翀少1
以前回答過類似的問題，這裡重新總結一下好了（引用些原文，但不影響閱讀）。
目前國內一些地方傳聞，纏足與朱程理學有很大關係，多以明清書籍記載為證。比如《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5，〈福建 漳州女子之枚林〉中曾提到：
“漳州女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慶弔之事，女子皆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蓋初時民俗，淫奔者眾，朱文公守漳時，立法命之纏足極小，使不良於行，藉革其澆俗，故成今日之現象也。”然而《中華全國風俗志》的作者，是清末民國時期的胡樸安。雖然他涉獵極廣，可終歸不是宋代的人，更未與朱熹生於同一時期，因此他記載的這種言之鑿鑿，並不能以為真。原因就在於類似的書籍，曾查明確屬偽作，比如明人所做的《漢雜事秘辛》：
“餘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但單獨以此一點，難以證明纏足不是朱程理學人士所為，還要再看其他，比如車若水這位朱熹的再傳弟子（其曾以弟子禮從朱熹弟子王柏侍講）。他在鹹淳十年（1274年），曾撰考據名著《腳氣集》一書，書中提到：
“婦人纒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纒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裠［一本作被］，竹笥木屐，是不乾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這段話基本推翻了《中華全國風俗志》和《漢雜事秘辛》中的內容，甚至對於今日仍有流傳的楊太真（貴妃楊玉環）也有一定的質疑。
但是在一些詩詞中，我們能看到像關於纏足、或女性足部的描述，比如南唐後主李煜和窅娘、小周後。這證明在朱熹（1130-1200）之前，就有了某種舞蹈需求上的纏足，所以車若水猜測楊太真並不為錯。不過於窅娘時，李煜曾鑄黃金蓮臺以供舞蹈，以至於有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而在私通小周後時，卻又有“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這樣很明顯地戀足詩詞。這可以看出，李煜對女性足部或有特別需求，卻定義模糊，沒有明確表現對纏足的喜好。
之後像蘇軾的《菩薩蠻》：“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或是秦觀的《浣溪沙》：“腳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粉一櫻多。”都可證明，足控黨在宋代有了較大規模地發展。並且不僅是出土文物，像《宋·雜劇人物圖》中也有直接證據，當時的女性藝人會穿弓鞋、彎頭鞋（如圖）。
宋徽宗摹唐本《搗練圖》局部：
並且另一方面，像宋代張邦基（約1131-1148）所撰《墨莊漫錄》曾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段話：
比後來車若水所言地“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時”更近一步，確定了“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並還考證過各種證據。因此便可以初步推測，纏足始於唐宋交際，並且應該是由窅娘這樣的民間下層女藝人中開始流傳開的。畢竟窅娘的身世，是先為採蓮女，十六歲入宮，或者她穿弓鞋時只是偶爾為之，一如芭蕾舞鞋那樣，但仍然一定程度上地表現了當時社會風氣。
說到芭蕾舞鞋，下圖可以看出，它與元代的女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如圖）：
大概可以推論，今日我們看到的清代纏足，並非直接成型。而是歷經歲月變遷，才逐漸從畸變腳趾到出現彎折弓足的。只是無論是新月亦或弓足，本身都對足部有很大的永久性傷害。某種角度看，和長時間地穿高跟鞋導致嚴重拇外翻也很雷同。然而對女性來說，纏足或裹腳，都有很明顯地強迫和臣服、屈從情節，因此可以說它見證了舊社會男尊女卑的罪惡。
至於廢止，目前有記載的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則是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後。時至新中國建國為止，才被廢除。以清代開始的禁令：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諭旨：“有效他國衣冠、束髮裹足者，治重罪。”
順治元年（1644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
順治十七年(1660年)詔，禁纏足。
康熙三年(1664年)禁纏足時，其法甚苛。元年(1661年)以前纏足不與追究。但元年以後纏足者，父有官職者交吏兵二部處置，平民責打四十杖後，處流刑（流放，十年）；家長失察枷號一月，責四十杖；官員失察交由吏部處理。此苛法造成民間誣妄舉報，至康熙七年(1668年)，大臣王熙奏免其禁得準，此後便又可公然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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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多次下旨，禁旗人纏足。
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申纏足禁令。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詔令禁止纏足，並開女子學堂。
