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捕。獄中，李大釗留下了兩份珍貴的文獻資料——《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獄中供詞》是李大釗被敵人審問時的回答，而《獄中自述》則是他以書面形式向敵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釗以國民黨人自稱，從未談及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被捕後的全身照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李大釗。在獄中，李大釗留下了兩份珍貴的文獻資料——《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獄中供詞》是李大釗被敵人審問時的回答，而《獄中自述》則是他以書面形式向敵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釗以國民黨人自稱，從未談及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為何要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寫自述呢？
這還需要從李大釗被捕前的工作談起。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一直在北京負責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工作。192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以後，國共合作以“黨內合作”方式正式開始，李大釗按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要求加入國民黨，擔負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責任。此後，他領導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黨組織，充分利用革命統一戰線，團結各界群眾，擴大革命勢力，促進了北方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統治運動的蓬勃發展，有力配合了五卅運動後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和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視李大釗為“心腹大患”。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執政府緊急下令，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名，通緝李大釗。形勢危急，李大釗考慮到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堅持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並於1926年3月底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駐華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
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佔領北京，加緊對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革命者進行迫害。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就連一些主張進步的報紙主編，如《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也都被殘酷槍殺。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李大釗不顧生命危險，秘密開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斷壯大。自1926年“三一八”慘案至1927年2月，僅北京一地，共產黨員就由三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國民黨員也由兩千多人發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團員也有了很大發展。同時，李大釗組織國共兩黨深入農村，建立農民協會和武裝，使直隸、內〖JP〗蒙古、山西等地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惴惴不安，逐步聯合起來進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獲得帝國主義公使團的默許後，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悍然派兵闖進蘇聯駐華使館，實行蓄謀已久的瘋狂搜捕，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人員和蘇方人員共60餘人一同被捕。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州也發生反革命政變。一時黑雲滾滾，白色恐怖籠罩四方。
在這種險惡形勢下，李大釗在生死抉擇面前，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的組織再次遭受破壞。這就需要在恪守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的鬥爭策略。鑑於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如果李大釗在獄中明確亮出自己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果考慮到孫中山曾與張作霖結成軍事聯盟，國民黨在北方處於半公開地位，張作霖正在拉攏國民黨這層關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與敵周旋，則可以在最大限度內保護被捕同志。所以，李大釗在獄中絕口不談共產黨，卻談國民黨，這是正確運用革命的策略，來反對反革命的策略。
從《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體會到，無論是敵人動用酷刑，還是威逼利誘，都沒有動搖李大釗維護革命利益的堅定意志，都沒有說自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洩露黨的任何秘密，沒有說一句有損黨的榮譽和利益的話。這一點，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對報界承認“李無確供”。在《獄中供詞》中，他明確說“我在（國民黨）北方區擔任特別市黨部政治委員”、“我是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黨中的共產派”、“（國民黨）北方首領只我一人”。在《獄中自述》中，他介紹了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國民黨的經過。經過慎重考慮，還談了一些國民黨眾所周知的情況。此外，為了迷惑敵人，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還寫了一些假情況，例如，說國民黨“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說“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無工會之組織”，說傳言黨人在北京有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等等。事實證明，李大釗以其國民黨人身份在獄中與敵周旋的立場、做法，正是為了掩護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表現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中，李大釗還借國民黨人的身份申明共產黨人的一些“目的”和“主張”。例如，在《獄中自述》中，李大釗說：“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又如，他在《獄中供詞》中闡述道：“我的目的在建設良好政府、恢復國權、定出新經濟政策，用國家的力量發展財〖LL〗力，使國民貧富階級不至懸殊。”“我是國民黨左派，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我是擁護農工利益，要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緊接著就是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完成即促進世界革命”等。處此危難時刻，李大釗依然堅定地宣傳救國救民的真理，這需要何等的勇氣！
在獄中的22天裡，李大釗對同時被捕的妻女及家事從不提及，卻希望敵人對於被捕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為了使黨組織不再遭受損失，其他同志不再做出犧牲，他不同意北方鐵路工人的劫獄計劃，並向敵人說明這是謠言，不要輕信。他還希望敵人能夠保存他平時蒐集的書籍，以利文化。
1927年4月28日，奉系軍閥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秘密進行軍法會審，以所謂“宣傳赤化”、“意圖擾亂公安”、“顛覆政府”的罪名，悍然對李大釗等20人宣判死刑。李大釗視死如歸，首登刑架，神色不變，從容就義，時年38歲。對於李大釗的殉難，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的陳毅後來寫詩緬懷稱頌：“先驅好肝膽，松柏耐歲寒。”
李大釗的《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充分顯示了他身陷囹圄卻心繫黨的事業，胸懷人民大眾，志在民族解放的精神，展示了他堅貞不屈的崇高革命氣節，以及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品質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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