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日本方面為防止報復而派出了大批人馬前往中國活動。
其中，有些是做親善活動的，有些則是暗中拉攏潛在的反對派，有些更是負有秘密的偵查和間諜任務。
當然，在這些人中，很多往往是三者兼顧，表面上做友好親善工作，實則窺探分化中國內部勢力，如其對康、梁的保護，再如黑龍會宮崎滔天等尋訪革黨、會黨的活動。
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成為日方人員的重要拉攏對象，而張之洞對日方的各種邀請提議也無可無不可，並作出了一定的回應，如派人前往日本考察等等。
其中，在戊戌年後、庚子事變前，由張之洞長子張權率領前往日本的軍事考察團，即為瞞著清廷而派出的地方秘密活動。
然而，張權在日本的表現並不令日方滿意，如其接待人、日方高層且為貴族出身的近衛篤麿在日記中透露的，張權為人任性，於禮節頗有不到之處，令人心生厭惡。
當時，在張厚琨的教育問題上，張權即與近衛發生衝突。張厚琨系張權之子、張之洞長孫，此時正就讀於日本貴族學校學習院。1900年7月15日，張權致函近衛篤麿，其大意是：
現在休業之時，想讓小兒暫住我處；游泳之行，聽說學生不去者甚多，而我在此住不了幾天，不知小兒是否可援例不往否？這二件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敬請回復。
張權本來以為，父親關心兒子乃人之常情，父子在異國他鄉藉機小聚也無可厚非，近衛篤麿順勢成全也無非是一句話的事，誰知後者對此卻並不表態，而是邀請其面談一次。
於是，張權便有意藉故爽約，而使人“代面”。對此態度，近衛篤麿十分生氣，因為張厚琨在校“行為失檢”，分明是其父過度縱容，而有意麵談卻召而不來，更顯“無禮”。
因此，近衛篤麿通過湖北留日學生監督錢恂對張權提出警告，後者得知後大發公子脾氣並致函近衛篤麿，其中口氣已經十分不耐煩，曰：
弟性直率，不耐繁細，且此來本為閒遊，疏散尚且不足，何暇預此等事，自苦乃爾。即日前所請於近衛公之事，可則可，否則否，一言而決耳，亦無煩贅辭也。……
至此，張權和近衛篤麿的矛盾日趨激化。
鑑於張厚琨連續休課、擅離學校等多次違規行為，近衛篤麿認為張權在日百無一是，於是又致信東亞同文會會員、時任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的小田切萬壽之助，其中表示：
張權在日“妨礙其子教育”，“如此愚物，可令其早日歸國矣！”
如此，張權在東京也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其赴日的成效可想而知了。
張權字君立，張之洞長子，生於1859年，光緒辛卯科舉人、戊戌科進士。其有五子，前述長子張厚琨後離奇死亡，三子張厚琬於1909年入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第八期學習。
回國後，張厚琬歷任陸軍大學教育長、東三省巡閱使署參謀處長、陸軍次長、航空署督辦、東北講武堂堂長、中東路警務處長等職。
1930年奉軍進關後，張厚琬做過河北省民政廳長。1935年《何梅協定》簽訂後，原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被撤換，其以民政廳長兼代主席職務。
此外，張之洞第五子張燕卿（1898年－1971年）也曾赴日留學，回國後做過奉天省復縣（今瓦房店市）知事、直隸省正定縣知事、天津市特別區市政管理局局長等職。
“九一八”事變後，已經做上吉林省實業廳廳長張燕卿出任偽滿洲國執政府內務官兼實業部總長，後又擔任外交大臣。抗戰勝利後，張燕卿流亡日本，最終客死他鄉。
張之洞第六子也是最小的兒子張仁蠡（1900年－1951年），其為張燕卿的同胞兄弟，早年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後任職於教育部，並先後擔任河北永清縣、霸縣等地縣長。
三十年代後，在其兄張燕卿的影響下，張仁蠡先是出任冀東自治政府民政廳長。1939年後又受日本人委派出任武漢特別市市長，而這也是日方企圖打出張之洞招牌的伎倆。
在此期間，張仁蠡維修了原張公堤，並新建大量堤垸（當時被稱作小張公堤）。此外，張仁蠡還拓寬新建了一些道路，其對武漢堤防安全及市政建設還算做了點事。
1943年，張仁蠡出任天津特別市市長。日本投降後，其被判處無期徒刑，並死於1951年。這後面說的兩位，也算得上是張之洞的不肖子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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