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節選自《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一文，為該文的第三部分，全文刊發於《蘭州學刊》2016年第1期
本文轉自：高校人文界
價值評估：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之得失
文/王兆勝(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
對於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不同人有不同看法，甚至出現肯定與否定的兩極判斷。一般說來，這是可理解的，因為除了它內在的複雜性外，也與人們有著不同的參照系有關，更與其價值觀與思維方法連在一起。這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過，也不能失去基本、正確的判斷，否則就是非理性也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如王彬彬認為：“在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現代各種批評理論、方法同時被介紹到中國，在中國文學批評界形成了一股方法論熱潮。但方法熱並沒有使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全面方法化。方法熱雖然對中國批評家原有的批評觀念予以猛烈衝擊，但卻並未使中國批評家都誠心誠意地學習、鑽研和運用各種外來理論、方法。在方法論之後的六七年時間裡，中國文學批評占主導地位的，是中國傳統的印象感悟式批評。印象感悟式批評的盛行，是方法熱所導致的。但印象感悟式批評本身則與西方現代各種方法相對立，因此，印象感悟式批評的盛行，便構成對方法熱的嘲諷。”*這一看法當然主要指80年代方法論熱，也集中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但否定80年代方法論的影響力，卻是非常明確的。在此，一個“構成對方法熱的嘲諷”就很能說明問題。
到底如何看待80年代在中國學界產生的新方法和理論熱，尤其是它對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及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之得與失。這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它牽扯到如何評估新時期文學與研究的成敗，也包括未來中國文學與研究的發展理路與方向。我認為，至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給予充分的肯定。
第一，各種西方概念、理論、方法的引入和借鑑，極大地豐富和推動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應該說，自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研究就開始向西方拿來概念、理論與方法，尤其是科學主義的影響最大也最為深遠。但是，即使是以往的近百年恐怕也無法與新時期三十年相提並論，尤其是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引導的大眾文化、新媒介理論等更是風起雲湧，這是在以往難以想象的。如果說在80年代，新引進的概念、理論、方法還主要是基於十年“文革”的荒蕪，也是對近現代以來的繼承與接受，那麼90年代以來，大量擁入的西方理論與方法就具有了全新內容。比如，很難想象，沒有數字媒介的理論與方法，我們如何評說網絡文學的生成、發展與特點，更無法解釋文學與圖像的對應關係。如有學者這樣概括說：“既然要談論視覺文化，研究主體的觀看能力和行為並對觀看進行文化分析，就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環節。而在這一問題上，曾軍曾進行過深度思考。他指出：強化‘視覺’作為(觀者)主體能力的‘觀看”(也包含‘閱讀’)，從而分析媒介技術對人類觀看方式的影響以及在此過程建構起來的視覺體制，是一條文藝學研究切入視覺文化的更為恰當的路徑。而‘觀看的文化分析’可以從‘視框’、‘時空’、‘視角’、‘境遇’和‘觀者’五個部分展開。正是在對這五個部分的分析中，作者告訴我們，現代視覺技術對人類觀看方式的強行介入實際上是使‘肉眼之看’和‘心眼之看’反過來受制於‘機械之眼’的規訓。這樣就有了‘視像的觀看’與‘現實的觀看’之間的區分，而視覺文化研究所
關注的正是‘視像的觀看’。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商品經濟與消費主義的文化邏輯是如何滲透到觀看的現實境遇之中的。他指出：‘注意力經濟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觀看的商品化，就是出售觀眾的注意力。’由於近年國內學者對視覺文化的研究側重於宏觀的把握，曾軍這種深入到觀看內在肌理與機制中的微觀分析便顯得細膩別緻。這種分析澄清了視覺文化研究中的基本問題，也解除了人們的諸多疑惑。”*在此，不僅僅涉及新媒介的術語，更為視角文化時代的文學研究找到了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分析的力量和研究的深度在兩文中都得到了較好的體現，這恐怕是用傳統理論和方法難以解決的。可以說，在新時期三十多年的時間裡，西方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文學的介入是全面也是深入的，某種程度上說，它改變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格局、性質和方向，這是不容置疑也不可否定的。