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1 張靖華，巢湖北岸明初移民的聚落體系

張靖華 吳祥忠

（復旦大學 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南京工程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南京 211100）

摘要：江淮地區是中國南北交界的過渡地帶，這一區域的聚落在數千年的時間內興廢無常，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點的空間形態。特別是巢湖北岸，從明代初期開始建構的聚落空間體系，保存十分完好。它包括了宿營地、水利中心、民籍耕作點等多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體系內，聚落空間的發展體現出制度和文化共同雕塑、創造的特點，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農業聚落的發展過程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

關鍵詞：巢湖 移民聚落 空間體系

Th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Immigration on the Northern Bank ofChaohu Lak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ZHANG Jing-hua WU Xiangzho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rt and Design College,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211100 )

Abstract：Jianghuai region is the junction of China's north and southarea，the settlements in this place gradually formed a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form.the settlement space system construc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very well preserved,specially on the northbank of Chaohu Lake,It includes a number of organic components such as campsites, water conservancy centers, settlements, etc.In this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space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cre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which provides a speci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Keywords：Chaohu Lake; Immigrant Settlement ;The Space System

巢湖流域，地處江淮之間，是傳統中國南北分界的中心地帶。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這一區域易受戰事影響，人口流動很大，聚落興廢無常。從春秋以來，一直處於東西、南北多個政權的拉鋸之中。近古以來，伴隨宋金戰爭的爆發，流域更成為南北雙方拉鋸爭奪的戰場，至元代，江淮經濟有一定恢復。但經過元末戰爭衝擊，很多地方又遭到巨大破壞。在此情況之下，明政府剛剛建立，即開始對江淮及周邊地區進行大規模移民。

根據《明史》的記錄，洪武初年對江淮的移民，一開始集中於鳳陽等中都周邊地區[1]。但中都以南的巢湖流域，實際上移民人口更為複雜[2]。這些移民所建立的聚落，在特定的區域內保存完好。特別是巢湖北岸，岸線向南部彎曲，形成約200平方公里的半島，半島中部，由郯廬斷裂帶所形成的山嶺南北斜向縱貫，將其分割為兩個面積近似的區域，這兩個區域臨山伴水，戰事很少，明清時為合肥縣、巢縣所分治，今為肥東縣長臨河鎮、撮鎮與巢湖市黃麓鎮、烔煬鎮所分轄（圖1）。近年來，筆者對該區域進行了深入調查，發現區域內的聚落除保存了很多傳統建築以外，整體上還存留著極為宏觀的空間體系。

一，軍籍聚落空間體系的特徵

這種空間體系，依照不同的人口來源，分屬軍籍和民籍兩個管理系統。“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3]巢湖北岸軍籍聚落數量眾多，主要通過地名加以辨別。

一種在家族姓氏之前冠以“軍”字，如黃麓鎮有軍張、軍蒯、軍徐，長臨河鎮有軍王嘴、軍蔣等村，在江淮其它地區也有零星分佈。除“軍”以外，還有一種大型村莊，原始規模約在100戶左右，被稱之為疃。疃是一種與屯田經濟有密切關係的聚落形式。[4]康熙《巢縣誌》載黃麓鎮有“九疃”：“疃：劉家疃；張家疃；管家疃；王家疃；黃家疃；郭家疃；周家疃；唐家疃。以上諸疃，俱在西鄉。”[5]在肥東長臨河等地，有牛家疃、趙家疃、羅家疃等、李家疃等。這些“疃”和“軍”的分佈，在空間上十分有規律，除了張家疃、管家疃等幾座集中於蘆溪嘴的圩田以外，其餘都沿著一條叫軍崗的高地向中部山嶺延伸，沿途之中，聚落間距約5華里，沿西北方向達到山區之後，又向北和郭家疃、軍張二村構成平均5華里的聚落分佈線。而長臨河地區的幾座疃集中於淝河入口灘塗，和蘆溪嘴地區類似，這幾座疃向北約五華里到達軍王嘴村[6]，從軍王嘴往東北五華里左右，抵達軍蔣村，該村與巢-合邊境的軍張村似呈遙相呼應之勢。這些由“軍”和“疃”所構成的聚落，隱約的展現了這一地區存在的龐大軍屯體系，以及處於這個體系上的村落彼此之間密切的配合和聯繫（圖2）。

