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就快到了，老辈人的习俗，要祭奠祖宗和过世的亲人，给他们烧包。
我的父母离世的早，已有30多年了。每每想起，心里愧疚很多。真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今天就用来祭奠我的父母吧。）
噩耗传来，我从部队匆匆赶回了家。
灵堂设在正房的堂屋里，母亲头迎门躺着。头前是一张小桌，桌上点着香灯和香炉，炉里插着三炷清香，香灰落满了盖在母亲脸上的那块红布。在灵床左边烧着个火炉，右边则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很多清香和高高的好大一堆纸钱。这是来吊唁的人们送的。
三天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一个个含悲而来，带泪而去。人们都说我母亲脾气好，为人好，心肠好，是个好人。
第四天上午，一切准备就绪，就要装棺了。忽然，急匆匆地赶来一个老妇人。尽管已是小雪节令，她那紫黑的、皱纹深深的脸上仍然汗水欲滴。她阴沉着脸，嘴唇在颤抖，两眼闪着泪光，手里拿着一把清香和两刀纸钱。她冲到门口就深深地一鞠躬，守在灵床边的弟弟赶快过来还礼，接了她的纸钱。她便跪下去就磕头。大姐急忙过来扶她，忙说：“不用了。你那么大年纪，就不用多礼了。你是……。”
她不理人，“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头就一下扑进门来，伏在我母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她越哭越伤心，有时只见她那干瘦的手脚乱动，乌黑的嘴唇直哆嗦，却不闻其声。
在场的百十号人无不为之感染，一片抽泣之声。一串串泪珠从苍老的、白嫩的、长的、圆的脸上直往下掉。
因看着来者年岁已高，哭得又伤心，怕一口气接不上来。所以，很多人都来劝她。可是，她简直木然了，除了哭，还是哭。
哭了好一阵，心中的情感发泄出来了，心情似乎轻松了，她才拉起袖子擦了擦眼泪。趁着这时，人们才把她扶起来，坐到火炉边。她说话了。
“有几天了？”
“四天了。”姐回答。
“真想不到呀，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昨天来赶街的回去说，你家办丧事，我还不敢相信。唉！真是可惜。好人不在世呀！”
姐点了点头，说：“这几天来的人很多，我又气得头昏眼花的，也记不得该怎样称呼你了。”
“你们姊妹几个哪还记得我呀，你妈到是时常挂着我呢。我是西山箐的。那年，我来卖柴，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婆娘，呸！”提起厌恶的人，她还狠狠地唾一口，又接着说：“她和我讲好了价，白眼珠翻翻又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山里人就靠赶街卖点柴，买点盐巴辣子，别的到哪里去找钱呀。我正和她吵，你妈过来劝开，买了我的柴。看着我可怜，一块半的柴，给了我两块，也不要我找补。我真感激她呀！”这时，她的眉宇间露出了一点喜色，皱纹也仿佛浅了、少了，脸色也转好了许多。“后来我就认得你妈了。”她继续说着，“以后赶街常到你家讨水吃。你妈真好，还经常给这给那的。”
哦！我想起来了。上中学的时候，一天中午，我正在家洗衣服，从大门口进来一个40开外的女人，头上盘着一块被汗水浸得发亮的黑纱帕，穿了一件补了又破的大襟衣裳，是棉的还是单的也说不清楚，裤子上满是黄土，一双旧草鞋上缠着破布条，腰里系着捆柴用的棕绳，粗糙发黑的手里拎着一个被烟曛得黑黄黑黄的小提箩，里面装着一些菌，有清头菌、奶浆菌，见手清，刷把菌，还有黄赖头。反正是好多种。说是要找我妈。我随口说道：“她不在，你有哪样事？”
“我捡了点菌，拿来给她尝尝鲜。”她乐呵呵地说。
我又打量了一下她的摸样，再伸头看看菌，不要她的。她不管，把菌倒在我身旁。又说要喝水。我顺手用瓢从身旁的桶里舀了些水递给她。她“咕噜咕噜”地一口气把水喝完，用袖子揩揩嘴，拎起提箩就走了。
母亲回来后，我把这事对她讲了。她说：“你莫要人家的嘛，让她拿去还能卖几个钱呢。山里边的人，苦得很呀。”当时我还觉得真委屈，破烂货，谁要她的。
想来就是她吧。
把母亲送上山后，我回到了部队。好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平静不下来，仿佛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那高高的纸钱，悲痛的乡邻，朴实的话语，还有那一颗颗真诚的心。
