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3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2019年的尾声,曾遭数次逮捕的前日产汽车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在保释期间,以他自己的方式离开日本,回到了老家——黎巴嫩。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何种方式?是《金蝉脱壳》还是《肖生克的救赎》?恐怕目前只有戈恩自己知道。但,除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黎巴嫩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而黎巴嫩外交部当即发声:戈恩合法入境。也就是说,戈恩在黎巴嫩境内不会面临任何法律诉讼,至于戈恩与日产汽车间的关系已画上句号,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20年前,面对日产向雷诺抛来的橄榄枝,时任雷诺副总裁的戈恩认为是“苍天有眼”。当时,他曾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与日产合作的问题丝毫没有不安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确,在过去近20年间,戈恩这位“成本杀手”将日产从生死边缘拉回扭亏为盈,而后又将雷诺-日产-三菱送上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但20年后,当初那个伟大机遇,让自己在一夜之间沦为了“阶下囚”。

针对戈恩在日本漏报巨额收入、向日产转嫁个人投资损失等4项指控,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开庭审理此案。但如今看来,连续数次被捕的戈恩,似乎已对诉讼失去了信心。2019年12月31日,戈恩发声证实他已经身处黎巴嫩,并表示:“不会再被人为操纵的日本司法系统挟持。在日本司法系统里,充斥着有罪推定、歧视猖獗、基本人权被剥夺的情况。”

当然,戈恩走得并不体面。

“救世主”沦为“阶下囚”:戈恩究竟做错了什么?

围绕日产与雷诺的合作,集权者戈恩触碰了太多人的“奶酪”

时间回到一年多前,戈恩被捕的时间节点,有外媒消息爆出:戈恩计划在近期的董事会上撤换日产汽车CEO西川广人的职务,而裁撤的目的是扫除雷诺和日产合并的最大阻碍。有分析认为,西川广人不得不先下手为强,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也是为了保住日产的利益。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可以看到,在戈恩被捕当天(2018年11月19日),日产在发布的公告中针对戈恩的罪行中写道“over many years……”(很多年来……),戈恩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证券报告中的报酬远低于实际报酬,而这一状况已经持续数年。这似乎预示着,戈恩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为了这一刻,日产早有准备。西川广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情凝重地说:戈恩的行为,难以原谅。

10个月后,讽刺的一幕出现。2019年9月,昔日的“反贪大将”西川广人下台,原因同样是财务不当。而此前与戈恩一同沦为被告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雷格·凯利曾向外界揭发西川广人,称其在2013年故意改变与个人薪酬挂钩的股票出售日期来为自己谋利。

很难再说,戈恩事件只是一场单纯的“反贪风暴”。

其实,从合作之初,从挽救日产的那一刻起,戈恩就为今天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彼时,日产缺乏资金,而雷诺缺乏市场。最终,日产在向戴姆勒、福特示好无果后,选择了牵手雷诺。由于身背巨额债务,亏损61亿美元的日产在合作中成为弱势的一方。日产仅获得雷诺15%股权(没有投票权),而雷诺则持有日产43.4%股份(有投票权)。两者交叉持股,组建雷诺-日产联盟。由此,戈恩进入日产,并在2001年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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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的戈恩提出“日产重振计划”,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关闭了5家工厂,3年内裁员2.1万人,削减20%的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将1300家零部件供应商减少到600家左右。戈恩还卖掉所有与汽车生产无关的产业,包括航天部门……雷厉风行的戈恩,曾抱怨为适应日本企业“操练30到60度鞠躬”,认为“修理公司”才是自己接手日产的理由。他无视日本的商业传统,对习惯于“和风细雨”式改革的日本人,一连串的动作使日产汽车公司感到了压力甚至痛苦。

但是一年后,日产扭亏为盈,实现利润27亿美元。

在随后的发展中,日产发展势头超过了雷诺。从戈恩被捕前一年的雷诺公布的2017年财报来看,在合并净利润中,日产的贡献率占到50%左右。而且最近几年来,雷诺5成以上的利润均来自日产。对雷诺来说,这是当初投资的回报,但对日产来说,又怎愿割自己的肉养肥他人?

