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眼淚，耳邊響起駝鈴聲。路漫漫，霧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樣分別兩樣情···”
這首傳唱了近四十年的《駝鈴》，目前仍被人們所喜愛，並且已經成了當今同學、戰友、同事不二的經典“分別曲”。
人們喜愛這首歌曲，當然會想起電影《戴手銬的旅客》，因為《駝鈴》就是這部影片的插曲。
1980年，著名電影演員於洋自導自演，將《戴手銬的旅客》搬上了銀幕，他在片中扮演受到迫害痴心不改的老公安戰士劉傑。
《戴手銬的旅客》上映後，獲得了非常好的市場反響。也正是這部電影，將國產反特影片創作推向了一個新高潮。
於洋塑造的銀幕形象，一般都令人難以忘記。他那深邃的目光、血性剛毅的面容、寬大的雙肩和健壯的體魄，被普遍認可為典型的“銀幕硬漢”。
從12歲接觸電影藝術，於洋從影幾十年，先後塑造了多個銀幕角色。諸如《暴風驟雨》中的肖隊長，《影雄虎膽》中的偵察科長曾泰，《青春之歌》中的江華，《大浪淘沙》中耿直、倔強願為真理而獻身的靳恭綬，《戴手銬的旅客》中的老公安劉傑等。
早在1962年，於洋就與崔嵬、謝添、趙丹、孫道臨、王心剛等一道，榮幸成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
於洋生於膠東、成長於東北。他是山東黃縣人，1930年出生在農民家庭。 1942年，偽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為一部兒童片挑選臨時兒童演員，12歲的於洋抱著自己找活路以減輕母親負擔的心理去應試，結果被選中，初次“觸電”。
1945年，於洋在八路軍當兵的哥哥隨部隊來到長春，找到了他，引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冬天，於洋進入東北電影製片廠，參加影片《留下他打老蔣》拍攝。當時17歲的於洋，出演我軍部隊年輕的連長。他以其身材魁梧、劍眉朗目的英俊形象，得到編導認可，從此正式開始了電影演員生涯。
於洋原本名叫於延江，17歲參拍電影時，他找到當時的東影廠藝術處長陳波兒，請她為自己改個名字。陳波兒想了一下說，叫於洋吧，簡單好記。就這樣，於洋成了他一生使用的名字。
已經載入中國電影史冊的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於1949年投拍。於洋和陳強分別扮演兩代鍊鋼工人。
1955年，於洋進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訓練班學習，接受了前蘇聯“斯坦尼表演體系”專業培訓。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他表演生涯的黃金階段。
這期間，於洋連續參加了《山間鈴響馬幫來》、《英雄虎膽》、《青春之歌》、《暴風驟雨》、《大浪淘沙》等影片的演出，成為當時中國觀眾最喜愛的演員之一。
“文革”期間，於洋經歷了衝擊和磨難，曾被扣上許多大帽子強迫到農場勞動。雖然荒廢了十載藝術年華，但並沒有動搖他的理想信念。
從1975年起，於洋開始做改做導演，憑藉幾十年的從影實踐來拍攝電影。除《戴手銬的旅客》等幾部影片外，他拍的大多是冷門題材。如反映內蒙古人民生活的情感影片《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及反映革命戰爭年代兒童命運的電視連續劇《哪裡是我的家》等。1989年，於洋擔任了北京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團長。
2019年10月4日，是這位著名錶演藝術家89歲生日。如今已經年屆90的於洋，看起來依然精神矍鑠。他還習慣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也非常喜歡和年輕人一起做事，常說：“看到年輕人哪一點做得好，我就很振奮，我看到了一種希望。”