不知怎的，只要稍一走神，仿佛那老妇人又在对我喊：你妈是好人，是好人呀！要让她享福。
是的，母亲是好人。母亲的一生清贫清白。她平和，耐心，善良。受苦无数，可就是没享过福。
我的母亲出生在离县城不远的杨家村。外公姓杨，年轻时读过点书，知书识礼的，很有涵养，在村里很受尊重。外婆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母亲在娘家的时候还算过得去。
母亲是在二十岁上嫁到镇上来的。我家复姓西门，父亲单取一熬字，比母亲小两岁。这里有个小故事。我的父亲原本有个哥哥，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大伯订的亲。后来，大伯被抓兵，据说打台儿庄的时候阵亡了。西门家不让退亲，就让老二代替老大和母亲成亲。
奶奶常说：我家是南京府过来的。我的曾祖父可有本事啦，创下了好大一个家业，房子是前后天井相连，中间是雕花格子门，大门口挂着大红纱灯，气派得很呢！有一回，一个乡下人到我家大门口喊冤，一打听，才知道是来告状的。
每当老人说起这事的时候，总是精神焕发，她那多年看不见的眼睛都会透出光来。可是到了祖父这一辈，家境就每况日下了。田产渐渐卖光了，房子也有一大半归了外姓。到了祖父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都是儿子们去磕头磕来的。
我的父亲才十三岁就去帮人了。
听母亲说，刚过门的时候，有一天到井边打水，正碰上前面杨家大院的几个人在场上闲聊，看到她走过来，一个穿旗袍的瞟了一眼，冷冷地说：“哼！西门家这媳妇。”
“怎么样？”一个穿长衫的答腔。
“怎么样？只怕长不了。”
“不见得吧。”说着也瞟了一眼。
“不见得？就凭那点家底，瞧她那个婆婆，还有那个婆婆的婆婆。”
母亲把头低得很低很低，生怕别人看到她那烧得通红的脸，赶紧打了水，急急的回了家。
坐在家里，想想，看看，看看，想想，母亲伤心得想哭，但声音怎么也不敢越过喉咙，只有泪水胆大，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然而，在这个家里，一个封建社会里的媳妇该做的事，她无所不做。
第二年，我的哥哥出生了。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同辈中的老大，现在又有了我哥，这真是大喜事哦！西门家不愁没人接香火了。算上我那第四任曾祖母，我家是“四世同堂”了。为了纪念这人丁兴旺之家，我哥被命名为“四代”。
事实上，何喜之有。无非是在这贫穷的家里又增加了一个吃饭穿衣的。
说到做月子，母亲的速度是惊人的。别人三十天才做个月子，她只用了短短三天。三天后，一盆水一洗，什么活不做。在那“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统治的社会里，难道有大丈夫为小媳妇洗桨的理？婆婆侍侯媳妇，那更是大逆不道。一人做事一人挡，自己生娃嘛，怨谁呢。
母亲有能耐，父亲自然也不弱。古人云：三十而立。我父亲二十就立了。也就在四代哥满月之际，父母就另立门户了。
咳！你说这社会封建嘛，它又不完全封建。封建社会的规矩，不是说“夫死从子”，“长兄为父”吗？而西门熬这棵正根正苗却不能主宰家业。真不亏是半封建社会。我的父母租了别人家的一间耳房，三个石头支口锅，就这样“成家立业”了。
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哥哥才半岁，父亲就病倒了。这一病可了不得，从头年的八月十五就病到第二年的五月间。在这期间，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生活就更无着落。没法子，母亲只好把陪嫁的东西卖了来给父亲医病和维持三条可怜的小命，间或到外公家求点援助。
有一天，母亲拿出一副白银打的围腰链，紧紧地握着贴在胸口，坐在父亲的病床上，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房顶。父亲看着，不免一阵心酸，含着泪说：“唉，我说就算了吧。你的陪嫁都卖光了，就只剩下这副围腰链了，留着作个念想吧。你的责已尽到，就不要再管我了。你以后还要过日子的呀。”母亲什么也没说，呆呆地坐了会，还是把它拿出去卖了。爹等母亲的背影消失以后，抬起袖子擦了一把眼泪，喉咙里冒出了低沉的歌声“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两岁，没爹娘呀。……”
