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標題《發現甲骨文》，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記者/劉周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刻辭卜甲，這樣一版完整的龜甲十分難得，多數龜甲出土後即破碎成小塊

大地的秘密

走進羅琨的家，北京朝陽區街道的喧鬧立刻被摒除在身後。年近80歲的老人獨自生活在這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宿舍樓裡，傢俱和陳設是最樸素的款式，一切空餘的空間都擺滿成套的書籍——甲骨金文和歷史考古。屋內的每一張家庭合影、回憶冊，也都圍繞著這個主題變換。不僅羅琨自己，她的丈夫、父親母親、叔叔舅舅、祖父外祖父，都與甲骨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這戶隱匿在平凡居民樓的住家，彷彿是一處時空的飛地，通往甲骨文——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的世界。

提及自己研究的某處甲骨文內容，羅琨總能迅速起身，在幾個屋子之間穿梭尋書，也許是十三卷本《甲骨文合集》中的一冊，也許是《殷墟文字甲編》《乙編》《丙編》中的一冊。這兩套書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一頁頁影印著各自收藏的甲骨的拓片和照片，總數均達數萬片。除了大型圖書館，這兩套書極少會在尋常人家裡出現，每一冊都十分巨大，羅琨搬動起來稍顯費力，卻熟悉書頁中內在的路徑。

所謂“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絕大多數是商代的占卜記錄。中國古史敘述中，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之後，便是夏、商、周這長達約兩千年的“上古三代”，然後迎來秦始皇大一統。

商朝約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一向被認為是最重鬼神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朝代。商人用龜甲和獸骨進行占卜，商王提出自己想預測的事件，背面經過鑽鑿的甲骨在闇火灼燒後開裂，甲骨正面顯現出不同的紋路，經過專門的解讀，兇、吉得以昭顯。兆紋通常是一個豎道，一個橫道——這是“卜”字的來源。占卜記錄就刻在當次占卜所用的甲或骨上，由此形成了大量的甲骨卜辭。

羅琨翻出《甲骨文合集》，指著一幅拓片舉例釋讀：“《合集》10405是一條故事性強的卜辭，商王武丁要去田獵，卜辭記載武丁親佔，將有災禍。次日出獵，果然出了車禍：小臣駕的車車軸斷裂，馬撞上岩石，殃及王車。甲骨文‘車”為象形字，文中用車軸斷裂、兩輪錯位的車形表示出事故的車，而用車廂、車輪、車軸完整的車形表示王車，非常生動。”

這位遭遇車禍險情的武丁王，是商朝相當特殊的一位國王。文獻記載，小時候他在民間長大，看遍了社會百態。即位後，四邊方國的襲擾愈加頻繁，武丁似乎面臨著不小的壓力。文獻還記載他“三年不言”，這個傳聞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引起困惑，《論語》中子張去問老師武丁為什麼不講話，孔子只給了一個差強人意的答覆：不只武丁，古人大概都是這樣吧，也許是因為喪父之痛。其實孔子感慨過，因為“文獻不足徵”，商代的事他也弄不清楚。

孔子比武丁晚大約700年，那時人們對商代就只有模糊的認識了。在甲骨文發現之後，人們才得以進入一個豐富的商代世界——卜辭中記載著戰爭的勝利、奴隸的逃跑、流星雨的爆發、國王的夢境和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中國文人對歷史有極濃厚的興趣，可歷代浩如煙海的文獻卻從未提及過甲骨文的存在，因為它們直到清末才被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羅琨。羅琨的一家都與甲骨文研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963年從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羅琨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參與《甲骨文合集》的編纂。不同於古埃及文字歷經數百年才得以破譯，因為中國文字的連續性，甲骨文出土即可被部分識讀。也不同於“一塊”羅賽塔石碑帶來戲劇性突破，甲骨文的難點在於作為整體的“一類”文字遺物，不同卜辭之間存在密切聯繫，可被發現的十多萬片存世甲骨流落於不同的國家，收集、辨偽、綴合、歸類，出版拓片、釋文就成為後續所有研究的基礎。羅琨所參與的《甲骨文合集》正是這樣的基礎工程，從1956年啟動，到1982年完成，這十三巨冊（不含釋文、補編等）圖書凝聚了幾代古文字學者的心血。

參與這項工作對羅琨有著特殊的意義，正是她的祖父羅振玉推動完成了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出版，使甲骨研究真正成為一門學問，並因其開創之功，和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並稱“甲骨四堂”。羅琨小時候，常見父母一起給家中收藏的甲骨做拓片——父親羅福頤、舅舅商承祚也在古文字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羅琨從小把學習傳拓技藝當作一種有趣的遊戲。不過她對祖父幾乎一無所知，父母從不提起祖父，決定學考古是羅琨中學時自己受到蘇聯發掘花剌子模遺址的影響。在北大的考古學史課堂上，羅琨才第一次確知自己的祖父與這一切的關係。

羅振玉第一次接觸到甲骨的實物，是1903年在朋友劉鶚家中，他不禁大為感慨，事後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

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地洩其密，這不僅僅是羅振玉初見甲骨的心情。相比於甲骨文本身的歷史，甲骨文被發現的時間出奇地短暫。如果把甲骨文存在的時間比作一天，人們第一次意識到它的存在不過是最後幾十分鐘內的事情。這種材料孔子不得見、司馬遷不得見，而今人有幸研究，確乎“密”與“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的庫房。安陽工作隊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一支考古隊

“龍骨”與古董

甲骨文能夠浮現於世，和中國人對文字的敏感不無關係。1880年前後，河南一個村子的農民在耕種時，不時翻出一些帶字的骨頭。雖然後續的考古發現，早至隋代人們就從地裡挖出過甲骨而無意中將其混入墓葬裡，但直到清末古董商在安陽大肆活動，加之清末學術的準備，甲骨真正被發現才具備了必要條件。

相比於青銅器、玉器、金器等，骨頭本被視作完全無用的晦氣東西，然而上面寫有文字，古董商這才“網開一面”，收走一些帶去了京城，向老主顧們試售。曾有天津的兩位窮書生王襄、孟定生與古董商就此有過交流，不過要到1899年，這些“字骨頭”到了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手中，其命運才被改變。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領導者，身居此位的王懿榮具備深厚的金石學功底，他看到甲骨後頗為震驚——上面的文字早於任何已知文字，但又與周代金文、戰國文字之間有著顯然的聯繫，於是命古董商們回去大舉收購。

以往一直流傳農民將甲骨當作“龍骨”賣給中藥鋪，王懿榮患病買藥而發現甲骨，這個錯漏頗多的傳說雖至今日仍有人津津樂道，但已被學界證偽。羅琨考證，這個說法最早見於上世紀30年代的《華北日報·華北畫刊》，200餘字中有五處事實性錯誤，是“小說家之言”。當地農民確實曾把一部分甲骨冒充龍骨售賣，但有字的會全部鏟去，因為刻了字的“龍骨”被認為年代不夠久遠所以療效不夠而被藥鋪拒收——藥鋪商人也對“文字”與時代間的關係有著一種樸素的認識。至於字實在太多鏟不乾淨的，農人直接填入枯井丟棄。

歷史並未給王懿榮留下探索的時間。當時正值義和團之亂，王懿榮政務繁忙，只有在下朝之後才能讓僕人拿小盤子承放一兩塊字骨頭把玩。幾個月後，八國聯軍進攻京城，王懿榮被臨危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參與京城防守事宜”。聯軍攻破北京城，他留下“義不可苟生”的遺言，諧夫人與兒媳服毒投井。王懿榮死後，其子變賣家產，他的數千塊甲骨被其友劉鶚收購。劉鶚也是甲骨學史上一個關鍵的過渡人物，在晚清變革時代，他對新鮮事物充滿無限好奇——研究數學、水利、醫學、音樂、礦產，做官、經商、搞學術，還寫過一部著名的小說《老殘遊記》。這種新奇的龜甲獸骨文字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劉鶚釋讀了數十個甲骨文常用字，並意識到這些文字也許就是商代文字。但他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或許是讓自己的朋友、親家羅振玉參與其中，甲骨研究由此發生了大的轉折。

觀眾在建於殷墟遺址內的博物館參觀甲骨，如今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安陽殷墟每年吸引著大量中外遊客