二，民籍聚落空間體系的特徵

和軍籍相對的，是由州縣所管轄的民籍聚落。巢縣一側的民籍聚落在地名上的特徵並不明顯，但在長臨河地區，容易辨別，且數量眾多。這一地區民籍聚落有一個明顯特徵，是它們一般都採用始祖的姓名作為村莊的原始名稱，如徐萬二村，“明太祖中原定鼎，萬關二公避難圖存，由婺遷淝，卜吉朝霞之東，聚族而居，以長子孫焉”[7]，徐太六村：“始祖，貞慶，字太六，於洪武間由宣卜居肥邑東鄉，屏山鏡湖，定為世基，戶名郎公字，遵為一世祖，配趙氏”[8]；王信一村，“福慶長子，信一公，民籍一甲，諱信一公，即戶名，故尊公為一世祖”[9]。都是民籍移民所形成的聚落。這種以祖先姓名命名的村落主要產生於洪武初年短暫實行的戶貼制度，是特定時代的產物[10]，除了現存的地名外，還有兒歌和碑刻也保留了相當多的歷史地名[11]，我們將其這些村莊予以恢復，在本地區大約尚存約65個，它們基本全部集中在北部長寧河流域和南部玉帶河流域的兩個片區之內，並呈現兩種不同的分佈態勢（圖3）。

在長寧河流域分佈的聚落群，我們簡稱為“長寧河聚落群”，區域的族群來源比較單純，基本以江西移民為主體，中有少數來自皖南和長江沿岸無為的移民。他們分佈在一個以“烏金陂”為近似幾何中心的正方形區域內的。烏金陂是一個古代的水利工程，它橫跨在長寧河上，先截留青陽山的落水，再通過一條人工渠將水流引向指定的方向，從而完成對下游廣闊區域的土地的灌溉。以烏金陂為中心，有兩條平直的聚落分佈線從中穿過，一條沿著南偏東30度角方向，其北部端點大約到撮鎮長樂集一帶，其南部則延伸到青陽山南部的劉伏二村附近。另外一條與之垂直，呈東偏北30度角，分佈著王端二、王赤堡、吳赤堡、奚家崗、柳仲二幾個村。這兩條線上的聚落間距大約是1.5華里左右，直線的走向和人類歷史上的活動路徑是基本一致的。如張勝吾村附近有長寧寺，香火極盛，向北至長樂集則有長樂寺，僧人對我說，過去兩寺之間存有古道，稱“十里長亭”，是一條重要的宗教活動走廊，“十里長亭”的連線就與聚落線重合，空間實測數據也在10華里左右。而另一條直線和烏金陂流出的人工渠方向基本一致。都證明這種空間上的聚落分佈線，是人類歷史活動造成，而不是一種圖形上的偶合（圖4）。

而長臨河鎮南部的玉帶河地區，可稱為“玉帶河聚落區”，和北部片區的聚落沿正方形對角線（或平行於對角線）分佈不同的是，這兩部分移民以玉帶河中部的笏山臧村作為中心點，沿正方形的邊長（或平行於該邊長的直線）分佈。這些處於邊長或平行於邊長的的聚落分佈線上的移民點，其北部一條和歷史上的道路完全重合，而正方形內部道路，則幾乎垂直於這一邊線，呈平行的梳狀結構，道路沿途聚落，近似分佈為方格網狀。說明和北部一樣，整個玉帶河片區在最初都有人工計劃的存在（圖5）。

三，移民聚落空間體系的建構

這樣一個融合了軍民兩種人口聚落的宏觀體系，它的產生過程，必然和田園詩般的鄉村發展有很大不同，它接近於邊境地區的屯田開發和聚落建造模式。事實上，從南宋以來，江淮一直是邊境地帶，元人餘闕說：“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九百年來未嘗一歲無兵革”[12]，人民在這種環境下，“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鬥”[13]，雖然文獻並未詳細記載整個體系的建造過程，但根據口頭傳說和族譜檔案，大略仍可將其簡單的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宿營地的建立

