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有一支風塵僕僕、滿面灰塵的隊伍進入北京城，他們要見康熙皇帝。有人詢問過後，才知道這一行人是來自萬里之外的伏爾加河畔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的使臣，他們假途西伯利亞歷時兩年多才來到北京。康熙接見使臣後，瞭解到土爾扈特部對祖國的嚮往之情後，康熙十分感動，史載“上嘉其誠”。康熙帝鑑於土爾扈特部期盼回國的實際情況，為了解土爾扈特部的實際情況，決定派內閣侍讀圖理琛等為使臣，前往伏爾加河流域，探望我國土爾扈特蒙古，並瞭解“所部疆域”。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4月，圖理琛等假道西伯利亞出使伏爾加河。雖然此前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至沙俄當局，要求他們允許清朝使團過境。但實際上沙俄方面並未照做，而是暗中阻撓，在這種情況下，圖理琛等一行人走了整整兩年多，才於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6月，抵達土爾扈特汗部汗王阿玉奇的駐地，受到阿玉奇的盛大歡迎。
雙方見面後，圖理琛宣佈了康熙的“諭旨”，轉達了康熙對土爾扈特部眾的問候。阿玉奇則對祖國當時的狀況極為關心，從皇室到軍事等一一詢問，同時著重向圖裡琛等說明：“滿洲、蒙古，大率相類，想起初必系同源”，以此明確表示自己是祖國的成員。他還說：“蒙古衣服帽式，略與中國同。其與俄羅斯乃衣服、語言不同之國，難以相比”。阿玉奇汗的這些言行，清楚地表明瞭他們的文化習俗與中國息息相關，而與沙俄格格不入。
在雙方友好的氛圍中，圖裡琛一行人在這裡住了14天，期間阿玉奇汗幾乎每日盛宴款待，還安排射箭、摔跤等蒙古族特色節目表演，彼此之間都“喜之不盡”。後來，在圖裡琛一行啟程回國時，阿玉奇汗的小兒子策楞敦多布還送給康熙皇帝鳥槍一杆，並請代為轉達他對康熙的禱祝。這些歡快、融洽和祝福，表達了土爾扈特部對祖國的深厚情意。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圖裡琛等人還京，向康熙皇帝交差後，圖裡琛還將路經蒙古高原﹑西伯利亞﹑烏拉爾山等地的沿途記錄，如所見山川形勢﹑動植物分佈﹑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風俗等﹐進行了整理編撰，並於雍正元年(1723)用滿﹑漢文字刊行﹐取名為《異域錄》。這部書主要記載了俄國的情況﹐卷首有俄羅斯地圖﹐是中國較早介紹俄國地理情況的著作。它出版後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先後被譯成法﹑瑞典﹑俄﹑英等文字。
正是由於阿玉奇汗和康熙帝、圖裡琛等人的努力，終於在數年後，數萬土爾扈特人冒著死亡的威脅，踏上了返回了祖國的征程，並最終得到清朝的妥善安置，成就了“東歸民族英雄”的稱號。（文/講史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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