羅振玉彼時40餘歲，正是人生壯年，此前經歷了引進現代農學、教育、辦報等一系列嘗試，很快將要去京城任職於學部——正是在清末改革中替代了國子監的機構。相比於劉鶚，同樣精通金石學問、喜好古物的羅振玉對史學更為專注，文物觀念也更現代。他深知此時的當務之急不是自己再多釋讀出幾個字，而是儘快刊佈資料，發動更多人的力量來調查、研究。這種意識在當時只把文物當作私人收藏的年代是極為難得的。

在羅振玉的鼓動下，劉鶚當年就把手中三四千片甲骨精選一部分拓印出版。劉鶚字鐵雲，取書名為《鐵雲藏龜》，立刻引發了學界震動，甚至在華傳教士都加入了蒐集甲骨的行列，據傳甲骨片一度到了論字計價的程度。

在羅振玉為《鐵雲藏龜》撰寫的序言中，“甲骨”一詞尚未出現，他以“龜板”稱呼，至於上面的許多文字內容是什麼，就更加有待研究了。甲骨文給當時的人帶來了許多疑惑。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忽然看到這許多刻在烏龜殼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誰能保證一定是“山川效靈”的饋贈，而不是某種誤會或騙局呢？對文字的研究一直是傳統中國知識體系的重中之重，對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自宋代就開始，形成了一整套金石學體系，文人階層對竹簡、帛書上的文字也有認識，但骨頭上刻字則是聞所未聞。當時就有人公開說，那一定不可能是龜殼，其實是一種不同形狀的竹簡，不信的話“化驗便知”。大學者章太炎也不相信甲骨文的真實性，認為肯定是古董商或羅振玉自己偽造出來吸引眼球的。

雖然羅振玉不必去回應這些質疑，但他自己心裡也有一個巨大的困惑：這些東西，究竟是從哪兒來的？甲骨就那樣突兀地出現在世紀之交的京城古董商販們手中。

圖中兩塊牛骨分別是三千多年前使用過的卜骨（左）和現代的牛肩胛骨（右）（蔡小川 攝）

《鐵雲藏龜》中根據古董商們的說法，提到甲骨出自河南湯陰，1909年日本學者林泰輔發表《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就是沿襲此說。然而收藏經驗豐富的羅振玉心裡清楚，古董商沒有說真話。關於這一點，以往通常認為是古董商為了壟斷獨家貨源有意誤導，羅琨則根據時人回憶指出另一種可能性，即王懿榮授意讓古董商隱瞞。羅琨說：“王懿榮‘命秘其事’，這是傳統收藏家為壟斷新奇藏品的心理造成的。後人為尊者諱，讓身份地位低的古董商替王懿榮‘背鍋’。”

無論是誰出於什麼目的隱藏著秘密，湯陰都只是一個煙幕彈。搞清楚甲骨文的真實出土地，是任何一位把甲骨文視作可以“證經補史”的物質文化遺存的學者必然關注的，也成為了羅振玉下一步的主要目標。

安陽市民在鐘鼓樓內。安陽城歷史悠久，在三千年前更是東亞大陸最繁華的城市（蔡小川 攝）

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魏晉時期的向秀為表達自己悵惘躊躇的心情，以古喻今，在《思舊賦》中引用了“悲麥秀於殷墟”的典故。“麥秀”說的是商朝被周滅亡以後，商紂王的叔父箕子去朝見周天子，路過曾經商代的國都“殷”，只見宮室皆毀，曾經繁華的大都市變成了一片廢墟，而只有麥田油油，心中悲慨難平作成《麥秀歌》。此後“麥秀”與“殷墟”成為一代代中國文人懷念往昔或抒發亡國之憤的經典意象。

可是，殷墟究竟在哪兒？

據今天的考古學證據，商代的殷都城一度生活過十餘萬居民，在三千年前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箕子就是商代人，他還活著時，偌大一個殷都竟然就已成廢墟，原有的城市顯然遭遇了某種巨大的變故——天災或是人禍。時間推移，殷墟漸漸成為了只存於詩歌中的遙遠想象，沒有人真的再見過它。

殷墟是曾經商王朝的首都，這些“龜殼文字”目前看起來又很可能是商人的遺物，二者會不會有些聯繫呢？

第一條尋到殷墟的記載，是1911年的一份日記：“宣統三年二月十七日，雪……夕抵鄣德。”這一天，羅振玉的弟弟羅振常凌晨1點起床，從北京前門車站出發，沿京漢鐵路，傍晚抵達500公里外的河南鄣德府，鄣德即安陽舊稱。羅振常是代暫時無法抽身離開京城的哥哥而來的。羅振玉當時已經弄清楚了：甲骨文出自安陽，這裡是歷史中的“殷墟”。

遊客參觀安陽殷墟遺址（蔡小川 攝）

1906年赴京城任職以後，羅振玉更加有條件利用自身關係多方打探甲骨文究竟出自何處。和古董商周旋數年，羅振玉聽到了無數地名，直到1908年前後，據稱是在“軟硬兼施”之後——具體的情形沒有確證已不得而知——一位古董商吐露出“安陽小屯”，羅振玉知道，自己找到答案了。

《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句話：“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傅瓚注：“洹水，在今安陽縣北。”自北宋以來安陽就不斷有青銅器出土，宋代《考古圖》中註明一些青銅禮器出自商代的“河亶甲城”，而《鄣德府志》指明：“河亶甲城即安陽。”今天看來，這是把商代早期都城“河亶甲城”和晚期都城“殷”搞混的錯誤記載，但它們正好“負負得正”地指明：安陽一帶和商代的一個都城遺址地域重合。

不同於西方考古學家探索瑪雅等古文明，在叢林中深入，忽然撥雲見日般發現一座古城，場面足夠戲劇性。中原大地長久以來有頻繁的人類活動，而且中國古代建築木質材質無法保存太久，所以上古時期地表以上遺蹟到今天都蕩然無存。那些曾經繁華的都城在地層堆積的作用下被埋入地表以下，非深入發掘不得見。線索層層纏繞的歷代文獻，各種偶然原因導致的器物出土，成為揭示遺址地點的兩種關鍵信息。

雖然古董商們的秘密不可能永遠掩蓋，羅振玉畢竟第一個確認了甲骨的出土地。在那樣一個時局迅速變化的時代，一些事情發生得早一些晚一些，可能會產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殷墟的發現意義極為重大，人們終於搞清楚了晚期商代都城究竟在何處，這就意味著許多遺蹟遺物重見天日的時候也不遠了。出土地點確定為殷代首都，也讓羅振玉恍悟甲骨上頻頻出現的“祖庚、祖甲”等詞正是占卜過程中對先王的稱呼。這些甲骨，不僅是商人遺存，而且是商王室遺物。

替羅振玉前來安陽驗證這些考據發現的羅振常一到旅店，老闆便殷勤地前來問候，他不禁感慨北方旅館老闆真是熱情多了，可四處的牲畜糞便骯髒不堪又是南方沒有的。飯菜之中，北方人必有蔥、醋二物，羅振常吃不慣，叫老闆去掉了。羅氏一家是浙江上虞人，這些南北差異的小趣聞，均被他饒有興致地記入日記。他這一次還順道考察了那時還人跡罕至的洛陽石窟，感嘆於古代文明的雄偉——三千年前東亞大陸的文明中心在河南。

果然，安陽城內大大小小的古董商販，正在大肆收購甲骨，也兼倒賣其他各類出土文物，雖然他們並不清楚為何文物偏偏出在這裡。受此鼓舞，農民們在自家地中“發掘”甲骨補貼家用，不過“發掘”是季節性的，他們也有樸素的意識知道不能一次挖出太多，否則會造成貶值。很快，得到旅店老闆消息的村民們就主動前來向羅振常兜售，甚至有小孩子拿著大人撿剩下的小甲骨片要賣給他。

羅振常不像其他古董商一樣只收東西，還要求前往出土地點查看，仔細記錄周邊環境和洹河走勢，甚至測繪地圖，仔細詢問出甲骨的區域，一一標註在地圖之上。他終於得知，出甲骨的具體位置叫小屯村，距離城區約5裡，不過30餘戶居民。“如掘得其處，則累累皆骨，不得則無一片。”羅振常記下有關甲骨出土情況的最早信息，由此判斷：這些甲骨，在商代時就已被視作重要文檔，是被有意埋藏或銷燬於一些特定地點的，而不是隨意丟棄。所以甲骨的發掘一定會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只要有收穫就會是大收穫。這個行李中帶著《地球發達史》《殷商貞卜文字考》等參考書的浙江訪客，成為了第一位來安陽搜尋歷史寶藏而不只是古董寶藏之人。