第二，在理論與方法上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和探索精神，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注入了強大動力和鮮活的生命力。眾所周知，文學研究像其他方面一樣，需要對話、碰撞、參照和啟示，這是一個複雜的外在和內在互動的過程，任何單方面努力往往都難以成事，有時還會在自我封閉、繁殖中走向單一甚至衰亡。就像胡適文學革命理論的提出，如無西方文化作為價值參照和啟示，它是很難在國內或皖地自動生成的。新時期以來向外國借鑑各種理論與方法亦如是，表面看來借鑑的是理論、方法與技術，但實際關聯的則是思想與精神，是思維與理念的變革。這是影響文學研究的關節點與核心內容。這就好像近現代以來的發展理路：開始是向西方拿來，我們注重的是技術，後來強調製度建設，再後來才省悟到思想和精神的根本性和重要性，這也是從徐光啟到魯迅的變化圖式。因此，在許多否定甚至嘲笑新時期向西方學習理論和方法的觀點看來，我們只是學了人家的皮毛，不能真正改變我們的文學研究，但他們往往忽略了皮毛之下所包含的思想、精神、思維與理念。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近現代以來文學理論的鉅變之所以發生在五四時代和新時期，最主要的還在於思想解放和革命精神，是一個時代放下包袱、敞開胸懷、大膽探索、勇往直前的風貌，這也是它們有別於封閉保守和閉關鎖國的清末與“
文革”最顯著的標誌。某種程度上說，學習什麼、怎樣學習和學到了什麼還在其次，最主要的往往是學習的精神和品質。因之，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向西方學習理論與方法，最寶貴的經驗和所得是沒有停止腳步，也沒有關閉大門，更沒有喪失口味，而是大膽拿來、來者不拒、胸懷萬有，這不論在新時期、90年代抑或是21世紀以來，都是如此！對此，不少研究者往往從“不加擇取”、“盲目崇拜”的角度對之予以否定，其實，站在思想解放和精神探索的角度看，作為某一階段的接受者有時是不能過於挑食的，也不能為自己設置太多的障礙，這樣會影響自己的胸襟與發展。試想，當年的大唐與日本，其對外敞開胸懷和大膽學習就有點“崇拜”的意味，但這並不影響其強盛與發展。所以，新時期以來讓更多的西方理論與方法進入中國文學研究，從思想解放和精神探索的角度看，無論如何都不過分，都應給予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因為向西方學習，到底應怎樣做到“取之精華、棄其糟粕”，甚至能夠“吐故納新”，當然至為重要！但是，這是相當複雜的，有時被他人視為精華，而在我則恐怕就是糟粕，反之亦然。更何況，沒有放開胸襟、大膽拿來和不斷探索的思想與精神，而首先要求作出所謂的“正確”選擇，這既是一種苛求，又是一種奢望，甚至是有違情理的。這頗有點類似於下面的做法：讓一個沒體驗過酸、甜、苦、辣、鹹五味的人，去做口味師；讓一個未受過磨礪、嘗過失敗滋味的人，去寫悲劇文學作品。我認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向西方學習理論和方法，不管效果如何，有一點不能否認，更不能放棄，那就是：開放的胸襟與大膽探索的腳步。因為舍此，所謂的正確借鑑就會失去根底、動力、發展性和方向感。第三，西方理論與方法的花樣翻新，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創新意識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中國傳統文學、文化以及研究往往更重傳承，所以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子《論語》)之說。在“常”與“變“的關係上也是如此，儘管中國古代有“日新、日日新”和“變則通，通則久”之說，但更多的時候則講“毋變天之道，毋變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呂氏春秋》)，講“道之大原出地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賢良對策》)。所以，錢穆在《晚學盲言》中亦表示：“一陰一陽之變即是常，無窮綿延，則是道。有變而消失，有常而繼存。繼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這一面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的穩定、堅守和執著，另一面也是它封閉、保守、固化的別稱。而西方文化、文學和研究則正相反，它多變而求新，在此方面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以至於人人講個性、獨立、自由、解放與發展，具體到理念和方法創新上也不例外，可謂日新月異、千帆競過。中國文學自古及今雖處於不斷演變中，被胡適稱之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研究也是多有創新，但變化最大者還是近現代以來，尤其是進入新時期，創新求變、與時俱進已成為時代風潮，人們惟恐落伍。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更是如此，當外國尤其是西方理論創新不斷、方法變演快捷，今天的新意尚未吸收，而幾乎在一夜間又冒出一大堆新理論和新方法，令人應接不暇。這就不得不讓中國學者思考、求變、創新，以求追趕和超越。開始，中國學者還只能被動接受與學習，隨後他們開始思考如何自我創新，以實現新的創造與突破，這就必然帶來中國文學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覺醒與轉機。像楊義等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這種創新意識就非常強烈，特別是如何站在中國立場、融通中西古今，以大國文化與氣魄建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與方法論，成為他們的強烈願望與追求。