於洋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追求，他堅持的是孺子牛精神，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最大的愉快和安慰。他表示，自己一輩子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但這些形象代表的民族電影和民族文化，不屬於他個人。
銀幕上下，於洋留下了許多傳奇。尤其是他參拍影片《英雄虎膽》和自導自演影片《戴手銬的旅客》，留下的花絮故事最多。
他最早的一則軼聞，發生於建國前有一年在東北農村拍戲時。當時村民反映夜裡經常有狗熊之類的動物出沒，嚇得人們夜晚都不敢出屋。於洋為了給老鄉除害，也為了給攝製組改善伙食，就和同事商量著除掉狗熊。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成立，處於戰爭時代，劇組拍戲荷槍實彈在當時是必須的。
一天夜裡，屋外有動靜了。於洋就和同事起床，趴在窗戶上，朝外面的模糊黑影啪啪就是幾槍。等了一會兒過去確認，才發現把老鄉的一頭牛給打死了。這不僅鬧了個天大笑話，於洋還為此受到了紀律處分。
1958年拍攝影片《英雄虎膽》，於洋在片中扮演男一號----我軍偵察科長曾泰。
經過十幾年的從影創作實踐，於洋悟出了一個道理：演員在創作中應該做到我就是“他”，而不是我在表演；演員要以飽含激情的語言和動作打動觀眾，而不能搞虛假的賣弄。
《英雄虎膽》中的曾泰，要在敵人內部驚險博弈，他必須取得敵人的信任，才能進行活動，完成配合部隊聚殲匪軍的任務。
於洋抓住人物的這一特點，按照在特定環境中人物的特定身份去表演，使銀幕上的曾泰勇敢、機智、臨危不懼，面對匪首李漢光的威脅和女特務阿蘭的引誘，從容不迫，有理有節。展現了我軍偵察員所具有的“英雄虎膽”。
在《英雄虎膽》中，曾泰這個角色有兩個身份，一個是解放軍的偵察科長，一個是匪軍的副司令。劇情要求曾泰絕不能暴露自己偵察科長的身份。
於洋在和導演編劇討論完劇本後，給這個人物定了一個基調：“讓我演國民黨的副司令，我就得像國民黨，不能在臉上貼一條，說我是共產黨，那就概念化了。因為在劇情當中，我不能有任何露馬腳的地方。”
基於這樣的設定，於洋大膽拋棄概念化表演方式，在兩種身份之間進行自然微妙轉換。
有一場曾泰審訊自己被俘同事耿浩的戲，是五次審訊中最緊張的一場。
劇中我軍偵察參謀耿浩，冒充送煙土的狗腿子前來接應曾泰。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對這個新來的人產生了懷疑。耿浩暗中把新聯絡點的情報交給曾泰。女匪首則根據暗藏在我軍內部49號特務的報告，誤以為耿浩就是曾泰，抓捕了耿浩。
更關鍵的是，匪首讓曾泰親自審訊，以此考驗他。
戰友耿浩為了幫助曾泰完成任務，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曾泰，幫助曾泰闖過了難關。
這場戲表演難度極大，一方面，曾泰必須掩飾審判自己同事時的心理矛盾；另一方面還要像真的匪軍副司令審查一個共產黨員那樣兇狠粗暴。
於洋拍這場戲時，由於入戲很深，顯得特別緊張，額頭上一直冒汗。但這些都不是設計的，而是一種真實的感情流露。
於洋回憶，拍攝時，自己精神高度集中：“我拿打火機的手都在顫抖，但是我還得掩飾自己的緊張。所以拍完這場戲後感覺特別疲憊，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於洋和許多演員經歷有區別，他參加革命後真的拿過槍、上過戰場，當過部隊偵察兵。
經歷過戰場考驗、當過偵察員的於洋，扮演偵察科長並不難，演起來也得心應手。但對於國民黨匪軍副司令這個身份，於洋演起來有些犯難。最難的一場戲是跳倫巴舞。
跳舞這一段，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驗曾泰真假身份的一個毒招。
按照李月桂的推斷，土裡土氣的解放軍是不可能會跳倫巴舞的，也許一上場，這位副司令就會露陷。
這場戲，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高潮。但一曲舞還未跳完，觀眾已被片中曾泰精彩的倫巴徹底征服了。
於洋後來回憶說，自己在解放區曾學習跳過探戈，但也都屬於簡單比劃比劃的水平。對於難度較高的倫巴舞，真的沒接觸過。