父亲可没什么好卖的。爹永远都记得，成亲的头年，他帮人家开馆子，一天晚上，在店里守夜，衣裳脏了就脱下来洗洗，晾在火炉旁，坐着烤火。老板来查夜，看见父亲光着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了声，“你西门熬呀，真是山神老爷的房子：独一层！”这“独一层”还说得特别重。父亲的脸“唰”地红了。站不是，坐不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衣裳干了。是火炉烘干的，还是自己的脸烤干的，怎么也说不清楚。反正老板走了很久，用烤着火的手摸了摸脸，脸还比手烫。
过了两个月，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便去帮人家打零工。听母亲说，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才真正吃过几顿饱饭。
那是帮镇上一家姓张的缝棉衣。一大早起来，母亲给父亲弄点吃的，再熬上药，就到张家去，中午在东家家里吃顿饭，晚上拿了当天的工钱回来。买上半角米（一升的十六分之一），为父亲准备第二天的口粮。母亲是个“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的女人，生性善良、勤劳，不拨弄是非，针线活做得很好。东家很喜欢她。就这样，一共做了三天，吃了三顿饱饭。真的，的的确确尝到了吃饱的滋味。
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去帮“国军”四十八师的“弟兄们”洗衣服，换取一点养命钱。
一天中午，母亲洗完衣服晾好后，抱着四代哥喂奶。两个当兵的（或许是当官的也说不准）走过来问：
“我们的衣服洗好啦？”
“洗好了，晒在后面场上。”母亲羞怯地回答。
两人便出去了。
过了一会，又转回来，其中一个问：“我是勋章放在哪？”
“什么样子的？”母亲一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挂在衣服上的呀。”
“我没见着。”
“没见着？”当兵的突然变脸，恶狠狠的说“是你把我偷了吧。”
“我不敢，老总，我怎么敢要你们的东西。”母亲羞得满脸通红，身子在颤抖，心就要跳出来了。
“少废话。快拿出来，那是老子拿命换来的。不拿出来就送你去军法处。”丘八凶神恶杀地吼。
母子俩都吓哭了。听到吼声和哭声，邻居们都来相劝。
“不会的，她是正派人。”
“不会的，老总，她人老实，你们再找找。”
“……”
可丘八还是不停地吼叫：“把娃娃接了，把这娘们拖走。妈的！”
母亲这从小就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乡村妇女，受得了吗？她眼直了，脸由通红变得煞白，手软了，孩子滚到了地上。
另一个看着情况不妙，便打圆场说：“我们回去找找，找不到再来找她算帐。”说着溜了。
谢天谢地，后来事情总算平息了。也许找到了，也许，根本就没有。母亲可倒霉了，白干了一天，钱没拿到，还受了一场有生以来最大的惊吓和侮辱。作贼，杨家可从来不出这样的人呀！母亲，一个连粗话都说不出口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人穷志不穷，这可是外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啊。
母亲不敢再干了。可是，病的病，小的小，要活命呀。万般无奈，母亲只好到外公家求援。
母亲怀着胆怯、羞愧的心情来到杨家村。
“爹，我回来看看你。”
外公看着女儿红肿的眼睛，瞧着她那眼中充满十分泪，强忍不让流的样子，知道她来做什么了。
外公家也是落坡的太阳。大儿子抽壮丁抽走了，两个女儿都出了嫁，双胞小儿还未成年，外婆又在霍乱中新亡，一间破草房里能装着些什么呢。
此时此境，做父亲的又能说些什么呢。
“来了就住一晚吧。不要急，明天我再想办法。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端。”
“爹，我不饿。可他还……”母亲鼻子酸了，眼眶湿了，喉咙硬了。
第二天一早，外公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抱着一捆旱烟叶。
吃过早饭，外公对母亲说：“竹英啊，我昨晚想了想，象这样下去也不是长法。你住在街面上，就学着做点生意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给你准备了点本钱，”说着，把烟叶抱过来，又拿了一把剪刀和一杆称。
天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妇人，出嫁还不满两年，去卖零烟，和那些满口吐着粗话、喷着臭气的老男人打交道，这算什么呀！可是，母亲心里明白，自己的父亲是要脸面的，懂理的，是爱自己的。可他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也是出于无奈哟。母亲点了点头，说：“爹，那我走了。”