宿營地是移民前期重要的準備。路偉東在《農坊制度與雍正敦煌移民》[14]一文中，提到敦煌的農坊建設：“移民初至，全部聚居城關，五方雜處，稽查匪易，而所種田地又散處四鄉，每年春耕伊始，挈眷赴田，夏耘秋收，婦子散處原野，結茅而居，待至澆畢冬水，又搬回城內居住。”[15]說明了宿營地具備兩個功能，一是為勞動者提供寒冷時段集中居住的場所，二是為個體移民提供安全的護衛。對比陸文之圖，會發現半島西側長臨河鎮和敦煌城關的功能是非常相似的。長臨河鎮，舊稱長寧鎮，它處於玉帶河聚落群正方形版圖的西北頂點，也是串聯一系列民籍聚落的直線開端。從地理位置來看，它瀕臨巢湖，原在淝河入湖口位置。光緒《廬州府志》記載，“施水舊由長寧鎮西入湖，乾隆年間，土人因河勢行曲，圩田被害，遂改歸今處，所謂施口也。”[16]據《水經注》：“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17]它早期的功能可能和湖口戍是一脈相承的。從平面形態來看，它的外圍呈橢圓型，城牆、城壕痕跡仍存，內部街區呈十字交叉，具有明顯的衛戍小城的空間形態（圖6）。從空間使用率來看，雖然經過六百年的發展，但內部商業並不發達，兩條十字交叉街道，僅有一條有商業活動，另外一條有一半僅存痕跡，城鎮土地有近四分之一荒廢為農地，這種位置和形態的小城，在整個巢湖流域並不多見，它早期很可能是類似農坊制度下的敦煌，作為周邊的民籍移民的聚居點，人口散落定居後，才出現了衰退和空置。張保二村族譜說：“長臨河去青陽山五六里，泉甘而土肥，樹林陰翳，人煙湊集”[18]，祖先因而定居，後來人卻說長臨河周邊，“窮不過孫家鳳，苦不過萬家河口，小丁家凍餓的心發抖”[19]，說明人口減少，經濟衰退的情況。目前長臨河鎮周圍，也散落著許多無序的移民聚落，似呈向周圍散開的態勢，似乎也暗示鎮區人口經歷了從中心居住到部分遷出，最終進入四周定居的逐步變化過程。

第二階段，是土地資源的勘察和水利工程的建造

這一階段的第一步是集中人力對土地資源進行初步勘測。在巢湖北岸，人民口頭上一般把這個階段叫“插草為標”，泛指祖先們對荒地進行測量，標記。長江中下游同時期移民家族族譜裡，有些記錄的比較詳細，如“我肇祖隨蟻赴之眾，數標杆為記。劃一畝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厲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孫” [20]（湖南《厚雅田王氏譜》）；湖南民國《雲陽塗氏族譜》卷十九《家傳》，“佔墾者至，則各就所欲地結其草為標，廣袤一週為此疆彼界之劃，佔已，牒於官，官不問其為地方數十里、百里，署券而已。後至者則就前貿焉，官則視值多寡以為差，就其契稅之”[21]，“插草為標”是進一步開發的前期準備。不過，和上述族譜記錄的相對自由狀態不同，本地區的土地勘察，更類似類似《左傳》中楚國“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22]的集約化過程，以政府為主導，組織力量進行勞動，然後再實現對土地的分配。這一步完成後，第二步是要進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前文提到了聚落中心區附近的“烏金陂”，除此以外，在玉帶河和黃麓鎮洪家疃村，都存有較大的水壩（圖7）。它們通過攔截山水形成水庫，進而調節對下游的灌溉[23]。總之，通過宿營地集中大量的勞動力，之後在此基礎上完成對自然資源的初期開發，這是一個聯動的過程。

第三，人口的安插和原始居民點的建立

這一階段，應視為移民聚落成長的開始。路文提到敦煌移民，在農耕季節“散處原野，結茅而居”，巢湖地區也有類似說法，如黃麓地區把祖先最臨時性的住所，叫“莊房”。如唐氏雖有十八個村，但當地人傳說，莊房在“二嘴村”，就是這種情況。軍籍移民中，莊房的建立是否比較自由的尚不可知。但民籍聚落能自由選擇建造位置的可能性估計不大。一方面，明初移民所具有的制度承襲性，使得整個民籍移民在遷移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強制性色彩，從華北到南方都有類似的傳說，長臨河當地流行“打鍋牛”和“五果丁氏”，合肥周邊有“元鑼王”的傳說，都是移民者從始遷地就被迫分開的反映。這種傳說的真實性姑且不論，從巢湖北岸的聚落分佈來看，恐怕移民者即使到了目的地，也並非像湖南族譜所描述的，“官不問其為地方數十里、百里，署券而已”。他們的去向更多的也是處於一種某種特定目的的統籌和強制之中。這種強制的痕跡從兩個案例可以明顯看出。