如無自近現代尤其是80年代以來西方新理論與方法的衝擊和啟迪，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說，是西方理論與方法打開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的天地，也是其創新意識開啟了中國學人的創新之門，這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新時期在學習借鑑西方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負面效果甚至消極作用，這是無需諱言的。關於此，既是一種自然現象，也是需要不斷反省和逐漸改正的，因為即便在今天它仍制約和影響著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關於此，我將之概括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其一，複製式的羅列堆積，使文學研究喪失了基本的價值與活力，這在碩士、博士論文和一些年輕學者的著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倡導新理論與新方法的大膽引進，但也要看到在文學研究過程中簡單化運用的問題，許多研究者只做理論與方法的搬運工，有的從國外搬到國內，有的從譯本或別人的研究中搬到自己文章裡，這就使研究變成了簡單的複製和剪貼。如有的碩士和博士論文要研究一個問題，於是就在文章第一部分將與此有關的古今中外論述彙集一處，第二部分是關於以往研究的綜述，到第三部分才開始進入論文正題，然而即使如此，也是以個案研究為例，真正的自己的話很少，於是論文成為一種理論和概念的搬運。這樣的理論與方法借鑑是相當表面化的，其唯一的價值可能是，這類文章又成為一個資料庫，可供新的搬運工將來某一時間再來搬運，但學術價值、生命意義、學者尊嚴卻聊勝於無和蕩然無存。而問題的關鍵是，儘管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歷時近四十年，但這樣的複製剪貼式研究並不在少數，而是成為一種時尚甚至流弊，需要我們進行反省和超越。
其二，無條件的生搬硬套，使文學研究變成貼標籤式的機械、呆板和教條。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另一不足是，不考慮國情、不顧文學背景甚至無視文學性，而只是將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拿過來往中國文學頭上一套，就算了事！這樣的研究省工、省力、省事、省心，但卻給人兩張皮的感覺，即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同對象之間的“隔膜”。因為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之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和現實針對性，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既有共通性又是大相異趣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包括科學也是同中又有很大差異的，因之，將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用於中國的文學研究，這中間隔了幾道鴻溝甚至千山萬水，如果對具體問題不能進行具體分析，沒有創造性的借鑑和轉化，那就沒辦法解決文學研究的實際問題，甚至會給人這樣的印象：用尺子去量重量，用秤砣在稱尺寸。就目前的文學研究狀況看，類似的對西方理論與方法無條件的生搬硬套，仍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且成為文學研究走出模仿和進入創新的巨大障礙。有論者指出：“由弗洛伊德起始，提出人類共有‘俄狄浦斯情結’，構造一套理論和方法，用於普遍的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其推廣應用的邏輯起點就值得懷疑。東西方的倫理傳統不同，立足於西方倫理傳統的理論和批評，不適於東方傳統倫理影響下的文學經驗。東方民族很難接受‘俄狄浦斯情節’及其文學表達，個人的心理缺乏經驗，民族的道德準則斷然拒絕，漢語言民族的神話和傳說，漢語言文學的景深，沒有此類線索和軌跡。將這種根據西方神話和傳說而生成的理論作為普遍適用的批評方法和模式，無限制地推廣到所有民族的文學和批評，會生出極大的謬誤。我們起碼能夠判斷，以‘戀母情結’為邏輯起點的精神分析方法不適於中國的文學批評。”*而問題的關鍵是，有不少文章不顧及此，仍用西方的“戀母情結”套用在中國文學研究中，不僅不能令人信服，還給人“四不像”甚至大倒胃口之感。
其三，原創性研究太少，勢必影響和降低中國文學研究的層次與水平。應該承認，新時期中國文學研究確實存在著理論和方法創新的趨向，且隨著80年代“方法熱”和“理論熱”的興起，特別是經90年代以及進入21世紀後，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人們也似乎形成這樣的創新共識。不過，也應看到，與理論和方法的創新相比，更多的文學研究未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和境界，仍然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和邯鄲學步。究其因，這當然與學術的積累、創新意識的理性自覺有關，也與學者的素質尤其是悟性和創造力有關，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說，不是每個學者都能創造的，都能開天闢地的。然而，如從長遠眼光看問題，中國學術研究如果更多的只是簡單模仿和照本宣科，而無更多的理論和方法創新，那永遠是沒有希望和前景的，因為創新是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所有領域的靈魂。這就為今後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遠的目標。
