到監獄外的醫院搶救。本應休假的她整整在醫院ICU守了8天。“大夜班接著小夜班，幾乎沒有睡覺。”陳琳說。當時自己遇上腰疾，這8天她也很難熬。
被緊急送入醫院搶救的第一天，該犯的各項指標均低於正常值，家屬仍在趕來的路上。掛號、繳費、看護……陳琳成了“臨時家屬”。
“你不要擔心，女兒女婿和外孫都在來的路上。”在病床前陳琳頂著黑眼圈寬慰罪犯。
“我得這個病，女婿可能不知道。我不想拖累女兒，警官替我保守這個秘密吧。”該犯告訴陳琳。陳琳真的為她好好地守住了這個秘密。病犯最後轉危為安，在病床上坐著給陳琳欠了個身：“給你們添麻煩了，謝謝。”
陳琳說，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且凝聚成堅定職業信念的，往往都是這樣的瞬間。
陳琳強烈的職業認同感也有一部分來自父母。“我一直沒有告訴她們，我現在在和艾感病犯接觸。父母的年紀都大了。我父親的身體現在還很不好。”談起父親，陳琳控制不住地流淚。今年陳琳的父親因為癌症復發，需要化療，作為家中獨女的陳琳卻沒有辦法陪在身邊。父親剛剛做完手術的時候，陳琳在病房裡和母親說，“媽，你照顧著爸，我得回去工作了。”她的媽媽故作輕鬆地向她招招手，說：“你快去工作吧。留在這裡幹嘛。”
父母從側面給了陳琳很多職業認同感。剛從警的那幾年，陳琳偶爾還動過換職業的心思，但現在根本不想了。“我覺得我不一定是個很好的創造者，但是一個好的執行者。現在我越來越想把工作踏踏實實、用心地做好。總要有人去多承擔一些責任。”
(本報記者 魏青 謝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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