然而當時的社會風氣導致滿人婦女也開始纏足，並且取巧改了纏足地方法，民間多稱之為“刀條”。於此可以見證，雖然清代對勞力、文化衝擊等方面的問題，使得對民間纏足有了硬性禁止，卻又因為民間自身的需求，讓纏足“禁而未止”。
時至辛亥革命以後，大總統孫中山於1912年3月11日頒佈了纏足禁令：
“夫將欲圖國力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至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閼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子孫，生理所證，豈得雲誣□至因纏足之故，動作竭蹶，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事罔問，遑能獨立謀生，共服世務□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僕難數。曩者仁人志士嘗有天足會之設，開通者已見解除，固陋者猶執成見。當此除舊佈新之際，此等惡俗，尢其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為此令仰該部速行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不僅禁止纏足，而且誰違規，就罰她家屬一併纏足，因此才嚴重地打擊了民間纏足風氣。這個事情，今日也有學生教材提到（見《孫中山破陋習》）。
不過在當時，可以說是嚴幾年，寬幾年的。像1929年國民政府發佈《放足佈告》並派專員督查落實時，那幾年內的未纏足者顯著較多。但一些偏遠地區，仍舊還保留有纏足，直至新中國建立之後。
以雲南省通海縣六一村為例，1925年參加過縣城賽足大會“元宵花街（農曆正月十六日）”的王張氏（時年15歲）。其出生年齡在1910年，纏足時間晚於孫中山1912年頒佈的纏足禁令。這可以證明當時民間，尤其是女性自身對於“放足”還是有著天然牴觸的。其原因多在於為尋找一戶好人家嫁出去，以及天足大腳“太過醜陋、只能嫁倮倮（窮人）”的認知。這種扭曲，唯有在新中國建立後，形成長久有效的宣傳，才可能成功廢止。否則即便像民國時期這種“誰纏足就纏足誰全家”的惡治，也會因嚴三年寬三年而難以奏效。
毅而三思吳六奇
天台觀寧波對於中國古代婦女的裹腳有話要說。準確的說是對幼女的裹腳，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種糟粕，是男權主義對女性的迫害！
要說開始於何時，背鍋的是大名鼎鼎的南唐後主李煜，此主多情，女皆愛之，唯有標新立異，才能承聖上施恩。於是有妃子在金蓮臺上踮腳跳舞，由於舞姿優美，有人在走路時也模仿，一個好方法因運而生，用布,裹腳能達到目的，催生了全民學習。
天台觀寧波就不明白了，魯班的傳人為什麼當時不造高跟鞋而去造什麼高蹺？是因為後面有大V在當推手，此大V是大宋的理學大師，姓朱名熹朱夫子朱子是也。朱子家訓大家應該聽說過，朱老先生是開創理學新時代的領軍人物，學術相當經典，我們要學他老先生好的一面。今天不好意思也要扒一扒老先生的愛好，不喜勿噴。朱老先生早年就對女人小腳有興趣，朋友們聚會喝酒，如有名伶作陪，必定要其脫下三寸小鞋，放酒杯於鞋中，倒滿美酒，行過酒令，輸者手捧三寸金蓮杯，一飲而盡，好不快哉。
由於上層社會的鐘愛，引導了潮流。古人莫不以小腳為美。每逢迎娶新婦，眾人酒酣之後，鬧新房要看新娘子小腳，愈小愈美。容貌胖瘦反到不重要。
而裹小腳，只有大家大戶才有人力物力支持，小姐們出身嬌貴，但三四歲就要受苦了，但也有晚幾年的，最大不超過十二歲。因為十三歲可以出嫁了。裹腳的痛苦穿高跟鞋的女士可以體會到，天台觀寧波在此不多言了。
話說到了滿清入關，要求漢人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漢人也只能順從，而對於裹腳卻禁而不止，發展到旗人也學起來，由此可見裹腳文化的深入民心。
至於慈禧太后下旨放腳，反應寥寥。到國父孫中山先生下總統令，才大部分城市人放棄裹腳，而鄉下農村，還是有很多人在裹腳。天台觀寧波小時見過小腳老奶奶走路，顫顫巍巍，心生憐之。隔壁有一“多嘴婆”，是本人真正意義上的啟蒙老師。多嘴婆就是她的名號了，全村人一致封的，她的全名沒人提起，主要是她話多在理，無人辨駁。多嘴婆出身大戶人家，七歲開始裹腳，當時她已開始認字，江南地區新文化早有傳入，多嘴婆已經知道反對裹腳，家裡不許，直到八歲，多嘴婆手拿報紙，對父母宣讀大總統令才把裹腳布剪開。但她的腳已經變小，好在沒有變形，就象大人長了一雙小孩的腳，只是腳板腳趾縮小了，淘氣的我會好奇的拿我的鞋跟她的鞋去比大小，怎麼大人的鞋還是我的大，把我的頭也比大了。小時夏夜乘涼，多嘴婆總會講故事給我聽，叫人難以致信，七十年代末期，在閉塞的山區小村，一位小腳老婆婆，她講的最多的故事競然是《格林》和《安徙生》。
所以說真正放開中國婦女的腳是在新中國成立後！
天台觀寧波
以回答過類似的問題，蒙邀請，就再簡述一回。
歷史上“三寸金蓮”、纏足，是判斷女性美醜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小時候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軍閥混戰時，一個被抓丁的關里老兵，隊伍在東北被打散了，因為惦記家裡的老孃，就準備趁機會逃回老家。半路上，遇上了一個人販子，說他那裡有逃荒過來的婦女，勸他買一個當媳婦，回家一起侍奉老孃。老兵動了心，就和人販子來到了地下黑市。在一個隱秘的房間裡，有十幾個被蒙著頭套的女人，人販子就讓他隨便選一個，並告訴他，規矩是隻能看腳，不許看臉。老兵就挑了一個雙腳纏得又小又周正的女人買了下來，摘下頭套一看，老兵傻眼了。他買的女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老孃！母子抱頭痛哭……