那麼，未來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創新應注意哪些問題？我們怎樣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局，儘早實現這一奮鬥目標呢？我認為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確立中國的文學與文化自信，以大國風度和創新意識開闢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創新的局面。由於近現代以來中國內憂外患的格局，從而導致了由文化自尊甚至自大，導向了文化自卑甚至崇洋媚外，學術包括文學研究亦復如是！這恐怕是擺在我們面臨的最大困境。其實，從文化精神的角度來說，中國確有自己的光輝燦爛和偉大文明，這在世界上也是不可代替的。如泰戈爾曾說過：“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比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更值得寶貴的？中國文化使人民喜愛現實世界，愛護備至，卻又不致陷於現實得不近情理！他們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我們就應立足高遠、充滿自信，以大國姿態進入文化建構，在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也應如是，不只是跟在西方後面，更要有超越意識和創新精神，這樣，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有可能建立中國自己的新的理論與方法。如果每個中國學人都能在大膽學習和借鑑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確立開元立新的信念與目標，中國文學研究和中國學術的真正繁榮將指日可待。因之，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來說，不怕沒有創新，就怕沒有創新的勇氣和信念，因為成功永遠不可能屬於那些沒有準備或不想成功的頭腦。
二是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固有觀念，這是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得以創新的關節點。觀念作為一種思維層面的固有形態，其最大的優勢是比實踐和程序更內在、長久和深得人心；然而，其缺點則是，一旦觀念形成就很難改變，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甚至是國家都是如此。近現代以來，我們向西方學習，有些觀念極大地推動了我們的發展與進步，但如處理不好，它又會反過來束縛我們，成為難以擺脫的枷鎖。這在愛情與愛情至上、求新與守舊、快與慢、顯與隱等關係中都有表現。如“五四”以來中國文學最大的變化就是愛情解放，以至於到後來形成了愛情至上觀念，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如無愛，勿寧死。”應該說，在無愛的文化中引入愛情，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但是，如果將愛情推向極端，甚至將之看成大於婚姻、家庭、社會和世界人生，乃至於比“死”都神聖，那是走入歧途了。因為，這樣必然導致愛情與婚姻、社會、人生、生命的異化關係。也是在此意義上，才會出現各種畸形的愛情婚姻模式！如果以這樣的愛情神話來研究文學，那就勢必走向偏極，也不可能創造出新的理論與方法。又如，若只遵循現代進化論理念求“新”去“舊”，那也不可能真正達到“創新”之境界，因為新與舊本是一對複雜而多變的概念，對之不能進行辯證理解，文學研究就不可能突破唯“新”論的窠臼。王充早就在《論衡》中有言：“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林語堂也認為：“守古不變則窒息僵化，知新而不溫故則忘本盲從。溫故而不知新則死，知新而能好古則生。知新而不知古則空疏浮泛，根底不深，結果馳騖新奇，人云亦云，了無著落。知古而不知今，則昏聵老耄，自己不能進德修業，沉湎於古經古史，與時代脫節，而且阻撓時代之邁進。”*很顯然，對於古今、新舊，研究者也要打破新文學形成的僵化觀念。當然，要突破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既定觀念，需要有新的參照系統和更大的智慧，否則是很難實現的，因為觀念之改變有時難於上青天。以胡適為例，他留美時與女友韋蓮司有一對話：作為美國地質學教授之次女，韋蓮司好讀書、讀書多，且思想敏銳而深刻，性格孤高近於狂狷，常有驚人之舉。如她不重修飾，衣著多年不易，一守其舊。對此，人們頗為不解，然而她回應說：“彼誠不自知其多變，而徒怪吾之不變耳。”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胡適以其易接受新思想而炫耀之，然而，韋女士則認為，不輕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其短處；容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其長處。對韋女士的見解，胡適非常佩服，認為“此甚中肯”，並盛讚“女士胸襟於此可見”，“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可見，觀念及其觀念的變與不變，之於一個人及其人生觀、學術思想的重要性。