在安陽的兩個月裡，羅振常所獲頗豐，四處尋買帶回了大約1.3萬片甲骨，帶的錢花光後便離開了安陽。回頭來看，這是驚人的數字——今天學界認為存世甲骨共約16萬片，其中1928年以後考古發掘得到的甲骨一共不過3萬餘片。羅振常單槍匹馬，兩個月的時間竟然獲得1萬多片，這是何等幸運，又是何等遺憾——就像中國近代史上其他許多流散的珍貴文物，越早越容易獲取，可往往需要時間人們才真正認真對待。

1911年10月，羅振常結束考察不到三個月，他和大哥羅振玉的人生隨著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迎來轉折點。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被推翻，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羅振玉是堅定的保皇派，於是帶上全家老小“亡命”日本。羅振常也與大哥一家同去。

坐擁數萬片甲骨，羅振玉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甲骨藏家了，但這批寶藏中的內容還有待破譯。此時他幸運地得到了一位天才的幫助，這位天才和他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輪船。

祖先的名字

寓居日本京都的羅振玉，發現卜辭中“亥”這個字不止一次出現，這使他聯想到一個古代人物“王亥”的傳說。

《山海經》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夏商之際，有一個叫“王亥”的人，雙手操鳥，善於“服牛”，常趕著牛群從事貿易活動，他是商人的始祖。不過，王亥這個名字在其他典籍中幾乎沒有出現過。長久以來，人們只把這當作一個傳說而已。

羅振玉把這個線索告訴了那位同往日本的年輕同伴——王國維。13年前，21歲的王國維在上海《時務報》找到一份工作，又在羅振玉創辦的上海東文學社學日語，幾次來往，羅振玉注意到了他的才華。當時王國維是個感性、浪漫的年輕人，對中學和西學都很有興趣，他潛心研究叔本華、康德，也評析《紅樓夢》。羅振玉相信，如此才氣若能利用到經史學問之中定能成就一番事業，於是資助他的生活，引導他進行了學術興趣的轉向。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韓巍介紹，通過羅、王往來信件和互相修訂的論著手稿可以看出，二人在學術研究上進行了極為密切的合作，在日本期間，羅振玉每逢研究有心得，都會隨時寫信告知王國維並徵求意見。羅振玉還一再鼓勵王國維充分利用自己所獲的甲骨開展研究，認為能對這批意義重大的全新材料做出突破“舍公外無第二人”，希望他“幸屏他業，以期早日成就，何如？”。滿腔熱忱與殷切期望，躍然紙上。

亦師亦友的王國維（左）和羅振玉（右）

充分的古典文獻基礎，天才般的貫通能力，在日本寓居時良好的學術環境，王國維很快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發展出關於王亥的完整證據鏈條。王國維考證，卜辭中經常提及的“高祖亥”，不僅就是《山海經》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實出現過多次，只不過其名已經訛傳成了核、該、胲等。一向被認為意思古奧難解的《楚辭·天問》中有“該秉季德”一節，前人一直認為完全無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國維把這一節貫通了，那個“該”字就是“亥”，全文講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報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寫法，是一個今天的“亥”加上一個“鳥”的畫符。《山海經》中王亥“雙手操鳥”的傳說，以及《詩經》中“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詩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記述，一下子產生了奇妙的聯繫。看來在商人自己的年代，他們就認同鳥是其圖騰。羅琨介紹，目前掌握的信息大致可復原如下：早期的商族畜牧業相對發達，作為部落首領，亥要和其他氏族溝通、用牛羊做貿易，可在這過程中亥遭遇不測，他的弟弟王恆繼承領袖職務、接受了血債的償金，併為自己謀求私利，亥的兒子微卻堅持追討血債，伐滅了仇敵，並在親屬間展開一場權力之爭，打破了部落推舉領袖的傳統方式，商族國家由此建立了。若干年後逐漸壯大的商族推翻了夏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朝代。

藉由甲骨文的“點石成金”，各種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國家起源的重大線索。傅斯年事後評價，王亥這個人此前“不特是死的，而且如鬼”，王國維讓他“活了回來”，且背後蘊涵著學術思路的重大發展。通過與甲骨文的互相印證，王國維重新發掘了許多歷史研究中曾被忽視的古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等的價值。“紙上材料”可信與不可信的標準不再是它們是否為經書和正史，而是能否與“地下之新材料”所反映的古代歷史和制度的真實面目相符合。韓巍告訴我：“王國維這種對所有古書‘一視同仁’的態度，正是現代史學處理史料的出發點，與傳統經學有本質的區別。”

王國維乘勝追擊，考證出王亥之外諸多商族先祖的世系。1916年回到上海後，他在居留日本期間所作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於次年接連出版《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即現代學術史上著名的“二考一論”。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的王子楊教授向我介紹，王國維關於商王世系的考證是天才般的成果，如今一百多年過去，後續又發現大量甲骨材料，但他的大部分考訂結論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被動搖。美國漢學家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曾說，一片片的甲骨和上面的符號就像音符，在對的人手裡，它們化身為音樂，有些主題就像是聲音的片段，在旋律裡不斷再現，創造出和聲。那些祖先的名字成為了數萬片散碎的甲骨中一遍遍復現的旋律，羅、王二人用它們奏出了最輝煌的一個樂章。

王國維的研究證實，《史記》中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除少數錯字與順序問題外，與甲骨文材料可以完全對應——這說明那個傳說中的朝代確實存在，而且基本框架與傳世文獻所記相同。翻閱《劍橋中國史》等西方著作，即使今日西方學界中最為激進、希望“解構”中國歷史的學術派別，因為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鐵證”，也不得不至少承認晚商以來的中國歷史為“信史”——雖然今日學術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信史與否的二元對立思路。甲骨文發現以前，只有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之後的紀年才是確定的，而此前是大量的空白和不完整，在甲骨文發現之後，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被“找回”了一千年。

王國維的“二考一論”誕生的同一年，中國學術和思想也來到一個轉折點，呈現出“群星閃耀”的態勢。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建設起中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魯迅寫出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胡適應邀回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發起“疑古運動”……教育制度、語言文字、歷史觀念，都經歷巨大的變革。王國維憑藉甲骨文研究，成為群星中極為璀璨的一顆。郭沫若曾評價：“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不過羅、王二人很快交出了甲骨研究的接力棒。甲骨的發現無比重要，但在那個大時代中並非唯一的學術新大陸，清末有並稱的“五大發現”：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子、大內檔案和“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羅、王二人對其餘幾項同樣有開創之功，他們是涉獵極廣、開創新範式的人，每做一項工作幾乎都是奠基性的。羅振玉之孫羅隨祖和姐姐羅琨一樣因緣際會走上家學道路，在故宮博物院進行研究工作40餘年，他如此評價祖父：“五大發現直接奠定了現代學術的基礎，祖父是這五大發現的見證者和許多方面的奠基人，每一項事業都是他拼盡全部力量的博弈。看到什麼，研究什麼，世上事事皆學問。”

儘管學術上極為輝煌，但那卻是一個令羅、王思想上痛苦的時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和我談到他的觀點：“只有國將不國的時候，才會有那樣的五大發現。地洩其密，也是地不愛寶。”李零說，“五大發現”中三個和“洋鬼子”的探險活動有關，此外兩個，明清大庫文檔是清王朝衰敗才從宮中外洩，甲骨則與古董商趁亂世盜寶有關，那一時期，“學術自由的代價是亂世，不是所有人都為‘亂’而高興的，羅、王的心情其實不難理解”。

在日本期間，羅振玉房中始終掛著康熙御筆“雲窗”二字，以示效忠清朝。羅振玉後半生追隨溥儀，在偽滿洲國時期還一度出任偽監察院院長，成為了無法抹去的歷史汙點——這便是羅琨的父母在她小時候從不提起祖父的原因。

同樣忠君的王國維的選擇則更為決絕。1927年，政治的形勢日趨複雜——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蔣介石“下野”、“四一二”政變、武昌起義、“田中奏摺”……1927年6月2日，王國維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學界無不悲痛惋惜。

就在王國維沉湖的第二年，殷墟開始了正式的科學考古發掘。新一代學人們在田野中見到的景象，將是終身未踏出書齋一步的王國維再怎樣考據研究也無法想象的。

1928年，殷墟開始第一次發掘，這是中國人自己組織的第一次大規模科學考古

科學考古

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學界呼籲已久的最高國家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創始院長，延續“五四”時期他任北大校長時對現代學術，尤其是“科學”的追求。當年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已成長為學界中堅，具體負責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建。傅斯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對甲骨研究頗有興趣的中山大學教員董作賓前往安陽考察，看能否儘快開展殷墟發掘。

