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之大自不待言。但是他們兩個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尖刻，一個溫潤；一個憤激，一個平和；一個深沉絕望，一個明澈溫暖。人們都喜歡說胡適朋友多，魯迅敵人多。
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適之”曾經是許多人的口頭禪，胡適的人緣之好、人格魅力影響之大可見一斑。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說：“胡適生前真可說是交遊遍及海內外。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枱、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底‘朋友’!”胡適的溫文儒雅、寬宏包容，是有目共睹的。
郭沫若說過，魯迅除了自己，什麼人都罵。據有關 學 者 的 統 計，魯 迅 在 文 章 中 指 名 道 姓 地 “罵”過的就有百人上下；與 其 論 戰 的 重 要人物，也 有 二 三 十 人。實際上是魯迅一個人在挑戰當時的整個文化圈，胡適、郭沫若、梁實秋、徐志摩、章士釗、林語堂、沈從文……魯迅的筆橫掃文壇無人能敵，被人稱為憤青噴子紹興師爺刀筆吏。
胡適和魯迅的經歷不同，性格自然也不同。胡適和魯迅都是官吏後代父親早逝，母親一手帶大的。胡適人生相對平穩，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從此以後一馬平川人生得意。魯迅卻不同，小時候“由小 康人家墜入困頓”，婚姻又不幸，後來兄弟又失和。許壽裳這樣說魯迅：“魯迅的身材並不見高，額角開展，顴骨微高，雙目澄清如水精，目光炯炯而帶著幽鬱，一望而知為悲憫善感之人，兩臂矯捷，時時屏氣曲舉，自由用手撫摩著，腳步輕快而有力，一望而知為神經質的人。”魯迅的經歷對心理有很大的影響。
胡適的朋友多，魯迅的敵人多。唐德剛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羅爾綱說胡適：“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錢玄同則說魯迅性格多疑、輕信流言、容易遷怒。魯迅一生四面樹敵，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許壽裳、齊壽山、郁達夫、瞿秋白寥寥數人而已。
錢鍾書說胡適：“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這完全是對魯迅的褻瀆。
易卜生說：“世上最強的人，也就是最孤獨的人。”又說：“只有最偉大的人，才能在孤獨寂寞中完成它的使命。”魯迅就是這樣的人。
魯迅是孤獨的戰士，“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身於曠野之中叫喊，卻無人回應”式的獨自吶喊，魯迅的孤獨往往是無人理解。
胡適是老派紳士，待人接物，溫文爾雅，君子風度。魯迅是精神界之戰士，橫眉冷對，金剛怒目，到死也不寬恕。
魯迅的孤獨是因為以他獨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抗拒整個國民的劣根性，“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從不知道妥協。博爾赫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與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精神狀況背道而馳的。
魯迅愛罵善罵，讓人覺得尖酸刻薄難以承受。魯迅在一則《通訊》中說：“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
魯迅的認識態度就是“反抗絕望”“反抗孤獨”，他在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說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偏激的聲音。……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魯迅說過，“雖大抵和個人鬥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曹聚仁在《魯迅先生的罵人》一文中指出，魯迅“所攻擊的所諷刺的是一種制度一種思想，則某制度下那一群人當然要挨著他的批評，而某種思想附在某種人身上出現，某種人就要受著他的痛罵”。
魯迅死後，新月派的葉公超《關於非戰士的魯迅》一書中讚揚魯迅：“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的對象是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與他是同等的”。
胡適看了以後很不舒服，對葉公超說：“魯迅他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的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讚揚他”，葉公超回答說：“對於一個人應該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否定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
對魯迅的成就，胡適其實也是承認的，晚年的時候甚至說：“魯迅先生是自由主義者，他是不會向任何外力屈服的，他是我們的人。”
胡適和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本來是一個戰壕的，後來卻因為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
胡適是實用主義者，魯迅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胡適自己說二十年不談政治，可是他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千絲萬縷，當過駐美大使被蔣介石提名競選總統羅斯福的座上賓，胡適很憐惜自己的羽毛，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胡適絕對不會跟政府翻臉，他的理想是謀士和做政府的“諍臣”，走改良的道路。胡適的自由主義其實帶有機會主義特點的，季羨林說：“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
魯迅在官場上沒法跟胡適比，只不過做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僉事，拿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津貼。但是魯迅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在魯迅看來人格的獨立是最重要的。一次蔣介石召見胡適，魯迅很不滿，說以前“宣統皇帝”無聊時召見胡博士，你拍馬屁口稱“皇上”，這次見了蔣介石，你是不是要稱“主席”？
錢理群說：“魯迅是體制外的、批判的立場，胡適是體制內的、補臺的”。在魯迅看來，胡適主動向執政當局獻媚示好，已經喪失了獨立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實乃中國現代知識階層的恥辱。正如孫鬱說： “魯迅晚年與胡適的分歧，在對待工農革命的態度上，大概是重要的一環。一個願意做人民的牛，成為受難階層的呼號者，一個充當了統治集團的諍友，希望用科學理性和民主意識重塑國家。道不同，擇術亦有別，在不同的路上走，則是必然的了。”
胡適為爭取自由和民主呼籲了一輩子，“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寬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寬容，就沒有自由。”
不讀胡適不知道什麼是寬容，但是不讀魯迅不知道什麼是人性。
馮雪峰曾經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然後沉思著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這一百多年來，還有誰比魯迅更懂中國人的人性，還有誰比魯迅更能深入國民的靈魂。
胡適是紳士魯迅是戰士，胡適是建設者魯迅是批判者，胡適看到的是制度的問題，魯迅看到的是人性的問題。魯迅的深刻，魯迅對“國民性”的發現無人能敵，魯迅就是要吶喊，喚醒麻木不仁的國人。直到今天，我們不得不感嘆魯迅真了不起，您所說的也是我們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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