拍片時，八一廠有一位從香港回來的技術員，他正好會跳倫巴，於是就被請來給於洋和王曉棠當“跳舞指導”。
於洋說：“王曉棠的舞感非常好，她一學就會了。而我卻總是找不著感覺，學的比較慢。當時跳舞這場戲拍的鏡頭很多，設計了各種各樣姿勢。但在當時按要求，這樣的鏡頭搞不好就成了美化敵人了，所以後期剪掉了大部分···”
於洋認為：“當時這部電影反映的東西，是廣大的群眾喜歡的，因為有懸念、細節、故事人物也特別。今天人們常說要拍觀眾願意看的電影，像這種電影，就是觀眾願意看的，沒有講什麼大道理。”
（多年後，《英雄虎膽》導演嚴寄洲（右）和王曉棠於洋重逢）
《英雄虎膽》片中，還有一場非常有挑戰的心理戲：
偵察科長曾泰發現戰友耿浩被敵人識破，又無法相救，焦急地在房間走來走去，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難熬。這是導演嚴寄洲用一個長達幾分鐘的長鏡頭拍攝的。
於洋在表演時，從近景走到遠景，再走回近景，沒有一句臺詞，全靠眼神、表情和形體動作動，在表演上做到了此處無聲勝有聲。後來嚴寄洲導演評價;於洋拍這場戲時，眼睛裡有一種迸發出來的激情。
於洋透露說，當時連女特務阿蘭的死，也拍了好幾個版本。
在片中，曾泰和阿蘭產生了感情。有一場戲是阿蘭幻想未來和曾泰在一起的場景：兩人一起出國，一起開車，一起游泳，過各種各樣上層社會的生活。
在於洋看來，這樣的設計是很有味道的，“但是拍完之後，導演還是擔心美化了特務形象，就把這段戲做了一些處理。”
影片結尾女特務阿蘭的死，當時也還拍了另外兩個版本：一個是雖然曾泰朝阿蘭開了一槍，但她並沒有死；第二個是阿蘭為了救曾泰，捨身替他擋了一槍而死。但最終還是改成曾泰將阿蘭親手擊斃。
《英雄虎膽》拍得比較順利，因為導演嚴寄洲並沒有給演員太多的約束。演員在理解劇本人物之後自己去盡力發揮，完全是按照演員自己的感受來演。
於洋成功飾演的曾泰，受到廣泛喜歡，觀眾的來信雪片一般飛來，當時他一天最多曾接到過四五十封來信。不過，也因為這部電影，江青評價於洋“演得比土匪還像土匪”，以至於他在“文革”中因此被說成“比敵人還壞”，受到批判迫害。
正是《英雄虎膽》這部影片熱映後，於洋以他精湛的演技贏得了觀眾，讓他真正成為了觀眾所熟悉和喜愛的影星。
粉碎“四人幫”後，於洋除繼續擔任演員外，開始從事電影導演工作。《萬里征途》是他的導演處女作，這是1977年攝製的一部表現工業支援農業題材的影片。
《戴手銬的旅客》是於洋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復出後主演的第一部影片，算得上是於洋電影創作後期的一部代表作品。
這部電影以"文革"特殊時期為背景，描寫的是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幹警如何不計個人安危得失、克服重重困難，將盜取國家武器機密的特務繩之以法的故事。
年過半百的於洋，親自出演動作場面，成功塑造了身受迫害但對黨的事業痴心不改的老公安戰士劉傑，影片中的一些驚險刺激場景，也吸引了大量觀眾。
最初，《戴手銬的旅客》編劇設計的故事背景是西北，於洋執導時將把背景改成了西南昆明附近。他考慮昆明附近地處亞熱帶，景色優美，風光迷人，拍起來也好看。
他還將故事中的小男孩魏小明，換成了一個傣族小女孩，後來由蔡明飾演。蔡明穿上傣族服裝，很有民族風情。
於洋還參與了片中許多臺詞的創作。如有句臺詞“拿大頂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就是他親自改的。
因為於洋有在“文革”中受批判迫害的切身經歷，與片中主人公劉傑的命運相似，生離死別的劇情，有時候拍著拍著他很難過。就想起這部電影應該加一首好聽的插曲，來突出戰友情誼。
他因此找到作曲家王立平，一起研究創作了後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主題曲《駝鈴》。
不曾想到，這首描述戰友情的歌曲，竟然引起了極大轟動，而且傳唱至今。
《戴手銬的旅客》的美術設計師屠居華透露，於洋在導演期間，對劇本創作和主題曲《駝鈴》的創作都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在編劇和作詞名單上他並沒有給自己署名。