中國這片考古遺址極為豐富的土地，終於開始了第一次由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大規模考古活動。殷墟正式發掘開始前，董作賓曾痛惜地說，甲骨被發現已30年，再不有所作為，這些文化瑰寶“將為無知之土人私掘盜賣以盡”，刻不容緩的是要“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國家學術機關”與“科學”，使得這一次學術活動和之前中國文人對本民族歷史的探求有了根本不同。

殷墟發掘的一大現實難題在於中央與地方之爭，身為河南本地人的董作賓被派作先遣顯得再合適不過。董作賓27歲前都在河南省內辦報、教書甚至經商，直到後來考取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才進入核心文化圈，有人回憶他“面目甚憨厚，乍看不是文化人”。卻也正是豐富的人生經歷讓他人情練達，有著足夠的地方資源。回到河南，從小屯當地村民、中學校長，到省政府的建設廳長、教育廳長，董作賓廣泛接觸，終於把發掘的意向“落地”，達成如下約定：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代表中央在安陽發掘，河南省政府協助並派軍隊保護，不過所有古物需留在河南省境內。殷墟發掘終於起步了——雖然事後來看，中央和地方都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

緊接著，傅斯年啟動了“二級火箭”：邀請當時整個中國唯一可能具備現代田野發掘知識的李濟參與殷墟發掘。李濟剛剛從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博士學位回國，在國內進行了幾次小規模試掘，憑藉一篇《新鄭的骨》引起傅斯年關注。後來有學者去哈佛檔案館查詢，發現畢業於人類學專業的李濟幾乎沒上過什麼考古專業的課，也是邊幹邊學。

殷墟第三次發掘，李濟手持彩陶片。李濟的加入使得殷墟發掘的技術和理念大大進展

1929年初，李濟、董作賓在河南第一次會面，二人達成了愉快的分工：董作賓負責甲骨文字的研究，李濟負責所有其他遺物。他們還約定：今後考古工作者自己一律不收藏古物，待將來國家的博物院建成後，送去給全體國民共同收藏。

這是甲骨文和其他殷墟遺物從“古董”變為“文物”的時刻，這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也被中國考古工作者一直延續到今天。

殷墟開始發掘的那一年，傅斯年32歲，董作賓33歲，李濟32歲。

在李濟的指揮下，發掘不能再“就地掘坑、直貫而下”，而是要把地層一層層地揭開。稍後加入的梁思永還將這一方法繼續改善，由人為劃分的水平層變為根據文化堆積而定的自然層，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考古學界都是最前沿的新方法。從此，安陽的世界不再是二維的，而是變成了三維的。中國的歷史也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世界，變成了一個更豐富的人類生活世界，那些古人想或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信息，都逐漸顯露出來。

科學考古很快給甲骨研究以回報。1929年12月12日，殷墟開挖第二年，考古隊發現了“大連坑”。這個坑的南段有一個長3米、寬1.8米的儲藏室，是商代人有意在此存放東西的處所。除了蚌殼、銅器、石刀等外，最重要的是碼放整齊的四版完整龜甲，這就是甲骨學研究史上著名的“大龜四版”。

此前儘管已有數萬片甲骨流傳，但有一個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例如一條講述武丁做噩夢而後奴隸逃跑的卜辭，是這樣開頭的：“癸丑卜，爭貞，旬無禍。”“癸丑”是日期，“旬無禍”是問下旬（十天為一旬）是否有災禍，“貞”前面的那個字代表什麼呢？眾說紛紜。卜辭中常有“某某卜某貞”這樣的結構，卻一直無解，直到“大龜四版”的發現才迎來轉機。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宗焜教授向我介紹，“大龜四版”的特殊意義在於上面記載了對同一件事的反覆占卜，“某某卜某貞”多次出現，然而貞字之前的一字卻各不相同，於是此前諸多猜想不攻而破：顯然排除了對事物的分類名稱，也不會是地名，因為同一件事要放到不同地方占卜並不合情理。董作賓恍悟，“貞”字前面一字其實是人名，指的是負責本次占卜的巫師！他將之稱為“貞人”，這一發現不斷得到後續考古成果的證實。2009年，殷墟考古隊甚至發現了貞人墓葬，隨葬青銅器上的名字正可與甲骨卜辭中的一位貞人名對應。

1929年殷墟第二次發掘，發掘逐漸步入正軌。圖為斜支坑全景，戴帽測量者為董作賓

再回頭看之前的卜辭，豁然開朗。殷墟甲骨文雖都屬於晚商，可它們跨越了長達近300年共11位商王——就像幾本分屬不同主人的日記被撕碎了混在一起。現在，每條卜辭中的貞人名字成為關鍵線索，一位貞人和出現在同一片甲骨上的貞人“同事”自然屬於同一個王的時期，再結合卜辭的稱謂、坑位、字形等信息，可理出不同組的甲骨的先後順序——甲骨文可以按時代分期了。此前數萬片甲骨混沌一團，如同咒語般不斷卜問夢境、病疾、天象，如今成為前後有序的系統史料，這就把通過甲骨文研究商代歷史變化建立在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基礎上。

董作賓受“大龜四版”的直接啟發，以貞人為突破口，系統提出了根據十項標準把甲骨文分為五期的分期斷代理論，使甲骨文研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郭沫若稱之為“鑿破鴻蒙”般的成績。雖然這一理論還有待日後補充和完善，但基本上為後來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了一個大體可以遵循的科學體系。毫無疑問，這是“科學考古”對甲骨研究的一大獎賞。以往農人挖出的甲骨，雖如羅振常記載，本是出自一個有序的埋藏位置，但一旦出土則分散各處，乃至有的一塊甲骨被碎為數塊售賣。內容還在，但內容之間關係完全被打亂，留下了許多難解謎團。而排列有序的“大龜四版”中蘊含的線索一下撬動、激活了此前的數萬片甲骨。

一扇不同尋常的大門被打開了。人們開始意識到，甲骨文的分佈是異常“不平均”的。王子楊教授告訴我，根據董作賓開創後續學者們不斷完善的方法，如今十多萬片甲骨基本每一片都可以被分入特定的時期，目前統計的結果是：殷墟時代11位商王中，武丁一個人的卜辭超過了一半以上。這令人疑惑。武丁雖然在位長達罕見的59年，也只是殷墟273年中的五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和武丁聯繫最密切的祖庚、祖甲兩位商王——他們是武丁的兩個兒子，這三人的卜辭更是佔到了全部甲骨文的絕大部分。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考古學家李旻教授向我感慨，歷史的質地（texture）就是如此令人驚奇，“我們文字的歷史一開始就直接進入了王者的心靈，豐富的個人世界橫空出現——然後消失無蹤，下次再有如此豐富的個人歷史材料不知會是什麼時候了”。雖然許多今天的分期結論在董作賓時代還並不明確，但正是他開創的分期體系讓武丁這位特殊國王的內心世界向後人呈現——那位有著世界上最早的車禍記錄、做過許多噩夢、曾經長時間沉默不語的國王。

通過卜辭所見，這是一位什麼樣的國王？

武丁很“誠懇”，詢問了許多真實的困惑。據甲骨卜辭的統計，在武丁時期，至少有16個貞人家族為其服務。藉助著這個龐大的宗教機構，武丁幾乎無事不卜：收成、抓捕囚犯、生育、夢、洪水、軍事戰略、發佈命令、天氣、巡狩、遣使、建宅、納貢等等。自己身體的疾痛，武丁也會占卜求助於上天。頭痛、齲齒、鼻塞、肩痛、耳鳴，都曾進行過卜問。出兵打仗之前也非常仔細地詢問祖先的意見，一直問到究竟是派三千人還是五千人、從東路包抄還是西路包抄。

武丁尋求答案的對象，除了被稱作“帝”的主神與自然神外，更多是自己的祖先。商人相信，大大小小的福運或災禍，與祖先們脫不了干係。一條卜辭中武丁患上了齲齒——世界上最早的齲齒記錄，反覆占卜的結果最終顯示，是其伯父父庚在天之靈的不滿導致了牙痛，武丁獻上了一隻狗和一隻羊作為祭祀。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在商人的世界觀裡，神的世界與祖先的世界之間的差別，幾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這就是羅振玉、王國維在茫茫數萬片甲骨中不斷髮現的“祖先的名字”。