一是從江西紫溪遷移而來的劉氏，和其它移民個體前往不同，劉氏是兄弟三人一起北遷，“一居於蜀山之下，號曰壽一公，是我之伯祖也；一居於淝水之東，號曰壽三公，是我之叔祖也；而吾之始祖壽二公，居於巢邑，迄今於又數百餘年矣。”經調查發現，這三個兄弟居住的村莊，今名劉壽大、劉家疃、劉壽三，它們分別位於長臨河鎮北部圩田埂上、巢湖市黃麓鎮蘆溪嘴和長臨河鎮南部山區之中，形成了橫跨縣域的等腰三角形，數百年間，相互往來很少，顯然是最初被刻意分開所導致（圖8）。這種情況不僅見於家庭，還見於同一來源的移民團體。最為典型是玉帶河流域的聚落群，正方形上下二邊上的聚落人口來源極有規律，完全按皖南-江西-皖南-江西互相穿插的方式進行的（表1、2）。這種將同一故鄉、同一語言，同一習慣、同一命運的移民者互相分開的做法，或許正是明初統治者受元末戰爭影響，“汲汲以防民奸……兢兢以防邊患”[24]的心理反映。

表一：玉帶河聚落群SL1分佈線上族群來源

序列名稱

玉帶河聚落群分佈序列SL1

名稱序列

盛宗三——羅榮八—— 吳興一 ——胡道二——凌福四

來源序列

皖南—— 江西—— 皖南—— 江西—— 皖南

表二：玉帶河聚落群SL2分佈線上族群來源（Q代表在空間上暫缺的聚落）

序列名稱

玉帶河聚落群分佈序列SL2

名稱序列

徐太六——確失——梅壽二——劉壽三——徐萬二

來源序列

皖南——Q——缺失——皖南——江西——皖南

注：根據距離和位置分析，表二缺失的村落，很可能是北遷玉帶河的吳潑養村，今名六家畈。

四、聚落體系對建築空間發展的影響

如果我們把這種以宿營地為中心，以水利為樞紐，以強制的安插為推進方式的聚落體系，看作中古時期江淮軍民屯田活動的一種技術延續[25]，那麼它無疑是非常成熟的，在體系上也十分穩固。但伴隨時間的推移，體系和單體聚落的發展之間總會產生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由兩方面原因所引起，一是明代以來不斷增加的人口和隨之產生的資源匱乏，二是明中期以來屯田制度的逐漸廢棄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巢湖北岸地區，雖然屯田體系本身不免最終陷於崩解，但在它存續的數百年時間內，仍對個體聚落的空間發展產生了以下重要影響。

第一種影響，是聚落體系中原始居民點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資源狀況的差別，導致建築空間的拓展模式產生很大差異。在農業社會中，土地和水利是最核心的生產資源，當人口、土地和水利資源發展不太平衡時，就會引起人地關係的緊張，進而導致人口的競爭。這種人口競爭和正常的人類繁衍速度的疊合，直接引發了明代以來傳統農業聚落的普遍擴張。在南方地區，聚落髮展一般以房分析出的方式加以呈現，本地亦然。不過房分拓展的方式在不同環境的聚落中路徑相差很大（軍民二籍都存在這種問題），如黃麓鎮唐家疃村，就從中心聚落二嘴開始向外擴展十八個村，稱十八唐，廣泛分佈於整個烔煬河鎮至黃麓鎮之間的土地。而聚集在蘆溪嘴地區的張家疃、劉家疃、王家疃等，由於土地狹窄，彼此接近，實際就無法通過擴展新村來實現房分析出，而只能原地擴張，從而導致整個村莊面積在原地膨脹。比如張家疃村，到康熙年間共聚居了張氏“七分半”支派，後來又遷其它小姓，形成了“陶葉先知止，徐楊繼卜鄰”[26]的人口格局，並逐步向集鎮化方向發展（圖9）。這種情況在民籍聚落中也是存在的，如長臨河鎮羅勝四村，地處長寧河下游，資源優越，空間廣闊，從明初以來沿流域發展出十八個村，而南部地區一些村莊（如羅榮八、朱龍七村）由於地形高亢，耕作不便，水質嚴重鹽滷化，甚至成為人口稀少的“癌症村”。從某種程度上，這些七百年曆史的傳統村莊在保護與更新問題上，自然也不可能遵循同一路徑。