三是在學習西方概念與邏輯的基礎上，要善用中國智慧尤其是中國人心靈的妙悟，這是文學研究更上層樓的密鑰。與西方文化重概念和邏輯推理不同，中國文化的智慧往往表現在心靈和肚子，所以我們常有這樣的說法：“心有靈犀”、“心心相印”、“心靈的對語”、“心知肚明”、“心比天高”、“心高氣傲”、“胸有成筆”、“高者在腹”、“腹有詩書氣自華”、“宰相肚裡好撐船”等。因此，中國人才能從天地自然中獲得心靈的體悟，諸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天容地載”、“虛懷若谷”、“寧靜致遠”等。這往往是西方概念和邏輯難以做到的。林語堂曾概括說：“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關鍵，就是直覺與推理之不同。直覺就是體會、體悟、妙悟。”“在西洋人看來，你沒有系統的哲學，就不足當‘哲學’二字的名稱。系統的哲學，是一種推論的結構，有前提，有證實，有結論的蹤跡可尋，如七寶樓臺，有輪廓，有基石，有頂層，琳琅滿目。中國的哲言，字字珠璣，如夜明珠寶珠，單獨一個，足以炫耀萬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隱忽現，不知來源，不測去向。”“莊生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是看不起爭辯的費詞。現今西洋學術文字，最明顯的就是專門抽象名詞之多。專門術語就是邏輯的工具。古人之道常隱於榮華，今日之道常隱於專門術語。見道不篤，則榮華術語日多。中國人留學學心理學、社會學，那裡是學社會學，常只是學社會學的專門術語而已。凡能深入淺出的話，都不肯靠這些專門術語為學問的華冕。”林語堂還得出這樣的結論：“總而言之，中國重實踐，西方重推理。中國重近情，西人重邏輯。中國哲學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觀的瞭解與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國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觀的真理，中國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這些都是基於思想法之不同。”*在此，林語堂雖有點揚中抑西，但對於中西思維方法及其特點的理解和概括還是很精到的，尤其是指出我們向西方學習的偏向，以及中國文化的直覺與悟性，這是相當敏銳和有意義的。我們未必像有學者那樣，看不起西方哲學包括新的理論與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特點、優勢和支點，在“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創造，將學術研究包括文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這裡就牽扯到幾個方面：一是超越西方理論與方法的至上觀念，在中西之間找到其中隱含的“道”。二是充分發揮中國人做學問的長處，即讓學術與人生融通和相生相長，從而避免人為地將二者分割開來。三是既要學習西方重概念和邏輯的長處，又要將中國人心靈的智慧發揚光大，並在人類發展的高度看待文化、學術以及文學研究的發展問題。四是在人與天地自然的關係中理解人之道和天地大道，避免走進狹隘的人與物相分離的死衚衕中。在此，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事例加以說明：曾有一檔電視節目，做的是一個練習平衡術的人，他想讓一個四十斤重的玻璃魚缸，以一角在一塊較為平滑的石頭上立起來。按西方理論和邏輯，這是不可能的。在五分鐘固定的時間裡，這人沒有成功。主持人問他失敗原因，他說：“這是第一次在這樣大的場合表演，有點緊張，五分鐘心還沒靜下來呢！”主持人又問他以前主要練習什麼平衡術，像魚缸角立是否成功過？此人回答：“以前主要練的是針尖在手上對立，即讓一根針尖向上立在手指上，再用另一根針尖向下站在前一根針尖上。至於讓魚缸角立，以前也試驗成功過。”看到這個節目我在想：欲讓這麼重的魚缸以角立住，至少要有四個層次和境界：一是靜心，只有心靜止水方能寧靜致遠，有智慧產生；二是瞭解物性，即對於魚缸、角、立石的特性瞭如指掌；三是人與物的協調，尤其是知音之感，如果人與物間的主客體太分明，不能做到物我兩忘，形成水乳交融的狀態，二者是不可能有整體感、通情性和粘連感的；四是場的相得益彰與合而為一，石頭有場、魚缸有場、人也有場，甚至天地之間有大氣場，只有當人與物及其天地的氣場不排斥，而是互相接受、融合貫通，魚缸才能與人心相應，聽從他的召喚和意旨。然而，表演者說，在五分鐘內，他的心還沒靜下來，何以奢談讓物立住？因為後面還有幾個條件不具備呢！此例最好地說明：中國文化與西方的差異，這也是中國文學研究者進行創新時要加以思考的，沒有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與體味，缺乏對西方文化的超越性，要創造出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理論與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而好的理論與方法往往更重要！它能為研究者確立新的支點、參照系、理論和方法，使之插上飛翔的翅膀。不過，理論與方法並不是萬能的，也不是最後目的，更不能將之奉為神話，因為最後的目的是將中國文學研究得更好，將之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與境界。真正好的文學研究並不以理論與方法為衡量的絕對標準，也不以理論與方法運用之多少進行簡單的價值判斷，更不以理論與方法的展示或裸露為偏好。好的理論與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應該是“有中無”，即它存在著，但卻是看不見的，就像鹽融入水是一樣的，看似於無但卻是有味道兒的。當然，這是一個更為複雜和微妙的問題，是與中國文化精神和境界直接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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