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蘇濤 長城智庫
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歷史條件以及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戰略導向下，沒有新的發展邏輯就沒有新的組織邏輯、新的政策邏輯。只有充分認識新發展邏輯，才能找到新的組織邏輯、政策邏輯，進而實現城市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模式以及創新發展協同演進與創新迭代。
新的發展邏輯
自新世紀以來的上一個發展週期，很多城市、園區迅速崛起，核心是抓住了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五化協同”，其中最核心的是工業化、城鎮化。
在工業化方面，尤其伴隨中國入世，很多城市或園區，通過承接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加快建立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工業經濟，圍繞國際產業價值鏈從低端向高端環節攀升。
在城鎮化方面，將政府的土地財政、平臺公司的基礎設施與服務配套、房地產公司的大興土木與鋼筋混凝土有機結合，加速了要素驅動與投資驅動，並讓土地價格成為全社會產業要素與創新資源的基準。
與此同時，信息化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市場化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激發了民營發展活力；國際化則是內向的市場換技術、外向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
在此邏輯條件下，很多城市的重要發展模式是城市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協同，對於園區而言則叫做“產城融合發展”，逐步從空間形態開發走向功能開發，促進城市功能與產業功能相結合。伴隨很多園區、城市的城市功能日益突出，城市管理與社會事務逐步增加，開發園區與行政區趨同，城市發展走向都市圈與城市群，甚至還出現了全域創新城市。與此同時，產業功能則是伴隨城市功能提升，不僅要走向中高端，還要形成“兩頭在內，中間在外”的發展模式。於是，就出現了速度與質量、效率與效益、量級與能級之間的問題及矛盾。
這其中，最大的變化是產業規律、企業規律、創新規律、城市規律以及開放形勢等發生了變化，而相應的發展邏輯也要隨之改變。
從產業發展規律來看，產業價值運動從產業分解融合到產業跨界融合，以往可以通過承接其中的產業梯度轉移的“拿來主義”打造產業集群，實現產業價值鏈攀升，但在各次產業跨界融合下，更多的需要通過高端鏈接與高手過招，再通過高端輻射整合資源在本地實現高附加值，最終的全球產業價值網上配置資源、創造財富、分配財富。
從企業規律來看，在以往的技術生命週期上企業呈現出滾動發展的邏輯，但在如今的技術生命週期上呈現出爆發增長的發展邏輯，線性增長讓位於非線性增長。
從創新規律來看，以往是從生產決定消費的邏輯下，是正向的、鏈式的創新，如今在消費決定生產的邏輯下，是反向資源配置的逆向創新、產業化研發創業一體化的垂直創新。從城市發展規律來看，以往是城市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協同，強調產城融合；但如今則是城市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模式、創新發展模式的協同，強調城市功能、產業功能、創新功能在空間上有機結合。從開放形勢上來看，以往可以市場換技術，現在則需要創新拿技術。
從以上意義上來看，在新的發展邏輯下，只有出現如下的新發展，才能引領新時代高質量發展：
第一，最根本的是產生全新的生活生產方式。這一輪的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相對於以往的產業技術革命，在於以往的是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如今則是生活方式決定生產方式，而且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當前及未來我們要打破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的邏輯，將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數據驅動+平臺賦能+智能終端+場景服務+敏捷供應+社交生活”。
第二，最直接的是生產新經濟的產業創新體系。原來的經濟體系是一二三產涇渭分明，產業體系都是僵化的統計學意義上的，未來的經濟體系、產業體系不僅要打破一二三產的界限、產業與產業之間的界限，還要體現出新的經濟形態與新的經濟模式，更要形成自組織自成長、閉環循環、共生共榮、開放創新的產業生態。
第三，產生新型的創新發展範式。也就是打破“基礎設施-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研究-轉移轉化-產業化”從生產到消費的正向鏈式創新，從市場、產業、消費的反向配置資源與逆向創新，將產業、商業、研究、開發於一體的垂直型的創業式創新。第四，形成新的治理結構。打破以往政府是推手、市場是拉手、企業是選手，而是政府搭建平臺、開放市場賽道，讓更多的企業成為自組織自成長的賽手，最終形成能夠產生爆發增長的創新生態。第五，產生獨具一格的區域創新文化。
新的組織邏輯
在高增長髮展階段，很多城市或園區產業戰略導向及組織動員機制往往是“大產業、大企業、大平臺、大項目”。因為只有大才能快，只有速度才有規模。以至於很多地方政府把集聚大產業、構築大平臺、培育大企業、招引大項目作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工作。
在此背景下，很多城市或園區不僅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能耗、高物耗、高汙染、高排放）的工業化產業發展模式，還形成了“出口拉動、劃地成園、招商引資、規模製造”的園區發展模式，以及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外生髮展、外延增長的創新發展範式。