第二種影響，是體系上自然資源的差異刺激了移民的二次遷移和新聚落的形成。實際上，明初軍民屯墾體系的聚落空間，和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中的第一原則——“行政原則”作用的下的聚落分佈十分相似，它所建構的聚落體系及其功能分配，帶有很強的政治性色彩，但不能經濟的利用資源，在後期也難免會引發人為的變動和修訂[27]。在比較偏離行政和集散中心的區域，這種情況是非常明顯的。玉帶河聚落群的南部邊界，存徐萬二、梅壽二村，和徐太六三個聚落，雖然構成一條連線，但和正方形北部邊界相比，中間似乎有一、兩個“點”的缺損（見表2）。在正方形區域的中部，也能發現方格網中聚落點“缺損”的痕跡。這其中一方面可能因人口逃逸、死亡而導致村莊消亡，但主要還是和聚落遷移有很大關係。事實上，這一區域的聚落遷移的方式十分多樣，在空間上痕跡也十分明顯，有些可能是共同遷移並彼此靠近，如王信一、王道三兩村，有些是一村向另外一村靠近、融入，如黎興三、楊元三兩村。還有一些村莊直接脫離體系，單獨遷移到更適合發展的地區，如六家畈村，舊在崖山北側，二世祖攜六子遷移到玉帶河出口位置，很快發展成包含了“三崗六分”的龐大的聚落體系，並將新增人口向玉帶河流域蔓延。這些聚落的遷移，使得居民能成功的避免原始體系中空間距離過遠，交通不便的弊端，贏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也改變了聚落髮展的資源和潛能。

第三種影響，是聚落的體系化進程，客觀上推進了整個巢湖北岸半島內以“九龍攢珠”為代表的聚落建築空間的形成。“九龍攢珠”是一種古老的聚落規劃術語，筆者最先於黃麓鎮張家疃村採集得到，它把地形堪輿、水系建設和建築單體建造融為一體。首先確定適合居住的盆地狀地形，“四圍皆高，中獨低凹，地師取向燕窠”，既易於排水，周邊又有坡地可供建設，第二步，在盆地底部挖掘水塘，“塘在村中，沼堤植柳，綠水青絛互相掩映”[28]，第三步，在水塘周邊的坡地上建設平行或放射狀的排水明溝，明溝朝向水塘，而居住區則在明溝之間的狹長地塊上。第四步，在居住區內建造前後相連的房屋。房屋皆為三開間兩廂房制式，民居天井埋設下水管道，管道排水匯入明溝。“如遇到大雨，有九條水溝，滾滾直入門口塘，看起來活象九條龍在戲水，群眾稱此為‘九龍攢珠’”[29]。這種空間規劃模式無疑和南方移民人口的大量北遷密切相關，因為今天鄱陽湖東岸饒州衛城還有稱作“九箭射東湖”的片區，片區有九條巷道，向東湖延展，傳為范仲淹所建。而西岸的贛撫平原，類似形態的聚落也非常之多。毫無疑問，這種空間符號是移民性的，但它的廣泛推行，卻也離不開軍屯制度的推進。從唐家疃等典型“九龍攢珠”原始區域分析來看，最初確實是比較嚴格的遵循九條巷道、縱向十餘戶的建造模式，如果對比衛所制度下屯兵百戶所的人口要求，會發現二者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30]。另外，從單體建築的建造模式來看，三開間兩廂屋的格局，尺度十分統一，也十分符合洪武初年的統一定製[31]（圖10）。從這點來說，“九龍攢珠”是一種融合了制度與文化，體系和個性的古老建築空間，它的保存和推行與明初聚落體系之建立密不可分。