从企业到国家,戈恩已进退维谷

联盟间的博弈,从雷诺扭亏为盈的之时起便已开始,直到2015年,双方关系真正出现裂痕。

2015年,法国政府一度将雷诺的持股比例由15%提高至19.7%,使其在雷诺-日产联盟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翻倍。主导推动法国政府增持雷诺股份,以期加大对日产经营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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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戈恩阻止法国政府加大对日产经营干涉。戈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他表示,“显而易见,法国政府才是目前雷诺-日产联盟关系向前推进的最大障碍,毕竟对于变化万千的商业市场,有着政府背景的企业显然不利于商业竞争环境。”

后来,法国政府迫于压力最后三方达成和解,法国政府减持到15%。然而,在2018年2月戈恩再次获聘雷诺首席执行官时,遭法方要求“准备决定性对策,以切断解散(雷诺—日产)联盟的后路”。同年5月戈恩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下达建立全新合作联盟的决定。他表示现有的雷诺-日产-三菱联盟面临多个选项,其中就包括相互合并以使得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不可逆的合作关系”。

而,在这一联盟关系中,话语权最大的仍是雷诺,且雷诺对日产持股或许会更多。而,雷诺部分股权归法国国有,日本企业如何愿意看到自己的命脉被他国企业所掌控。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产高层曾向日本共同社透露,由于收到戈恩最快会在2018年推动两家企业合并的消息,日产方面加紧与日本检方合作,推动针对戈恩不法行为的内部调查。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自此,戈恩不仅成为日产眼中的隐患,也因早前阻止法国政府干涉日产经营,成为法国政府实现雷诺-日产联盟道路上的障碍。所以,戈恩的处境其实早已进退维谷。

戈恩被捕后,法国财长勒梅尔对法国电台Info表示:“卡洛斯·戈恩不再处于能够领导雷诺的位置。”此外,勒梅尔还声称,政府将保障雷诺汽车的长期生存能力。因为法国政府是雷诺的大股东。

这,或许也是戈恩离开日本后,将目的地选在黎巴嫩,而非法国的原因之一。

戈恩“下课”后,赢家何在?

雷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日产汽车会长、社长兼首席执行官、三菱汽车董事长、雷诺日产三菱联盟首席执行官,毫无疑问,曾今身兼数职的戈恩是雷诺日产联盟的灵魂人物。在2017年,戈恩被捕的前一年,该联盟以1061万辆的销售业绩打败大众汽车,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但时间过去两年半,2019年上半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销量减至521.3万辆,不敌大众、丰田。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而眼下,日产汽车全年利润预期已下调至11年来最低水平。日产汽车承受着来自销量、利润、股价等方面的压力。

根据2019年11月日产汽车公布的最新季度财报,日产在全球的汽车销量下降7.5%至127万辆,公司营业利润为3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下滑约70%,并且大幅低于此前市场预期。同时,2019年11月日产下调业绩预期,预计2020年3月期的合并纯利润将同比减少66%,为1100亿日元。预计2020年3月期的营业利润率为1.4%。这,是戈恩履新日产的2000年3月期相同的水平。

“戈恩被捕和内部经营混乱损害了日产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销商高管向日媒透露说,日产此前在戈恩体制下并没有太多新车上市(日产市场),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经销商团体的焦虑情绪也日益高涨。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雷诺也不例外。此前,雷诺官方进一步下调了其2019年的营收预期和盈利预测。雷诺方面表示,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将下降3%-4%;营业利润率应约为5%。此外,雷诺2019年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约为113亿欧元,同比下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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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方面,在彭博全球汽车制造商指数中,日产、雷诺两家公司成为2019年股价表现最差的汽车制造商,分别下跌了23%和28%。而作为三方联盟之一的三菱汽车处境同样不好,2019年股价重挫24%,估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年度获利将大减75%。