虔信之外，武丁又有點“狡猾”。在一條卜辭中，武丁與祖先談判，首先提出3個人牲作為獻祭，卜兆的結果顯示祖先不滿，於是增至5個人牲。另一次祭祀中，武丁獻上了3個人牲，卜辭中說後續還將會獻上30個——如果神的指示應驗的話。這樣“付定金”的例子頻頻出現。更有大量關於征戰的卜辭顯示，武丁最終還是決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兵佈陣，不遵照祖先的指示。一些學者也懷疑，之所以甲骨上常出現一事多卜的情況，可能是想要卜出滿意的結果為止。

這樣的信仰方式，如果以亞伯拉罕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中神是全知全能的觀念來看，簡直不可理喻，邏輯也不自洽——武丁究竟是信還是不信呢？哲學家李澤厚“一個世界”的理論或許能有所啟發。李澤厚認為，不同於西方此岸、彼岸“兩個世界”的區隔，中國人是世俗與神聖同處“一個世界”，二者並不那麼涇渭分明，即使有“另個世界”，也是模糊的，並不比這個世界更真實、更重要。

把武丁對眾神的態度想作對生活中父親的態度就可理解了。父輩有權威、能給我們指導，但我們並不總是聽他們的，他們偶爾預測不準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在武丁看來，神很大程度上也就等於父輩，和他們保持著親近而不只是臣服。早期文明發展的歷程中，儘管商朝達到了迷信鬼神的巔峰，這位信仰世界的奠基者武丁王，還是拒絕了一個完全超驗的世界，選擇讓所有可知不可知的力量都與我們存在於“一個世界”，也就間接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世俗性，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分道揚鑣或許在此時已經能夠看出端倪。

然而卜辭為何偏偏在武丁時期如此豐富？分期研究還顯示，晚期甲骨卜辭數量驟減，內容豐富性也大為下降，大多是成為定製的例行祭祀記錄，一切有條不紊卻也很少個人色彩。換言之，武丁時代顯示出精神世界變化發展的跡象。那他的現世統治是怎樣的？很快，考古發掘將給出答案。

1929年底，數次試掘過後，史語所考古組已取得諸多成績，正當大家漸入佳境時，變故發生了。地方勢力和古董商對考古隊的襲擾愈加頻繁，蔡元培、吳稚暉督請蔣介石電令河南省政府，停止地方對史語所工作的破壞，但沒起到什麼效果，因為蔣介石本人的權威也開始動搖了。1930年3月，主政河南的馮玉祥與閻錫山、李宗仁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代表國民政府的史語所發掘團也被正式驅逐出了河南。

1935年春，梁思永（左）、梁思成兩兄弟在殷墟西北崗1002號大墓北墓道合影

青銅時代的宗教改革

“我覺得武丁在搞‘宗教改革’。”何毓靈告訴我。這個思維敏捷、身材微胖的考古學家，已經在殷墟工作了20年，擔任安陽考古隊副隊長整整10年，主持今日的殷墟發掘工作。見面的地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院落寬闊但頗樸素，院內闢為食堂的平房內還懸掛著毛主席像，這個院子從50年代設立至今幾乎沒有變化。這是新中國設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國家派駐的考古隊，接續著民國時期史語所的工作。駐地位於小屯村，正是當初董作賓等人最先來發掘的地點，只不過他們當時因“匪患嚴重”而未敢駐紮於此，每日往返於安陽城內和發掘現場。

何毓靈說，武丁面臨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困難的，“武丁之前大的背景是商代近300年的動盪期，至少是中商的‘九世之亂’這100年的嚴重動盪，人心已經渙散了。他需要採取措施”。卜辭呈現的是武丁王時代豐富的信仰世界，而這背後是政治、社會的大變革，考古學家正可以通過發掘“無字之書”來閱讀。

1930年下半年末，近代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中原大戰”終於結束，史語所發掘團的人無不歡慶——中央一方獲得了勝利，蔣介石的嫡系部將劉峙被任命為河南省政府主席，史語所的考古發掘工作終於得以恢復並得到了河南方面的配合。

收穫接連不斷，一直到第11次發掘中殷墟王陵大墓的發現，將整個發掘推向高潮。

1934年左右，村民們開始流傳，盜掘的人在安陽西北岡一帶發現青銅器，賺了不少錢，比如曾發現三個“高射炮”，讓日本人高價收了去，此外田地裡還挖出“轉龍碗”“小廟”等物件。這些流言引起了考古隊的高度重視。青銅器歷來是盜墓賊最看重的值錢器物，殷墟考古開始以來，雖然李濟等人一直在宣傳考古“不是挖零零碎碎的寶貝，而是求得整體的認識”，碎陶片、人骨頭的研究價值同樣重要，但當青銅器真正出現的時候，他們也不能不感到激動。在古代，青銅是極為稀缺的資源，青銅重器意味著重要地點和人物的出現。人們甚至大膽猜想，會不會藉此找到商王本人的墓葬呢？

1934年開始的第10、第11次發掘，考古隊迅速把重點轉向西北岡地區。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西北岡距離安陽城頗遠，一旦發掘，考古隊不得不另設臨時工作站，牽扯到頗多現實問題。在部分人還猶豫不決的情況下，回國不久、半程加入考古隊的梁思永果斷做出了這一重要決策，並領導隨後的發掘工作。西北岡的墓被梁思永以HPKM100×的形式命名，數字以千計算是做好了在此發現上千座墓的準備；他還爭取到了遠超原計劃的預算，開工時每日僱用的工人即超過500名，這樣的考古規模即使在今日也極為罕見。梁思永的父親是梁啟超，他相信考古這門新式學問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出路，於是有意將兒子送至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這使得梁思永成了當時中國嚴格意義上唯一接受過系統西方考古學訓練的人。雖比李濟等人還小10歲，梁思永仍在隊內被尊稱為“梁先生”。

大墓相繼開啟，梁思永的判斷完全得到證實——商代王陵被發現了。第一座發現的1001號大墓墓室形狀如同“亞”字的中間部分，長約19米，寬約13米。南墓道發現了大量祭祀用的人牲，打一層夯土就埋一排人，且身首異處。隊員們從地面下到坑底時，彷彿進入一個倒置的地下金字塔，下一層階梯看到一排沒有頭顱的人骨，再下一層是一排單獨的頭骨，再下一層又是一排沒有頭顱的人骨……當站在墓室的最底部時，距離地面已有超過10米的距離，一個奇異的地下世界在眾人眼前呈現開來。

無論秦始皇陵還是埋葬法老們的埃及金字塔，王陵一向是不同古文明王朝統治極重要的標誌。不過在中國，王陵傳統自何時起？直到1935年那個夏天，梁思永等人完全憑考古學手段發現了未見於任何文獻記載的西北岡王陵才清晰起來，距今約3200年的晚商王陵是中國最早的王陵。

“可以相對明確地知道，王陵制度也是武丁時代開創的。”何毓靈介紹。越來越多的線索又歸攏到那位特殊的國王身上。新中國成立後的考古工作對殷墟進一步分期，得以分清不同遺址、遺物究竟屬於商代200多年中的哪一位王，諸種證據顯示，西北岡同樣是在武丁時期忽然出現的。“我猜想，武丁修建王陵是要通過大規模祭祀讓人們認祖歸宗，統一人心。”何毓靈說。殷都主體在洹河南岸，而王陵區在洹河北岸，一反商人墓葬居住混雜的慣例，兩處相距6公里，還需渡河的繁瑣手續，這種地理上的阻隔可能是有意設置的，以增強前往王陵區這一過程中的鄭重和儀式感。

殷墟王陵，猶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蔡小川 攝）

王陵被發現了，不過遺憾的是它們早就經過了古今無數的盜擾，已基本是空墓了，大多數器物早已不見或是被擾亂了地層關係。不過僅僅一些殘存的“邊角料”，也足夠讓考古學家們震撼。

1935年夏發掘1004號大墓的時候，大家本沒寄予期望，因為墓上有圓、方兩種盜坑，顯示盜掘相當嚴重，東、北兩面文物被洗劫一空。可是到南墓道與墓室相接處，很快就出了兩個重要的青銅器，牛方鼎和鹿方鼎。這兩個鼎出土時，恰逢李濟在安陽，於是他告訴了傅斯年，傅斯年又叫上了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同來西北岡參觀。一時間，安陽集中了諸多國內外知名學者，盛況空前。伯希和到達之後，一同見證了青銅兵器、裝甲、樂器的出土，戈、箭、頭盔，均是數十個數十個地出，讓人驚喜連連。一張考古隊老照片上，幾個年輕人趁李、董、梁等領導們不在，把這些出土文物穿戴在自己身上，擺好姿勢，還抱上考古隊的貓，留下一張合影。照片中那位叫夏鼐的25歲清華大學實習生，日後將會領導整個新中國考古學。