母亲走远了，外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顺着门前的那棵拐枣树梭了下去。一阵晨风吹过，房屋东边的凤尾竹沙沙作响。外公抬起头，看着那摇摆不定的竹冠，好不悲伤。当年给女儿取名“竹英”，不就是盼望她能象这竹子一样枝青叶茂、生机勃勃嘛。谁想到会…………。
打那以后，在小镇那条窄窄的用清石板镶成的街道旁，多了一个卖零烟的女人。她低着头，沉默寡言，怯生生地坐在屋檐下。
后来，谢天谢地，父亲的病总算是好了，而母亲，也就习以为常地蹲在街头，送走一个又一个春秋。渐渐地，母亲的脸皮厚了，尊严少了，病多了，身体弱了。我那有象征意义的四代哥哥，也在不满两岁时就夭折了。是营养不良，还是经不起街头的风霜雪雨，或者是不愿再呆在那狭窄而空荡荡的小耳房里，我当然不得而知。
母亲有个妹妹，嫁到了有钱人家。有一次进城来赶街，约着母亲去吃凉米线。每人吃完一碗后，她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吃。就问母亲还吃不吃。母亲怎么会不想吃，但她兜里没钱呀。只能说不想吃。姨娘少不更事，又买了一碗自己吃。吃得很香。母亲坐在旁边，怎么受得了，心里五味杂陈，脸上的表情十分异样。她赶紧地站起来，走出了馆子。
这件事情，在她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
解放以后，我家分到了田地和房子，日子有了好转。公私合营后，父亲有了稳定的工作。母亲常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会有这家人呀。恐怕大腿骨都早就被人拿去打鼓去了。”
按理，翻了身，母亲是该享享福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也许是看到了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或是要找一位善良的母亲，两个姐姐、我和妹妹都相继而来了，进入六十年代后两年，弟弟也急匆匆地赶到了。常言说，儿多母苦。要养活我们，还要供我们上学，所以，尽管世道变了，父母又勤劳，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听母亲说，六零年的中秋节，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只煮了点毛豆角。爹被一个同事请去了。母亲怕我们眼馋，去看别人家吃糖粑粑，就早早地把我们姐弟四人叫进屋里，点上灯，关上门。
惨啊！中秋佳节古到今，年年岁岁玉兔升，家家团圆赏明月，我们姐弟看油灯。
父亲有时也感到内疚，堂堂男子，一丈之夫，竟不能让老婆儿女过得舒心些。母亲总是经常宽慰他。“你是给国家做事的，要小小心心地，一步走错，后悔就来不及了”；“他外公经常说，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人还是老实点好，这样过起来心里踏实，说句话也硬邦”；“不管怎么说，比起过去一天找来一天吃，毕竟是好多了。人家算命先生说，我是木命，石榴木，越老越红呢。只要娃娃们快长快大的，还怕过不上好日子吗”。
在生活上，母亲特别简朴，从来不浪费一点东西。也从不提任何要求。平时有点什么好的，总是留给我们吃。自己穿的衣服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要她缝点新的总是舍不得。经常是那句话，“你们穿好就行了。我一天躲在家里，穿什么还不一样。我一生多病，闲在家，苦不来一分钱，不能随便糟蹋”。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的忠告：“惜物得物使，惜马得马骑。”
六二年，我那八十二岁高龄的曾祖母不行了。她睡在床上，生活一点也不能自理。老人住在堂屋的后半截，一张老式供桌上放着她的“胜利果实”（土改时分的）：一口黑漆棺材。由于供桌比棺材短一截，在棺材的小头下垫着一条又高又厚的大板凳，中间用木板塞紧。在棺材上面，盖着几张旧草席。因为时间太长的缘故，草席被烟熏得黑黄黑黄的，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这就是隔墙。
在隔墙的后面，就是老人的床铺。里面中午如黄昏，早晚成黑夜。我们娃娃从来不敢进去。老人在床上躺了大概三个多月，洗脸，喂饭，倒粪便，换洗衣服，全由母亲一人包了。我常看到母亲从那黑洞洞的地方拿出一些破破烂烂的发着怪臭味的东西，然后放在盆里洗。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就远远的躲开，这东西实在太恶心了。