在此發展過程中，政府也出現了自身的困惑，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第一，無限的權力導致無限的責任，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最終都和政府算賬；第二，政商關係處於兩難困境，在一個體制雜交的新興經濟體、轉型經濟體中，企業往往感到與政府越來越有隔閡、有距離，而實際上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矛盾臨界發展階段的政府亦有自身的困惑、困境；第三，產業大破大立但政府的統計體系還在沿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經濟的統計，以至於很多時候產業企業的群眾都過河了，政府還在摸著石頭；第四，產業跨界融合了但政府還在條塊分割，跨地域、跨行政系統配置資源、整合資源具有較大的難度；第五，政績考核週期與創新週期不相適應和不匹配。
在此背景下，“五化協同”逐步轉化為五大發展理念的戰略指引。以往的工業化、信息化，基本上體現為產業數字化，與“創新”相呼應；以往的城鎮化，加速向城建都市化方向發展，主要與“協調”相呼應；以往的市場化，也就是政府、企業、市場、社會的關係，逐步向治理現代化方向發展，與“共享”相呼應；以往的國際化，逐步走向發展國際化，與“開放”相呼應；再加上生態綠色化，體現“綠色”發展理念。
與此同時，在以往發展過程中，從國家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大家都在尋求從“推拉並舉”型的發展結構及其發展機制，向“生態賦能”型的發展結構及其發展機制系統轉換。如上所言，在過去發展過程中，都講選手、推手和拉手，這其中企業是經濟發展的選手，市場是經濟發展的拉手，政府是經濟發展的推手。
如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越來越強調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的內生性與自生性、自組織與自成長、閉環與循環的，則是“政府搭建平臺、開放市場賽道、產生企業賽手”。這種轉變，核心是對新經濟創新生態及新時代組織動員機制的共識。
這種新經濟創新生態不是看不見、摸不著，其基本特徵如下：
一是產業跨界融合，只有多個產業之間的跨界才能不斷衍生全新的業態、發育全新的產業，突破產業界限、商業疆域、企業邊界與技術鎖定。
二是企業互聯融通，伴隨產業鏈、創新鏈、資本鏈、服務鏈的互聯互通，企業加速平臺化、生態化，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榮的競合發展態勢。
三是資源要素聚合，更加強調這些創新資源及產業要素，在政、產、學、研、金、介、用等創新主體之間的高效對接及雙向循環。
四是空間服務耦合，如今更加強調產業功能、城市功能、創新功能在空間的耦合，以及在科、產、城等元素的有機結合。
五是開放協同合作，不僅是“政產學研金介用”六位一體的開放式創新，還在於區域一體化、跨區域一體化、創新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水平開放式協同創新。
如果還加上的話，就是統分結合治理。在此背景下，以產業新體系、企業新梯隊、要素新源頭、服務新供給、開放新格局、發展新治理為代表的“新邏輯”，則成為重要的組織動員機制，體現了生態的開放、多元、活力、共贏、高效特點。
新的政策邏輯
多年前就有改革深水區的提法，但到目前還沒有實質性進展，在新的政策邏輯下，到底是摸著石頭過河，還是需要有頂層設計？到底是問題導向為主，還是以發展導向為主？到底是扶持性政策多，還是探索制度性政策？到底是堅持公共行政，還是趨向於公共治理？到底是錦上添花加持，還是雪中送炭地培育？到底是直接自己動手，還是第四方加第三方？到底是追求野蠻成長，還是機會加長期主義？在這些方面，感覺需要有如下方面的抉擇：
一是加快建立完善新經濟制度。不是拘泥在一二三產之間，強調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以及現代服務業，而是在產業跨界融合之間尋找爆發點。探索建立完善“點、線、面”結合的新經濟制度，破除制約自主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完善促進自主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符合新經濟形態與新經濟模式發展規律的制度安排，帶動以制度創新全面走向新經濟。
二是堅持發展導向而非問題導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地一個個解決問題，而是抓住新的發展機會讓長板更長地發展，通過發展系統性的解決相應的問題、轉移有關矛盾。所以整個政策著力點，不僅僅滿足於當前，更是要順應未來、適應未來、引領未來。
三是建立符合創新規律的資源配置方式。以公共財政建設為核心，強化財政資本對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的引導作用與槓桿作用，形成直接支持與間接支持相結合、事前支持與事後支持相結合、軟性支持與硬性支持相結合、支持需求與支持供給相結合、形態服務與生態服務相結合、政策支持與制度支持相結合的政策體系。進一步將企業主導的市場資源配置、產業主導的全球資源配置、政府主導的跨行政系統配置資源相結合，提升自主創新資源配置能力。
四是形成新的社會治理結構。政府加快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創新建設政府方向轉變、從公共行政型政府向從公共服務型政府方向轉變，從社會控制到公共治理方向轉變、從單向的管理到雙向的互動轉變，全面強化服務意識與創新能力。政府加快成為創新生態頂層設計者、建設者、維護者，加快從第二方科技行政服務向第三方創新服務集成、第四方新興產業組織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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