五、聚落體系中的族群意識和風水觀念

如果說對建築空間的影響是物質性的，那麼在明中期以來逐步發展的風水觀念中，聚落體系施加的影響更多是社會性的。這種影響的分兩方面：一方面，明初移民者的文化和身份混同，以及後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了諸多競爭，從而導致風水觀念成為社會競爭的反映，或者社會競爭的工具。另一方面，不同人口來源的移民聚落之間，彼此可能存在文化隔閡和心理差異，從而強化了風水觀念作為族群的圖騰和象徵意義。這裡從黃麓鎮和長臨河鎮兩個案例可以看出。在黃麓鎮地區，存在著大量集團化的軍籍聚落，他們和民籍之間，一開始就存在經濟條件、生活方式、社會地位的差異，後期伴隨軍籍聚落的擴張和家族勢力的膨脹，對民籍聚落的壓倒優勢就更為明顯，黃麓鎮民眾說，“唐不沾、徐不搭，沾著姓唐的皮就塌”，又諷刺說“只准軍家防火，不準百姓點燈”[32]，都說明了以“軍”和“疃”為代表的軍籍聚落群和民籍之間的矛盾是深刻的，彼此也存在著或明或暗的競爭。這種競爭心理在洪家疃村的風水觀念表述中有集中體現，該村地處半島中心西黃山下，原為來自江西的徐、莊、黃等軍籍居住，依託水壩世守，徽州移民洪氏原居村外，至清初，莊氏逃出，洪氏得以進入，此後人口大增，在修改了村名之後，洪氏又在族譜中留下了有趣的文字：“居巢有東西兩黃山，其氣脈與宣歙間黃山通。宣歙間多奇士，而以理學經術鳴世者復後先相輝映，望氣者咸信為三十六峰，靈秀所鍾焉……其在縣西者則孤峙湖上，於奇拔中仍露一種尊嚴渾樸氣象，俯視眾山，皆培僂耳”[33]（圖11），這顯然將整個村莊的風水環境進行了徽州化的解釋，更刻意掩蓋了村莊曾為軍屯聚落的一段歷史。在長臨河地區，和黃麓鎮有類似之處，但更多體現於民籍聚落在體系之中的矛盾和衝突。

在這個過程中，風水觀念也發揮著兩個作用，一方面，風水文化是解釋歷史的工具，緩解了社會矛盾。如梅壽二和吳興五兩村，由於種種原因，人口差異極大。乾隆時人梅崑曾經疑問：“迄今五百餘年，予族寥寥，而吳姓繁衍不啻數十倍，何盛衰若此？”[34]對此，風水觀念的解釋是：吳興五是一個獅子地，分獅頭、獅身、獅尾，因此繁榮發達。梅壽二村北部相對開闊，南部狹窄，是一個螺螄地，螺螄成了精，不停的長大，就慢慢的禍害村人。“後來，風水先生用碾將螺螄釘死，使村莊得以平安。”[35]這裡，風水文化發揮了維護體系的正面作用。但在其它地方，它有時反而激化了族群的矛盾。最典型的案例如六家畈村。按《吳氏宗譜》，六家畈始祖吳七三為宋末宣城人，於寶慶年間北遷巢湖。二世祖吳再三看到玉帶河“左青陽、右巢湖，溪水環帶，為形勝之地”，於是從茶壺山北遷，又在巢湖邊建起一座七層寶塔，“村莊像一個書桌，寶塔如寶劍，祠堂前的水池如硯臺，傍晚，寶塔的影子能映照在池塘裡，宛如筆在添墨，早晨，寶塔的倒影又落在了巢湖裡。村莊南部還有座茶壺山，山的北側有一座岩石如壺嘴，每天向村莊滴水，所以村莊文武人才輩出，財源不斷。”[36]其實吳氏是否遷於宋末，從該村族譜記錄來看，疑點甚多，易於發現，或許在當時也未必當真[37]，但它遷移並佔據風水寶地的行為，顯然引發了體系性的震動。遠在長寧河流域的羅勝四村就在族譜中指責六家畈，作為一同經歷大移民之艱辛的江西老表，吳氏不僅隱瞞了自己的移民史，還隱瞞了自己的發家史：“公善青鳥之術，與同裡吳氏始祖為中表之戚，公來較早，先卜宅於六家畈，藏於四頂山，自以為丁財兩旺，吳來略遲，屢次乞讓，於是再卜宅於今之皆吾村……此數百年來兩姓子孫遞述之詞，證之今日，尤為可信。”[38]這種體系性的思想震動，代表著風水所引發的資源爭端已經成為聚落體系秩序存在的痛點，並且隨時可能引發更激烈的抗議。在與六家畈經歷了長期對峙之後，江西移民劉壽三村派人砸壞了六家畈南部茶壺山上的滴水石，引發了一場地區性的巨大風波，至今還存留在兩村人的記憶之中。