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把这些破烂东西放在洗脸的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学，二姐再用这盆倒水洗脸，我就来情绪了，好象受了多大的委屈，又哭又闹，就是不洗。我嫌脏。听我揭发了母亲的“罪过”，二姐也把伸进盆里的手缩了回来，脸上露出一种只有癞蛤蟆爬到脚背上才有的那种表情，也许还在打冷颤。后来母亲妥协了。以后，就用一个旧木盆装着，拿到河边的石板上去洗。
每次洗了以后，还要烧开水烫烫。在烫的时候，我总看到，当一阵白雾从盆里升起时，母亲赶紧把头扭朝一边。我知道，母亲也怕这气味。象她这样一个靠“何济公”、阿司匹林、头痛粉养活的人，说不定是会被熏昏的。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幼小的童心是不会理解大人的情感的。
有一天，我看到她又吃了两包“何济公”。平时都是早上起床时吃，现在又吃两包，可见头又痛得厉害了，又心翻了。我终于忍不住了：“妈，何苦呢，你管这些闲事干啥？西门家几十号人呢，又不光你一个媳妇。”
“一个娃娃家，怎么能这样说话。她是你爹的奶奶的嘛。”她弯着腰，用一只手掐着太阳穴，另一只手仍在收拾着那些破烂东西。
“什么奶奶，又不是亲的。”
“亲的晚的还不一样。八十多岁的人了，就是外人，也应该服侍。”
“你就晓得服侍，就记不得她们过去是怎样欺负你的。”母亲白了我一眼，表示制止。过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唉，我咋记不得。我看着她动不得，可怜呀。就算积点阴德吧，会有好报的。”
“你积的阴德够多的了，老天怎么不保佑你。还不是癞蛤蟆被牛踩着：一身的病。” 我又乘机补了一句。
母亲也好象有所悟似的，又叹了口气“唉！我良心不忍啊。可惜五八年你外公死，刚好生你妹子，我没去服侍过他呀。”一提起外公，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了，她的脸色本来就苍白，现在就更没血色了。我也就不敢多嘴了。
后来，老人终于断了气。那是个中午，我和二姐放了学正吃饭，见母亲从老人住的地方流着泪出来，说老人不行了。我们吓得不轻，拉着妹妹跑去躲在睡觉的屋里不敢出来。死人，多可怕呀。
不大工夫，来了几个上年纪的邻居帮着料理后事。就听外边闹嚷嚷的。“太黑了，看不见，点个灯来。”“大侄媳妇，赶快去烧水。”“她大婶，瞧，服侍得多好，睡在床上百十天，周身上下还好好的。”“你听没听说，前不久，小二贵他奶，死了几天才晓得，耗子把脚后跟都啃破了，造孽呀。”
忙乱了一天，第二天就把老人送上山去了。
七五年奶奶去世时，也是母亲为之操劳。当时我在部队服役，家中之事知之甚少。只是后来回家时听说，奶奶在逝世前常流泪，说话的语调也缓和多了。
母亲操劳一生，直到去世的那天，还辛勤的劳动着。和往常一样，早上起来，她先吃一包头痛粉，就忙着到菜园里找菜、煮饭，饭后又喂猪、喂鸡，收拾屋子，进行着她每天的议事日程。中午快12点时，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她觉得累了，该休息一下。她躺下去，就再也没起来了。是的，母亲累了，她累积了，该休息了。
平时，我只知道，母亲的一生没有进过学堂，没有出过远门。离心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形象相差很远。她整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唠唠叨叨地围着灶台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留念的东西。可是今天我却发现，在另一个世界：人们的心中，我却看到了一尊洁白如玉的雕象，从那慈祥、可亲的容貌可以辩出，她就是我的母亲。
如若不信，请看那一把把清香，一刀刀钱纸；请听那悲痛的诉说，惋惜的表述。朴实的眷恋之情，表达着一颗颗真诚的心。
——1985年于澄江县旧城
附一首《花甲叹》
坠入三界再甲午，人生五味向谁数。
青丝才遇春雨润，白发又随秋风舞；
十六憧憬志凌云，六十命运天作主。
少时不解父之难，老来常念母之苦。
——2004年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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