王陵所出的青銅器，讓學者們更加關注一個“反常”的現象。西方學者19世紀提出以石器、青銅器、鐵器的相應出現作為劃分人類文明的三個世代，本是從技術演進帶來的生產工具變化來談的。古代中國有世界公認的最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有各種各樣用途、造型超出想象的青銅器，卻唯獨找不到本該是用於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青銅農具或大批量手工用具。換句話說，青銅器在古代中國，不是被真正拿來“用”的，它們另有政治上的意義。

今人看來冰冷、莊重的青銅，在古人看來或許完全是另一種觀感。青銅在被使用的年代全部是金光燦燦的，只不過因為生鏽才在出土後成為了“青”銅。對於沒有掌握現代科技的古人來說，金屬的生成與轉化本就是最神奇的過程，就像克拉克（D.V.Clarke）描述的：“選取某種特別的石頭進行加熱，在達到某個特定溫度時石頭熔化為液態……冷卻之後，液漿變得堅硬、奪目，同時也比最堅硬的石頭更加持久……在這種情況下，有能力掌控這一過程的個人得以獲得崇高的聲望，也就絕不出人意料了。”

殷墟王陵中的車馬坑，車馬是商代軍事能力和與其他文明交流的有力證據（蔡小川 攝）

例如那兩個精美方鼎，分別鑄有栩栩如生的牛頭、鹿頭及“牛”“鹿”二字，是祭祀中專門盛放牛牲和鹿牲的，顯然是特殊定製的。而1939年同樣在王陵區發現的重達800多公斤的司（後）母戊鼎則代表氣勢的宏大，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土青銅器。這件大鼎民國時幾次逃脫搶奪噩運，均是因過大過重無法搬運，可想而知三千年前的商人每次使用更要投入極大人力。超出實際需要，刻意彰顯獨特，乃至有意地製造麻煩和“浪費”，正是奢侈品的典型標誌，以區分使用者的身份並塑造神秘感。

與王陵區的祭祀相伴的，還有今人看來相當難以接受的血腥場面。大規模用活人祭祀是商朝的一大特色，為其他朝代乃至其他文明所罕見。甲骨卜辭上會記錄儀式所用的人牲，最多一次就殺了500人。就像愛斯基摩人的語言中有好幾種描繪不同的雪花的詞語，甲骨文中有十多個不同的字來形容如何祭祀活人：伐、烄、俎、燎、卯等。“祝”“福”二字，甲骨文中也分別表示祭祀法。

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祭祀過程一定有某種公開儀式的存在。祭祀祖先所用的人牲常常身首異處或是有明顯的外傷痕跡，其族裔來源也十分駁雜。或許可以想象，重大的祭祀日，所有民眾要聚集起來觀看對異族俘虜的集體處決，眾人陷入狂歡，也許還伴有酒和音樂——大量酒具和樂器也曾一同出土。集體迷狂之中，商王彰顯著他的雙重權威：不僅能解讀卜兆溝通神靈，也在現世擁有決定人生死命運的權力。

耀眼奪目的金屬、血流成河的人祭，種種的精神震懾，讓美國學者吉德煒不禁總結：“作為政治領袖，商代諸王的權力基礎不在道德，而在其製造王者魅力（charisma）的本事。”

這樣的統治風格難道也在武丁時代發軔？在上世紀30年代，這個問題的答案還不甚清晰，謎底被後世考古學家揭曉。1976年，考古工作者意外發現了武丁愛妻婦好的墓葬。時代明確的數百件精美青銅器完全證實了晚商青銅器正是在武丁時代達到高峰。何毓靈還介紹，武丁時代青銅器製造業也呈現出顯著變化，多個分散的青銅作坊變為高度集中的一個大型作坊，表明王朝在有意識地壟斷這項技術。武丁的“人心工程”對青銅的需求甚至可能塑造了我們今日的文明版圖。考古學家張光直認為，早期國家疆域擴張的重要動力之一可能就是為了獲得青銅資源。銅、錫、鉛礦都需要去遙遠的地方獲得並保障沿途運輸，也許武丁卜辭中大量的征戰正是因此而起，無意之中漸漸使三千年前這一團混沌的多元文明大陸形成一個文明整體。

四方征戰之中，奇異的世界在武丁、婦好的眼前不斷展開。王陵區大墓還發現了被認為屬於武丁隨葬品的鯨魚骨骼殘部，讓人不禁好奇居住在內陸的商人是如何得到它的。也許武丁曾經將自己的墓室佈置得如同自然博物館的陳列大廳，完整擺放著這具鯨魚骨架也說不定。精神的改造、物質的炫耀和王朝疆域的不斷擴大互相推動發展，商朝進入了中興時期。

王陵中大量使用人祭，這些犧牲身首異處（蔡小川 攝）

商代王陵、人祭，這些都是完全不見於文獻記載的新知識，史語所的考古工作者給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帶來了衝擊，那些被書寫歷史所排除的“沉默的故事”浮出水面。魯迅的日記顯示，安陽發掘簡報每出一冊，他就去買一冊，還在致友人信中調侃李濟主持的編寫“廢話太多”。郭沫若從大量人牲的使用，提出商代屬於奴隸制社會，《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之作的開篇便不諱言其用意：“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前來殷墟參觀交流的人愈發增多，其中包括當初推薦董作賓進入北大的教授徐旭生，他在安陽作題為“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演講，和史語所的考古學家們探討，既然甲骨文和殷墟恢復了商代歷史，有沒有可能發現一個“夏墟”，徹底把中國傳說中的全部王朝歷史復原？專程來安陽訪問的著名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則在1936年第一時間出版了向西方學界介紹殷墟發掘的著作，其書名完美概括了當時國際學界對殷墟意義的認識：《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年，經歷了三個季度對王陵的成功發掘，梁思永認為西北岡的重點應放在系統的整理工作上，而此時考古隊也對小屯宮殿區的建築基址有了初步認識，於是第13次發掘回到了最初的起點小屯村。再次回到小屯，考古隊成員們心中仍有一個放不下的念想：還有沒有機會發現大規模的甲骨貯藏？這本是整個殷墟考古最初的動機，卻始終未曾得見。

而關於那位有著最崇高威望的武丁，也仍存一個疑問。占卜、青銅，這些技藝早已存在多時，他之前的幾任商王也在勉力為之，他究竟觸碰了一個什麼開關，讓局勢頃刻扭轉，成就其文治武功？

YH127坑最終被安全運抵南京，圖為進行室內發掘的情形

YH127紀念碑

第13次發掘臨近結束，尚未有值得注意的甲骨出土。以往幾次發掘往往在工作臨近結束時有意外之喜，大家開玩笑說看來這次是不走運了——此時是1936年6月12日下午2點，本次發掘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按照計劃，到下午4點發掘將正式結束。

6月12日下午的工作分為B、C兩區。王湘負責C區，其中一個坑位代號為YH127。Y代表殷墟，H則是“灰坑”的意思，考古學中把集中生活廢棄物和其他用途不明的堆積坑統稱作灰坑。在YH127坑，王湘發現了幾小塊龜甲，起初覺得沒什麼，本想把它清理完就收工，若是清理不完也照常收工，下一季度發掘時再來就是了，以往對灰坑的處理就是如此。

除王湘外，當時工地上還有同樣年輕而經驗豐富的石璋如，他本是河南大學學生，因史語所想體現與地方合作之誼而有機會加入考古隊。石璋如2004年以103歲高齡離世，堪稱考古學史的活化石，其生前詳盡的口述記錄讓大量殷墟發掘的細節得以保存。1936年6月12日下午發生的事情，後來被他如此形容：“事實就是這樣，往往比小說更驚奇。”

出乎人們的意料，YH127坑的甲骨不是一片兩片，一版接一版的完整龜甲陸續出現，甲骨的數量超出了所有人最樂觀的預期。12日，甲骨還未清理完就已天黑，工作只能暫停。考古隊意識到發現重大，晚間將虛土填回了坑內，精通多國文字的魏善臣在虛土上以蒙文寫下了記號，如同一個火漆封印，如果有人翻動坑口，將無法復原蒙文標記。