於洋晚年接受採訪時說：《戴手銬的旅客》這個本子是個年輕作者寫的，為什麼我下子看上了它呢？因為首先我覺得它的立意很好，它從公安戰線一個鮮為人知的側面，再現了那個非常年代，再現了那個年代各式各樣人物的千姿百態。表達了良知不可在逆境中泯滅，真理不可在風浪中歪曲的主題。
參加《戴手銬的旅客》拍攝的幾位老演員，也都傾情投入，成為這是這部影片成功的基礎。片中扮演王豐年的趙子嶽、扮演魏局長的印質明，都是觀眾所喜愛的藝術家。看了劇本後，趙子嶽說：拍這部片子，不用去專門體驗生活，就反映咱們自己的生活就行。
1979年影片籌拍時，團裡通知演繹經驗豐富的演員邵萬林去找於洋報到。邵萬林一度不想演劇中的特務蘇哲。他在看了劇本後，覺得自己“已經演了夠多的反面人物”，不能再演了。於洋捨不得他的好演技，就多次跟他談，叮囑他“演員應該嘗試各種各樣的角色，蘇哲這個角色就按照正常人演，別臉譜化。因為片中蘇哲這個人物一開始是隱藏很深的特務。”
考慮再三，邵萬林最終同意了。演完《戴手銬的旅客》這部戲，邵萬林更是認可了於洋的說法。
青年演員馬樹超，擔任了劇中男二號張強的扮演者。這對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來說，是個十分難得的好機會。而張強在劇中的角色設計，就是於洋所扮演的劉傑的學生和徒弟。
馬樹超在石家莊公安局工作過，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警察，他有一身好武功，片中所有的武打場面，幾乎都是他和於洋設計的。
當時沒有高科技，全是用真功夫表演。於洋拍攝這部電影時已經近半百年，腿腳已不如當年拍《英雄虎膽》時那麼利索了。但那時不講究替身。在拍劉傑在大同石窟裡被幾個人打的那場戲時，於洋負了輕傷，被送到醫院治療了兩三天才回來接著拍。
一則趣聞說：劇組當時把拍攝基地選在山西大同，開拍時，工作人員連夜重新佈置外景街道，在牆上刷標語，把大字報重新貼起來，紅衛兵活動的舞臺也搭建了起來。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們看到這情景都嚇壞了，當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詢問電話，問：“怎麼'文革'又來了？”
後來，在大同市委宣傳部門和公安局的幫助下，通過廣播向群眾解釋這不是真實的，而是在拍電影，這才消除了一場誤會，安撫了當地受到迷惑的群眾。
於洋記得，在山西省大同市集貿市場拍戲時，幾位深受觀眾喜愛的老演員剛亮相，立刻就引來了洶湧的人潮圍觀，場面一度失控。當地派來了三百多名公安幹警幫助維持秩序，也無濟於事。
但當圍觀群眾得知，這是場為了反映那個非常歲月裡申張正義的場戲，需請大家協助之後，場面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大家自覺地接受了劇組的設計安排，使整個場地很快恢復到往昔歲月時的情景。
《戴手銬的旅客》於1980年四月開機，八月中旬殺青，以生產週期短，耗費開支少，開了北影廠先河。
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真實，影片大部分都是採用實景拍攝的。僅從北京到昆明外景地的途中，就拍完了六十多個鏡頭。
列車上的旅客，從年過七旬的老人到剛學步的兒童，配合演出都分文不取，自願充當了群眾演員角色。
影片結局更是將“傷感”場面推向了最高點。
抓住了潛赴特務蘇哲，追回了武器機密的劉傑，並沒有以此得到“清白”的待遇，而是戴著手銬離開的···。
於洋數年後說，回頭來看《戴手銬的旅客》，仍有很多不足，如女特務王黎的身份交待的不清，劉傑被推下火車而沒有死，究竟掉到了何處，也很含糊等，都是在今後的創作中需要認真推敲，力避缺憾的地方。
他也真的不負眾望，說到做到。此後又成功地導演了《大海的呼喚》等影片，如願以償得到了觀眾的厚愛。
衷心感謝各位朋友閱覽《掌心春秋》，如果您喜歡，可點擊欄目右上角的提示“訂閱”或“關注”。我們共同賞析歷史趣聞，回憶歷史往事…（聲明：文中配圖均源於網絡）
閱讀更多 掌心春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