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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大街小巷一片寂靜——這注定會是一個被歷史銘記的春節。
按照預期，這個月我們應該創造上百億的票房，家家戶戶茶餘飯後討論著《囧媽》、《唐探3》、《奪冠》哪裡出彩、哪裡不好看，討論著徐崢的假髮、女排的精神...... 沒有人想過在這個中國人最重視的節日，我們會把《傳染病》、《切爾諾貝利》、《血疫》、《非典十年祭》等影視作品拿出來重溫——再一次反思當新型病毒襲來，自然災害降臨，機械突發故障，核按鈕掌握在沒那麼可靠的人手裡時，我們才發現，人類沒有想象的那麼厲害。
對於許多90後來說，我們對病毒的認知開始於2003年的非典，對於那場戰役的印象，是刺鼻的消毒水味、是人心惶惶的新聞報道、是那些犧牲的白衣天使......
後來2005年，H5N1型“禽流感”在東南亞爆發，數百人得病；2009年，甲型H1N1“豬流感”病毒，在墨西哥露面；2014年，非洲幾內亞爆發“埃博拉病毒”，當年就造成了11000人死亡；2014年，南美的智利發現“寨卡病毒” ......我們逐漸長大，越來越明白人類在自然面前到底有多麼不堪一擊。
“下一次，再有某種病毒從野生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類身體內，很可能還會引發大規模疫情，而我們完全可能對致病病毒一無所知。”這是2015年的時候，美國耶魯大學學者卡爾·齊默在所著書籍《病毒星球》中提到的一句話。現在我們知道，下一次就是2020年，我們知道它的名字叫新型冠狀病毒，來源於野生動物，但對其他依舊一無所知。
回溯歷史，人類與病毒的命運一直緊緊糾纏， 我們活在這個“病毒星球”上，但我們也永遠要依賴這個“病毒星球”繼續活下去。而一次次的事件說明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意識不到這個地球上還有很多其他的生命，沒有高低貴賤、不分主次高下，我們是共存、共享的關係。
我們和其他的生命，必將在未來“共享”更多的東西。但是要“共享”什麼，我們其實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不去沉迷在“山珍海味”的炫耀性消費幻夢裡。
我們可以選擇更加尊重和敬畏大自然，以及其中的任何一種生物。
李海鵬在《懷抱》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會想，現在的三里屯，這個燈光晶瑩、衣香鬢影的地方，總有一天會有牛羊吃草。這裡將不再有酒、舞蹈和搖滾樂，也不再有豪華轎車和燈火，蟋蟀、樹木和池塘又成了這裡的主人。早霜送走了蜂雀，西風吹寒，秋雨瀟瀟，一片沉寂。
這不是詩，也不是超現實主義的狂想或者莊周文章，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只要放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段裡，事實便必然如此。繁華不是常態，也不常駐一地。人和事物總是相互吞納、交流，沒道理人類予取予奪永不失手。
或許這就是2020年的第一講——沒道理人類予取予奪，永不失手。
《槍炮、病菌與鋼鐵》
在這部開創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實上有助於形成歷史最廣泛模式的環境因素，從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毀了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人類史理論，因其突出價值和重要性，本書榮獲1998年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書獎，併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作品。
本書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史方面的一個重大進展，它記錄了現代世界及其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關於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是對人類生活的完整一貫的敘述，娓娓道來，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瘟疫與人》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血疫》
這是一本“人命關天”的書，普雷斯頓採訪1967-1993年間大量埃博拉病毒親歷者，再現人類歷史上病毒災難來襲的真實場景。此書甫一出版，迅速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達61周之久，20多年來，《血疫》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銷售300多萬冊，已成為有關埃博拉病毒具影響力的非虛構經典之作。
普雷斯頓因此獲得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的防疫鬥士獎，他也是有史以來以非醫師身分獲獎的得主。
《瘟疫年紀事》
小說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襲擊下的倫敦城。這本小說很可能是基於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當時所留下的記錄。在這本書中，笛福不厭其煩地為達到效果逼真，鉅細靡遺地描述具體的社區，街道，甚至是哪幾間房屋發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傷亡數字表，並討論各種不同記載、軼事的可信度。本書往往被跟瘟疫當代的記載相比，尤其是塞繆爾·佩皮斯的日記。笛福的記述雖然是虛構的，但比起佩皮斯的第一人稱敘事，更為詳細和有系統。
《疾病的隱喻》
《疾病的隱喻》一書收錄了桑塔格兩篇重要論文“作為隱喻的疾病”及“愛滋病及其隱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並批判了諸如結核病、愛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並進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文章最初連載於《紐約書評》(1978年)，由於反響巨大，此後數年中兩篇文章被多次集結成冊出版，成為了社會批判的經典之作。
希望2020年的春天，能夠早些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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