第二天一早天亮後，封印完好如初，大家鬆了一口氣。此時考古隊其他工作均已按計劃結束，所有人都來到這個YH127坑協助。因為害怕一般的工人下去弄壞甲骨，由王湘與石璋如二人下去剔剝，越往下挖空間越狹小，便由王湘一人下去。所有的工作人員坐在坑口，照相、取出甲骨、王湘說出一版一號，放入筐中，再放棉花以防碰撞。當時還有隊員覺得，會不會有點太小題大做了，若是裝上二三筐甲骨，那也心滿意足了。然而直到天色再次轉黑，甲骨仍在一筐筐地裝，似無底洞般源源不絕。坑中甚至發現了一具與甲骨一起埋藏的人骨，大家終於明白，這個YH127坑，正是他們期待了許久的大規模甲骨窖藏坑！這是商人有意集中掩埋甲骨的地方——也許是儲存、也許是銷燬，那具人骨或許是生前負責看護甲骨檔案的臣子，商王讓他死後繼續自己的職責。

董作賓曾經滿懷希望地想要發現羅振常曾記載過的整坑整坑的窖藏甲骨，可是考古隊開始發掘以來，除了零星冒出來的數片、至多數十片甲骨，8年來窖藏坑都隱而不顯，考古隊員們反而看到了那些甲骨之外的奇蹟——宮殿、王陵、青銅……而當最後一個工作日來臨時，大地卻又慷慨地滿足了他們最初的願望。

6月13日當晚，考古隊全體成員留宿於坑邊守護。此時消息已經擴散出去，前來工地窺伺的人愈發增多——這一帶日本人、地方勢力的活動都非常頻繁。後來果然發生了交火事件，土匪開槍，希望考古隊員避散以搶去甲骨，前來增援保護髮掘工作的駐軍早有防備，居高臨下射擊，擊退了土匪。

1936年，殷墟發掘已經進行到第14次，石璋如正在測量地形。YH127坑即將被他們發現

暫且躲過一劫，不過所有人都清楚，現場清理速度太慢，再拖延下去早晚會發生變數。而且骨板上的泥土本身有溼度，出土時受到陽光照射，水分一蒸發，就容易碎裂，所以能不脫離本來的土壤環境是最好的。於是一個創造性的方案應運而生——將整個區域的土壤一起挖出，裝箱運走。

三千年前商人的甲骨“檔案館”，變成了民國考古學家要運走的一個灰土柱。城裡的木匠老闆連夜為考古隊趕工做好了一個大箱子，長、寬各2米，高1.2米。工人們把底板拆成五部分，和墊磚結合，費了諸多心思才在坑內拼裝上了土柱的底板。考古隊動用了各種地方資源，請和鐵路有關係的人借來鐵軌，臨時製作斜面滑軌將重達數噸的大箱子運上地面，又請殯儀館派遣抬棺人來抬運木箱。此時李濟也從南京緊急趕回安陽，見證了最後封箱的時刻。

箱子有數噸之重，因無合適的載重卡車，又怕牛車或其他運輸方式顛壞甲骨，最後只能人力運送。一共動用70個工人，兩天兩夜，木箱終於運抵安陽火車站。

董作賓等人很快開始對YH127坑進行“室內考古”——這一坑共1.7萬餘片甲骨屬於武丁時代。而當人們日後檢視所有的甲骨材料時，有一個更令人意外的發現：甲骨文字不僅集中於武丁時代，而且也最早出現於武丁時代。今天，甲骨的斷代已經有了多種手段，除了字體、貞人等不斷改進的傳統方式，還有碳十四測年等科技手段輔助。王子楊教授告訴我，從1899年至今120年發現並收藏於世界各國的共十餘萬片甲骨中，學界認為早於武丁時代而沒有疑議的甲骨數目是：零。

這很難不產生一個推論：是武丁，第一個決定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不可能是貞人自己突發奇想隨手刻上去的筆記。王子楊說自己曾做過實驗，真正在龜甲上刻字，即使用現代工具難度也超乎想象，而且龜甲會崩裂。所以為了刻字必須對龜甲做特殊處理和練習。貞人當時有另外的“草稿本”，毛筆、典冊之類在商代都是存在的，只不過因材料易朽沒有保存到今天，甲骨則是占卜的正式書寫方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旻教授告訴我，不只甲骨，另有諸多考古證據似乎都暗示了文字在武丁時代經歷了整體性的大爆發，“似乎是在王室的支持下，令文字從早期階段過渡到全面發展的書寫系統”。綠松石鑲嵌製品、骨製品、青銅器等其他多種介質上，都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文字。此外，殷墟還出土了許多武丁時期的“習刻”甲骨，即在沒有經過占卜灼燒的骨頭上單純“練字”，一遍遍刻著重複的天干地支列表，字跡也明顯稚嫩、多有錯誤，這些“實習生刻手”的作品說明，背後有某種國家機構在推動書寫技藝的規範化。雖然考古這一行一向是“說有容易說無難”，也許未來哪天新的考古證據就會推翻今日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非王卜辭、尚存疑的“鄭州商城甲骨”等已經拓寬了人們的認知，但截至今日，證據確鑿的系統文字應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時代。

被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有著強烈的展示目的。當初董作賓就注意到一個現象，一些甲骨上面的字跡尤其碩大、精美，而且會在刻痕中塗滿硃砂。經三千年之後，董作賓都感慨“色澤如新”，可想當年是怎樣的精美。這些特殊處理的甲骨往往有著特別的內容，例如王在神的指示下的一次大勝。此外武丁時期卜辭數量極大，占卜不可能總是準確，然而記錄總有辦法挽回面子。例如一次王預測下雨，驗辭中特意提到雖然沒下但是烏雲密佈，另一次王預測不下雨，驗辭中則寫雖然下了雨但是很小。吉德煒仔細研究了甲骨記錄的規律，認為甲骨文是“二次性材料”，即被刻上去的內容是經過嚴格選擇和編輯的。他總結：“記錄占卜結果的工作，正逐漸以助長商王的威信為目的。”

於是我們幾乎可以把武丁時期的甲骨記錄看作是一份官方日報或佈告欄。不斷出現的“王佔曰”，強調著王才對神意有解釋權，占卜結果的記述會大體尊重事實，但總體傾向是“商王一貫正確”。出現重大喜訊，則有紅色大字標題的“號外”。

這份佈告出給誰看？何毓靈說，根據對殷墟手工業作坊的考古學瞭解，他猜測除了王室和高級貴族外，文字應該也在官員和高級工匠中得到普及，否則那些大型工程無法協調。他還有一處有趣的發現，在殷墟的一個特定區域，生活習俗遺存以及人骨的體質人類學特徵十分駁雜，是一個多民族混居區。“這會不會就是殷都的‘使館區’？武丁把各個方國的首領輪流請來在首都居住——實際等於做人質，也是有明確記載的。”

“甲骨佈告”也許就在商朝的上層集團和其他附屬國的領導階層內傳閱？武丁清楚地知道，占卜並不只是和那些看不見的神靈祖先交流，更重要的是和那些還活著的、會真實影響他的統治的人溝通。文字，成為了鞏固自身功業最好的媒介。

一個開始大規模有意識應用文字的時代，和一個精神、物質極大變化、豐富的時代兩相重合，難道僅僅是一個偶然嗎？

李零介紹，關於文字的起源，有過程說和突發說兩種理論。“突發說是語言學家從語言學定義出發，強調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經人為設計、制定聽說讀寫的規則，不成其為文字，不經人為傳授，不可能成為交流工具。因此，文字發明不可能集思廣益、約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個權威機構，指派少數人或一個人，比如倉頡類的聰明人，在短時間內突然發明，一次性發明。”

這個理論，難免讓人產生大膽的猜測。雖然學界普遍認為，甲骨文太過成熟，此前一定經歷過少則數百年多則上千年的醞釀，否則是“嬰兒生出來就長著鬍子”。但武丁有沒有可能是另一個意義上的“倉頡”？他是否可能進行了某種文字改革並有意推廣？

每一個偉大文明都有著自己的紀念碑，埃及金字塔、雅典衛城、美國總統山雕像，高聳入雲、屹立千年不倒的建築醒目地塑造著共同認知。中國古代以土木而不是石材為建築材料，唐以前遺蹟無存，似乎缺少對等的紀念碑。不過藝術史學家巫鴻提出，中國古代雖沒有紀念碑，但同樣存在著“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形式包括：青銅九鼎、墓葬宗廟、漢魏碑刻、長安城……它們凝聚著最具象徵性的意義。我們能否借用這一概念，認為對文字的應用——那些刻字卜骨就是武丁時代的紀念碑？