必須看到的是，這種帶有工具性的風水思想，相對體系本身來說，它的產生無疑是後發性的。除了在村莊形態、建築空間上面偶爾的結合以外，它與聚落體系建構過程中所攜帶的大量記憶有太多不合之處。在筆者訪談時，“殺韃子”、“大移民”、“插草為標”的歷史記憶在當地人腦中是如此深刻，彷彿仍是耳熟能詳的昨日之事，而風水文化對村莊形成的美好解釋，和這些艱辛記憶相比反而顯得柔弱和平淡。乾隆年間，沙二崗村編修宗譜稱：“我始祖興五公於宋寶慶間由宣城渡江，卜居於二大沙崗”，但到嘉慶時期，族人吳靜江還在對此表示質疑：“先生謂自宋寶慶迄國朝嘉慶間，應不止一十六世”[39]，質疑的人還包括吳的朋友，他們認為：沙二崗原名“吳興五”，而“興五為編裡戶名”，對於這些反對，“隨聲附和者不一而足。”[40]這些針對“千年”聚落的歷史所提出的質疑，無疑對先人擇優選擇“獅子地”而蔭澤後人的說法也提出了挑戰。同樣情況也見於不遠處的徐太六村，沈用熙在族譜中說：“四頂山峙於巢湖水匯之處，左而黑石嘴、右而紅石嘴為兩翼，水交氣止，為一大垣局也，聞昔有隱君子徐太六公者，當明之初，愛茲山水之勝，由宣城卜居於此。”[41]（圖12）但雖然風水如此出眾，“吾又聞之徐氏雲，其村之四分六村，先嚐有某某姓居者，今亡矣。”所以在許多移民後裔眼中，風水之說很有魅力，但又極為矛盾，“世人昧其理而弗察，或妄焉，委焉、謬焉。”[42]從這點來說，在明初強大的聚落體系基礎上成長的風水思想，很大程度上處於解釋歷史和現狀的工具地位，除個別村落以外，它在聚落建設等各方面還不能真正發揮很大作用。

六、小結

綜上所述，巢湖北岸明初的聚落空間體系，是一個建立於特定時代背景的建築遺產。在其建構的過程中，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體系本身是制度、文化、技術的綜合體，在其中，大量的聚落得以孕育發展，在與體系的協調和矛盾中發展和變遷，在這一過程中逐步發展的風水觀念，深深的打上族群衝突和歷史重構的烙印，也不能視為簡單的環境思想或封建迷信。實際上，這樣一個完整的空間系統，能在巢湖北岸得以存留，除了地理環境較為封閉以外，與後期歷史也密切相關。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之後，為了應對嚴峻的軍事形勢，清政府在本地區組織團練，使得村落重新武裝化，大大弱化了族群衝突；而淮軍建構過程中吸收的大量兵員，使得人地關係趨於平衡，聚落破壞的風險也大為減輕。從這點說，巢湖北岸聚落體系產生於必然，但保存至今仍有偶然。如何對這一宏大的建築遺產進行保護、更新、利用，將為建築學與社會學等多個領域提出新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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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肥東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編，《肥東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實地調查階段驗收工作報告》, 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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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偉東.農坊制度與雍正敦煌移民[J].歷史地理.第二十二輯：3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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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餘闕.青陽先生文集[M].四部叢刊續編景明本。

9. （清）黃雲編修.廬州府志[M].光緒十一年編修。

10.（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 （清）雍正皇帝編纂；張萬鈞，薛予生編譯. 大義覺迷錄[M]. 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9.02：191。

作者簡介：張靖華（1981-），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歷史學博士。著有《九龍攢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與源流》（天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研究方向：聚落地理學、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建築遺產保護。

[1] “其移徙者，明初，當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見（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2]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著．簡明中國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見（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4] 對於疃的性質，目前尚無專門研究。按“疃”的古意原指丘陵之間的小塊田地，宋元以來，疃開始大量出現於村莊名稱之中，一般和“村”並用，它們的區別在於兩點：一方面，疃多數用於和屯兵有關的地點。如“鹹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疃。”,涇縣童家疃《童氏宗譜》：“自元代而遷居焉，傳至四世祖仲英公，遂徙居八字門，後世又分居團兵一帶，隸六甲籍”，第二，疃一般和官方屯田活動密切相關，如“洪澤屯田萬戸府……其置立處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黃家疃等處。”，元人《題牧牛圖》說：“誰家荒疃連平原，何處孤村帶喬木，官田耕盡牛正閒，且對東風弄橫玉”，都表明了這種情況。