這隨然是故事，但它說明，舊社會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也以“三寸金蓮”作為對女人的審美標準。越是家風敦厚的家庭，女孩兒越是要纏足裹腳，甚至當成了一種家庭教養而引以為榮。
據說朱元璋剿滅張士誠後，把張士誠的舊部編為丐戶，下令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明初，纏足是否成為了社會地位貴賤等級的標誌，不得而知。至少清朝婦女纏足卻已經是衡量身價是否高貴、賢淑、美麗的重要指標。清袁枚在《隨園詩話》裡有一個故事，杭州趙鈞臺蘇州買妾。有一李姓女子貌美但未纏足，趙鈞臺很不滿意，說：“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杭州諺語，即指腳大。媒婆卻說：“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鈞臺就以“弓鞋”為題令女子作詩，李女當場賦詩道：“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天下賤丈夫。”趙鈞臺被懟得啞口無言——“悚然而退。”
對於纏足起源的時間，民間眾說不一，但宋以前都是傳說，尤其是起源於先秦商周的說法，都出於神話，不能為據。
一說起源於五代李後主的舞女窅娘，而窅娘也只是在歌舞時才纏足“屈上作新月狀”。也就是用腳尖舞蹈。宋朝婦女纏足是“束足纖直”，不是後來的“三寸金蓮”。溫庭筠的“粲織女之束足”和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的意思和《史記》的“杜口裹足，莫敢向秦”以及《後漢書》“俯首裹足”差不多，都是把腳包上。作用是為了行動的方便，類似於綁腿。到了宋代詩文中，蘇東坡的《菩薩蠻》“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確是在描寫欣賞女人纏足。辛棄疾的“淡黃弓樣鞋兒小，腰肢只怕風吹倒。驀地管絃催，一團紅雪飛。曲終嬌欲訴，定憶梨園譜。指日按新聲，主人朝玉京。”（《菩薩蠻》）纏足已經到了站不穩的地步，這是在上層社會，歌女舞妓為了取悅達官貴族所為。北宋年間民間婦女纏足並不普遍，《輟耕錄》中記載纏足在宋“熙寧、元豐之間為之者猶少”，但說明那時已有了纏足的風氣。《楓窗小牘》記載徽宗宣和年間，汴京閨閣之中有了“花靴弓履”，出現了專門的纏足鞋。《燼餘錄》記載金兀朮掠南朝“婦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未裹足與已生產者，盡戮無遺”，說明兩宋之交纏足的風氣才漸興起來。據元代筆記《湛淵靜語》記載：“宋程伊川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後唐劉後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與五代貴族婦女之不盡纏足也。”宋大理學家程頤家族到了元代，女人都沒有纏足。車若水的《腳氣集》中也說：“婦女纏足不知始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痛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車若水是朱熹的再傳弟子。看來把婦女纏足說成是儒家理學在推波助瀾、戕害婦女，似乎有點冤。至少在兩宋對女人纏足，人們是持懷疑的態度。
元朝的伊世珍在《琅環記》中稱：“吾聞聖人立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閣之內，欲出則有幃車之載，是以無事於足也。”這段話再明白不過了，此時把女人纏足上升到了“聖賢之道”、倫理層面，即開始要求女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沾衣掠袖為失一節”。本來在男權社會就處於弱勢一方的女性，只好歡喜地接受，並且還要引以為榮寵！
清朝立國之初禁止過婦女纏足，皇太極、順治、康熙再三禁止，但禁而難止，只好作罷。袁枚在《牘外餘言》中說：“習俗移人，始於薰染，久之遂根於天性，甚至飲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無獨得之見，深可怪也”、“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吾以為戕賊兒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猶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也。悲夫！”由跟風趕時髦，漸漸成了習慣，既使是陋習，也樂此不疲。袁枚這個“悲夫”也適用現在的一些人，沒有自己的主見喜歡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瞎起鬨，或者效仿他人、或者人云亦云。
後來，太平天國禁過、民國禁過，也都是禁而難止。現在四十歲上下的人應該記得，三十年前70歲左右的老太太許多都裹著小腳，她們有的就是民國年間出生的、有的是在民國年間開始裹腳。女人裹腳徹底被禁止、根除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後。可以說新中國的建立，中國社會才真正進入了文明社會。
燕北林叢
我的判斷，裹小腳始於宋，興盛於明清。
為什麼不是始於隋唐，因為隋唐是漢人和鮮卑融合下的大一統王朝，草原民族不可能裡小腳。
到了宋朝，開始興起。明朝人著《水滸》和《金瓶梅》，寫的是北宋時期，其中有潘金蓮的三寸金蓮的直接描寫。
到了明清，更加興盛。
滿清入關後，要求漢人男從女不從，男從即男子必須剃髮易服，女不從即漢人女子不必像滿人女子放開腳掌，可見漢人女子裹小腳是普遍甚至必須。
我小時候有個奶奶，應該生於民國，家境也不好，還裹了小腳，說明直到民國裡小腳仍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