分析指出,日产目前的困境也凸显出前董事长戈恩被解职后,公司所面临的混乱局面。目前,雷诺-日产联盟迫切的需要力挽狂澜的铁腕人物。

根据计划,日产将于12月1日正式实行由内田诚担任首席执行官(CEO)的新体制,在日产新任CEO内田诚上任后,日产方面同样释放出挽救联盟的信号,内田诚公开表示:“日产正在复苏的正确道路上,而当务之急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对业务竭尽全力。”内田诚还承诺将与雷诺重新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联盟。

但他否认了两家公司合并的可能性,内田诚提到:“与雷诺的联盟是日产重要的竞争优势,我们希望在保持公司独立性的同时,推动进一步的合作。”

应该说,戈恩的离去,内田诚对两家公司独立性的坚持,日产与雷诺的博弈始终存在。但双方要想重新回到正轨,必须尽早结束内耗。所谓,过程可以博弈,但结果必须共赢。有分析指出,在过去一年间日产内部很大精力都用在调查丑闻、应对事件影响上,无暇顾及产品和市场。同时,日产在欧洲方面卷入了由欧盟委员会主导的反垄断调查,怀疑其在咨询公司埃森哲的协助下,与另外四家企业相互勾结,将汽车零件的价格提高25%。

戈恩,回家

戈恩现年65岁,黎巴嫩裔,出生在巴西,求学于法国,从业于巴西、北美、日本,获得法国和黎巴嫩国籍。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是黎巴嫩的骄傲,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还能看到写着“We are all Carlos Ghosn”的大型人像广告。甚至坊间有传闻称,很多黎巴嫩民众拥护戈恩甚至希望他成为总统候选人。

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2日报道,黎巴嫩政府此前一直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戈恩释放回国。而就事发前的一个星期,黎巴嫩总统奥恩曾要求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馨祐释放戈恩。至于后来戈恩是如何在保释期间离开日本回到家乡的,黎巴嫩外交部表示“这是(戈恩的)个人问题,我们不清楚”。

无论如何,这场围绕戈恩的“反贪风暴”终归可能要草草收场。究竟孰是孰非,恐怕将成为汽车界的又一桩“罗生门”。尽管,眼下日方表示掌握了戈恩充分的“犯罪证据”,尽管戈恩表示要公开自证清白。但因双方带有各自利益色彩的证词,难以保证不出现局部真实,整体失实的情况。更何况,期间牵涉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从“救世主”到“阶下囚”再到“逃亡者”戈恩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雷诺与日产合作的最开始,时任雷诺副总裁的戈恩不是没有担心,他曾说:投资到日产是场可怕的赌博。但胆小鬼只能在梦中成为明星,我们没有深思熟虑的多余时间。我们必须冒一次险。

事实证明,那次冒险是值得的,但戈恩对风险的考量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戈恩只将业绩当作了衡量风险的唯一标准。

这,或许与戈恩的成长经历有关。青年时的戈恩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成为米其林最年轻的CEO,也打破记录成为雷诺公司史上最年轻的非法国血统的副总裁。

哪怕是在童年。据戈恩回忆:在别人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十足的淘气包。我之所以没有被勒令退学,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从小竞争意识就非常强,不论什么比赛我都一定参加,而且还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学校为此常常表扬我,说我是通过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才能的学生,也因此对我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显然,这一次戈恩没有因为好成绩而得到宽容的态度。因为,他需要平衡的关系太过庞杂,不只是三家企业的利益,甚至还是两个国家间的利益。

尽管戈恩此番回家显得多少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回家或许原本也是他内心认定的归宿。“不论在什么地方生活,黎巴嫩人的家族之间永远都存在着斩不断的感情,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很重。这种家庭观念是黎巴嫩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自传中,戈恩曾这样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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