[5] 於覺世編：康熙《巢縣誌》卷六。

[6] 該村地處南淝河和店埠河交叉之要衝，歷來為軍隊南下聚集之要衝，據村中老人回憶，1949年大軍南下，軍隊也集聚於此村。

[7] 徐萬二村《徐氏宗譜》，1889年編修，卷一《徐氏宗譜序》。

[8] 長臨河鎮大徐村《徐氏宗譜》，1947年編修，卷三，《世系》。

[9] 長臨河鎮王信一村《王氏宗譜》，1915年編修，卷三，《世系》。

[10]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 見（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11] 兒歌曰：“一，一，吳興一；二，二，梅壽二；三，三，盛宗三；四，四，羅勝四；五，五，張勝吾；六，六，徐六六；七，七，朱龍七；八，八，羅榮八；九，九，張永久；十，十，千張乾子豆腐長樂集。”筆者蒐集於長臨河鎮。

[12] （元）餘闕.青陽先生文集[M].四部叢刊續編景明本.卷四《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

[13] （元）餘闕.青陽先生文集[M].四部叢刊續編景明本.卷一《青陽山房記》。

[14] 見路偉東：《農坊制度與雍正敦煌移民》．《歷史地理》第二十二輯，第310-330頁。

[15] 路偉東.農坊制度與雍正敦煌移民[J].歷史地理.第二十二輯：318頁。

[16] （清）黃雲編修.廬州府志[M].光緒十一年，卷七《山川志》下。

[17]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十二。

[18] 張寶二村《張氏宗譜》，1881年版，卷一《纂修張氏宗譜序》。

[19] 蕭寒蒐集

[20] 湖南衡陽《厚雅田王氏譜》卷一，轉引自楊總錚. 湖南客家[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頁。

[21] 湖南衡陽《厚雅田王氏譜》卷一，轉引自楊總錚著：《湖南客家》，廣西師範大學初步安設，2007年，第22頁。

[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3] 洪家疃村旁的壩體長約150米 ，據說村莊原名“徐家壩”，是以徐氏命名的“疃”集中人力建造的，而烏金陂，雖沒有明確的建造家族名稱，但從當地人流傳的傳說裡，也能一窺當時集體勞動的史實。

[24] （清）雍正皇帝編纂；張萬鈞，薛予生編譯. 大義覺迷錄[M]. 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9.02. 191頁。

[25] 元戰爭以後，元政府對江淮屯田的恢復非常重視，“先是，江淮行省言：‘國家經費糧儲為急，今屯田之利，無過兩淮，況勺陂洪澤皆漢唐舊嘗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漢軍屯田，可嵗得糧百五十餘萬石’，至是從之。”從至元二十一年以後 ，分先後設立芍陂屯田萬戸府和洪澤萬戶府以擴大屯田。芍陂屯田萬戸府的規模，最初僅為試行，“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江淮行省言：‘安豐之 芍陂，可溉田萬餘，頃乞置三萬人立屯，中書省議，發軍士二千人姑試行之，後屯戸至一萬四千八百八名。”而江淮東部之洪澤萬戶府，“立淮安路之白水塘、黃家疃等處，為戸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名。”，“為田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頃二十一畆”（以上均見（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卷一百《屯田》）。巢湖地區是唐宋以來著名的“三十六圩”所在地，其周邊的屯田聚落一直比較發達。

[26] 張家疃《張氏明公支譜》清代稿本，第一卷《支譜告成恭記百韻》。

[27] 見（德）克里斯塔勒著：《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28] 張家疃《張氏明公支譜》清代稿本，第一卷《湖村十景記》。

[29] 張靖華. 九龍攢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規劃與源流[M]. 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第20頁。

[30] “先是，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至是更定其制，每衛設前、後、中、左、右五千戶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

[31]“公侯伯前廳、中堂、後堂各七間，門屋三間……一品、二品廳堂各七間，屋脊許用瓦獸，樑棟、斗栱、簷桶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三品至五品與二品同，但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各三間……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及彩色裝飾。”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32]唐，指唐家疃村，徐，指軍徐村。

[33] 洪家疃《洪氏宗譜》，1917年編修，卷一《洪氏宗譜序》。

[34] 沙二崗村《吳氏宗譜》2011年編修，卷一《吳氏續修宗譜序》。

[35] 2014年採訪於梅壽二村，訪談對象：孔凡泉，1932年生，農民。

[36] 筆者採集於六家畈村，講述人吳保文。

[37] 按《吳氏宗譜》所載世系，祖先當為元末明初人，戶名“吳潑養”。

[38] 羅勝四村《羅氏宗譜》，民國版，卷一。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徐太六村《徐氏宗譜》，1947年編修，卷一《徐氏重修族譜序》。

[42] 同上。

最憶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