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本質是政治手段的延伸，真正能從戰爭中獲益的其實只有少數人；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戰爭是沒有贏家的。從二戰來看，蘇聯軍民在偉大領袖斯大林的領導下艱難地擊潰德軍，捍衛了國家尊嚴與主權。然而整個二戰，蘇聯損失了約2700萬人口。

要知道，截至1940年，全蘇聯人口數量約為1.8億，這樣一個大國，有15%的人口直接死於這場戰爭，即便是戰後取得了種種利益，代價也未免太大了些。即便是總被詬病“悶聲發大財”的美國，也有40多萬青壯年死在戰場上，無數家庭遭受難以撫平的創傷。

蘇聯衛國戰爭處處透著“悲壯”二字，但實際情況卻是十分窘迫，我們從一個方面便可窺得一二：二戰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是沒有女兵編制的，即便有女兵的國家，這些女性大多也從事一些後勤工作，如通訊、生產、醫療等，蘇聯確實個意外。因為軍隊的巨大損失，蘇聯高層不得不組建規模龐大的女兵部隊，將她們送上最前線。

斯大林在二戰中發明了一種名為“看不見的師”的制度，即在一個編制裡，營級以上幹部都有兩套副職，一旦部隊需要擴充，其中一套被拎出來，只要兵源到位，立馬就能組建成一個完整的部隊。得益於這個制度，蘇軍總是能夠源源不斷地“變出”部隊，讓德軍感覺蘇軍越打越多，被耗得焦頭爛額，十分絕望。

不過，即便是有了框架，這些憑空多出來的部隊歸根結底還需要由士兵來填，在蘇軍巨大的損耗下，如何保證兵源補充及時呢？這確實是個棘手的問題，無奈之下，蘇聯高層盯上了一批身份非常特殊的人，他們就是監獄裡的囚犯。眾所周知，從政權建立開始，蘇聯內部就不太平，各種各樣的問題導致數以百萬計的蘇聯人被投入監獄；在蘇聯高層的號召下，他們被臨時釋放出獄，搖身一變成為祖國的衛士。有朋友可能問了，雖然囚犯中有不少人以前就是軍人，但這些臨時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能有多少戰鬥力？

實際上，這些囚犯構成複雜，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之前都是職業軍人，戰鬥力不可小覷。我們來舉個例子：1945年初，蘇軍第123懲戒營在維斯瓦河-奧得戰役中，直接迎著德軍火力衝鋒，硬是擊穿德軍防線。此戰下來，原本滿編為670人的第123懲戒營，只有47人得以倖存。被俘的德軍士兵被嚇得不輕，直言從沒見過第123懲戒營這樣不要命的打法，此役也因此被稱為“靠屍體馱過維斯瓦河”。

在經典戰爭大片《兵臨城下》中有這樣一幕：剛剛應徵入伍的動員兵被列車拉到前線，衝在最前邊的士兵分配到了槍，後面的士兵只發到了彈夾。當前排士兵陣亡後，後排士兵撿起槍繼續衝鋒；這些動員兵背後還有隨時開槍射擊逃兵的監督人員，這樣的作戰方式令人印象深刻，這些士兵與炮灰無異。實際上，這樣刻畫蘇軍絕對存在較大的偏見，但由囚犯臨時組建起來部隊曾經遭遇過類似的情況。

原來，從常理考慮，一堆看上去窮兇惡極的囚犯被湊在一起，還讓他們拿起槍，誰都不敢保證他們不會搗亂，或是臨陣倒戈。為此，蘇軍高層通過多重手段防患於未然。首先，囚犯組成的部隊規模被嚴格限制，人數不能太多，以防局勢難以控制；其次，當蘇軍發起進攻時，囚犯們往往被要求衝在最前方，一旦有人圖謀不軌，後排的軍官有權先斬後奏。當蘇軍遭遇敵軍兇猛的火力點、堅固的工事時，總是由囚犯們衝鋒攻堅，因此，他們中的不少人踏上戰場就意味著犧牲，一時間有這樣一種說法：這些特殊的士兵，平均壽命不超過3個月；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更是號稱“平均活不過9分鐘”。

即便如此，他們在部隊中仍然備受冷落，蘇軍士兵紛紛敬而言之。然而，縱觀整個二戰，蘇軍之中的“囚犯”們幾乎無人作亂，相反，他們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改變命運的機會，總是主動衝在最前方。他們表現出來的戰鬥意志令人敵我雙方倍感震撼，隨著戰爭進行，蘇軍官兵們紛紛轉變了對囚犯們的看法。蘇軍高層也開始嘗試擴大囚犯部隊的規模，甚至組建成獨立編制的部隊，並將它們稱為“懲戒營”，這些懲戒營反而成了戰鬥力強悍的精銳部隊。

除了在戰場上拼殺的懲戒營外，囚犯中的精英分子被安排在特殊的位置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如蘇聯著名武器專家圖波列夫，為蘇軍研發出大量性能優良的武器，斯大林大手一揮，不但將其赦免，還親自為其頒發勳章，囚犯搖身一變成為國家英雄。而那些婦女和年老體衰的囚犯則更多地充當工人的角色，他們被安排在後方協助軍工生產。據統計，他們在二戰中為國家生產了2550萬枚炮彈、約1000萬枚地雷和3000萬枚手榴彈，可謂是貢獻卓著。

縱觀整個二戰，共有超過2000萬囚犯被捲入戰爭，由他們組成的特殊力量是衛國戰爭的一大支柱，也是一個縮影。蘇聯軍民正是在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獻身精神的支撐下，才抵抗住德軍攻勢，一步步扭轉戰局，最終反敗為勝。當然，結局也是比較令人欣慰的：大部分為祖國做出貢獻的囚犯，戰後都得到了減刑或赦免，有些表現突出的還成為軍官，成為蘇聯英雄，命運徹底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