武丁利用文字的靈感又由何而來？李旻向我介紹，他在剛剛出版的英文專著《問鼎：早期中國的社會記憶與國家形成》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啞王假說”：也許那“三年不言”的傳說其實是暗示了武丁的某種語言功能障礙——就如同著名的有口吃症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以至於他對文字交流表現出獨特的興趣，並在最開始不得不借助於文字溝通來治理王室事務與國家。而一旦開啟文字的“潘多拉魔盒”，書寫在王室的推動下迅速發展，統治也發生連鎖反應。雖然武丁之後的商王對用甲骨文記錄占卜不再認真，但由此而來的貞人集團卻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字群體，承擔起關鍵職責。這些猜想，因為缺少確鑿的考古學證據，不能被“證明”，卻也足夠為我們留下想象空間。無論如何，我們知道：曾經有那麼一位商朝國王，他重視文字，他的時代開始著一些變化。三千年後，一群對文字同樣懷有執念的民國知識分子，和他在安陽的YH127相遇——那是武丁留下的檔案館、是考古學家的灰坑，也是文明的紀念碑。

1936年6月，YH127坑被發現，考古隊決定整體打包運回南京。圖為最後釘箱蓋前整理內部情形

1936年7月，裝載YH127坑的木箱順利運抵南京中央研究院。這中間又經歷了諸多插曲：箱子太重壓壞了鐵軌，搬運時不小心顛倒了個兒，卸開箱子木板發現坑底朝上，只好反著清理……無論如何，這寶庫三千年後重見天日時，是被當時最有能力與意願去破解其奧秘的一群人獲得，終得妥善處理。殷墟發掘40年後，李濟在《安陽》一書中回憶整個過程，認為YH127坑是全部發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偉大的業績”，不僅學術意義重大，而且“它好像給我們一種遠遠超過其他的精神滿足”。

YH127坑發現一年之後，正當隊員們以為可以繼續大展宏圖，甚至已經開始規劃第16次發掘時，“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傳來了。日本人迅速佔領中原省份，安陽發掘戛然而止。

石璋如到晚年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史語所轉移到長沙後，日軍前來轟炸所部附近的軍事目標，大家狼狽逃避。長沙也待不下去了，於是史語所正式吃了一次“散夥飯”，此後要跟隨研究所的人員需轉移至更深的內陸，另有安排的人，自便。比如親手發掘了YH127坑的王湘，就前往延安，從此脫離了考古事業。

在長沙有名的清溪閣，散夥宴還未上菜就先幹了11杯酒，許多人直接倒下不省人事。石璋如記得，那11杯酒的敬酒詞是：“中華民國萬歲！中央研究院萬歲！史語所萬歲！考古組萬歲！殷墟發掘團萬歲！山東古蹟研究會萬歲！河南古蹟研究會萬歲！李（濟）先生健康！董（作賓）先生健康！梁（思永）先生健康！十兄弟健康！”

這一別，殷墟考古隊的許多人終生未能再相見。

尾聲

1818年，詩人雪萊（P.B. Shelley）參觀大英博物館時被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塑吸引。雪萊熟知法老時代以後埃及政權落入異族之手的歷史，他感慨世俗權力的稍縱即逝，寫下了自己廣為流傳的詩句：

吾乃奧茲曼迪亞斯，萬王之王，

功業蓋世，強者折服！

此外空無一物，

廢墟四周，黃沙莽莽。

寂靜荒涼，伸向遠方。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最強大的一位國王，從約公元前1279年到約公元前1213年共在位60餘年。這正好是商王武丁的年代，二人在位時間有近40年重疊。雪萊感慨功業蓋世的拉美西斯二世，千年過後“空無一物”，武丁的結局與之相似又不同。

在安陽市，何毓靈帶我們參觀建於2005年的殷墟博物館。殷墟已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為保護遺址區域整體風格，這座博物館在地面上不見蹤跡，深藏於地表7米以下。展廳裡的器物大多是1949年以後出土的。此前史語所發掘得到的珍貴文物，在戰火中輾轉流離，絕大多數最終到了臺灣。也有例外，如李宗焜教授告訴我，YH127坑裡的那位“檔案保管員”的遺骨就神秘失蹤了——李宗焜在任職北大前曾多年擔任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主任，管理著YH127坑出土甲骨，卻從未見過那具清楚地顯示於老照片中的坑內人骨。抗戰全面爆發後，史語所繼續研究工作，艱苦的環境中李濟的兩個女兒都因生病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過世，董作賓則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研究商代曆法的名著《殷歷譜》。解放戰爭爆發後，他們二人本自認為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但鑑於全部殷墟材料已經被運至臺灣，“不跟著走還有什麼選擇呢”，卻未曾想終生再沒能回到祖國大陸。

何毓靈帶我們匆匆繞過那些吸引了最多遊客的甲骨、青銅器、玉器、金器……停在一堆黑乎乎的“鐵餅”之前，這才是他最感自豪的成果。這其實是2015年發現的一個大型鉛錠坑——鑄造青銅器的銅、錫、鉛三種金屬原料之一，發現過程同樣充滿曲折：地產開發商為了不讓這個忽然冒出來的考古發現耽誤建設進度，企圖“毀屍滅跡”，意外得到情報的何毓靈匆忙趕到現場，當他踢開故意蓋回坑口的虛土見到眼前景象後，立刻撥通了所有相關的報警電話——考古隊和“地方勢力”的鬥智鬥勇從未停止。

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最大的鉛錠貯藏坑，但真正讓何毓靈興奮的是，它可能揭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商周之變。通過對這一鉛錠坑的掩埋方式和周邊許多故意打破的青銅器碎片的分析，可以判斷商人應該是匆匆撤離的。“這一帶的許多商末周初之際的建築，都顯示出房體倒塌的情況，還有明顯的火燒痕跡。很可能是人為的大火。”何毓靈說。

殷墟究竟如何從一個繁華都市在極短的時間內變為廢墟，是一個謎團。史語所考古隊一度認為是因為洪水，後來推翻了自己的結論。文獻上記載周人“二次東征”後強制殷人搬離，但究竟是人口衰落而自然廢棄，還是某種強制降臨的人為力量故意摧毀了這座城市？現在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傾向於後者。

這恐怕是武丁未能預料到的情形。這些很可能一把火燒了他曾經的都城的周人，在武丁時代只不過是一個文明幾乎沒怎麼開化的小部落，他們的首領也許曾在殷都戰戰兢兢地閱讀“甲骨佈告”，歌頌商王的神威。近幾十年來殷墟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1999年在洹河北岸發現了一個年代早於殷墟而規模小於殷墟的城市遺址，被稱作“洹北商城”，曾長期領導殷墟發掘的考古學家唐際根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洹北商城的發現甚至讓人們大膽猜想，整個洹河南岸的殷墟有可能是武丁時候才開始建設的，而此前的商王居住在洹北商城，這將大大改變人們對商代歷史的認識。此事還未有定論，不過即便把這座城市也算入武丁的功勞簿，也未能改變它最終被毀的命運。

技術相對落後、實力也較弱小的周如何打敗強大而有組織的商，至今仍是未解之謎。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格雷戈（Neil MacGregor）評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全球文明時認為，某種大的輪替週期在那時到來：幾乎是商周之變的同時，從地中海到太平洋地區舊有的社會都在崩塌，新的勢力取而代之，庫施人征服了埃及。

周人改變了武丁苦心建立的祭祀制度，人牲制度也不再使用，周人甚至有意在記載中迴避了這一點。極為關鍵的王位繼承製度也被改變，兄終弟及被嫡長子製取代。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認為，由此導致了宗法封建制度的出現，故而商周之變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轉折。周朝人也不再那麼相信巫術，更多把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德”之上。

然而有一點周人繼承了下來並且發揚光大，那就是沿襲同一套文字和對文字的“紀念碑性”的利用。周人對文字記錄的熱衷有過之無不及，“巫”逐漸轉化為“史”，歷史記載的傳統出現了。李澤厚曾說，這一過程中“理性化了的巫史傳統”就是中國思想的根本支柱。

至於那種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後來又經過了許多發展，形成戰國文字，再到秦始皇“書同文”，一直使用至今。它寫下了武丁的夢境，孔子對商代歷史的苦惱，司馬遷準確但不完美的商王世系，羅振常的日記，王國維的絕命書和李濟的安陽發掘報告。

（除文中採訪對象外，感謝以下人士對本文的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一曼、嶽洪彬、牛世山、常懷穎、嚴志斌；北京大學孟繁之；廣西師範大學陳洪波；作家陳河）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甲骨文》，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