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趙瑜（左一）和三大名編：章仲鍔、崔道怡、張守仁
八十五歲的張守仁 ◎劉紅慶
北三環中路上的“北京出版集團”是北京市屬最大的出版機構，70年裡出版過很多影響巨大的圖書，尤其在文藝圖書領域貢獻卓著。而它旗下的大型文學期刊《十月》，創刊於1978年，更是親歷了改革開放40年。
“北京出版社”變稱為“北京出版集團”已經好幾年，但出版社的老人還是願意把整個集團叫做“北京出版社”，因為這是他們的根。
85歲的著名出版家、翻譯家張守仁就住在出版社辦公大樓旁邊的家屬樓裡。好的樓層，加上好的方位，是出版社對他貢獻的肯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張守仁說：“因為有貢獻，就讓我挑嘛，我是第一號，北京市勞動模範，有文件。”
張守仁參與了《十月》的創刊，擔任過《十月》的副主編和編審。他與《林海雪原》《三家巷》《芙蓉鎮》《將軍吟》的編輯龍世輝，《沉重的翅膀》《鐘鼓樓》《第二個太陽》《蒲柳人家》《追趕隊伍的女兵們》《新星》的編輯章仲鍔，《人民文學》的負責人崔道怡並稱為北京文壇的“四大名編”。
龍世輝1991年去世，只活了66歲；章仲鍔2008年去世，終年74歲。京城文壇“四大名編”如今只剩下崔道怡和張守仁兩位。張守仁告訴記者：“崔道怡出生於1934年，比我小一歲。他發現了汪曾祺、李國文、蔣子龍等等，劉心武的《班主任》也是他發現的。我們幾位編過的作品，不客氣地說，構成了一部‘當代文學簡史’。”
北京出版社的前身是創立在西四牌樓下的“大眾書店”
1948年歲末，一傢俬營的北平大眾書店在北京西四大紅羅廠衚衕開張，那時的張守仁才15歲，還生活在上海。大眾書店其實是黨的地下工作交通站。新中國成立後，大眾書店改為“大眾出版社”。1956年，在大眾出版社的基礎上組建了北京出版社，先搬到東單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旁邊，後又搬到《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的樓下。
張守仁196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北京晚報》編輯副刊《五色土》，每天和北京出版社的人在一個食堂吃飯。他記得：“當時北京出版社才十來個人，他們在一樓的幾間房辦公。因為公私合營大眾出版社改為國家出版社了，市委出版處派了一個副處長王憲銓到出版社，成為出版社的一號人物，擔任第一任社長。”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北京晚報》副刊被批判，張守仁下放到門頭溝區勞動改造，除了下雨天不勞動，其餘的日子整天挖煤，還養了幾十頭豬。張守仁回憶：“我年輕時勞動很棒，人人都說我實誠。”
當地一位女赤腳醫生給貧下中農看病非常負責任，下雨天不幹活的時候，張守仁沒事做，也沒書可看，就寫了一篇文藝通訊來讚揚赤腳醫生。稿子寄給門頭溝區廣播站，編輯一看：“啊？我們山裡面埋了個秀才呢！”
就這樣，張守仁被調到門頭溝區委、區政府寫材料。1973年，40歲的張守仁正式調入北京出版社做編輯。那時，北京出版社在東興隆街51號小院裡辦公。此外，新文化街也有辦公點。
《十月》首期刊發了《愛情的位置》劉心武和編輯部接到5000封來信
熬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幫”終於倒臺了。作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張守仁預感到“一個新的時代就要到來了”。
1977年7月，張守仁和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王世敏及編輯章仲鍔到山東組稿。省領導在號稱“濟南釣魚臺”的南郊賓館做報告，他們聽得枯燥，就溜出會場，來到花園裡的樹蔭下聊天。當時大家強烈地意識到國家會有新的變化，他們能不能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打破封凍著的堅冰，辦一本大型文學刊物，迎接作家們從外地歸來，吹響文藝的號角呢？
三個人興致勃勃地商量刊物叫什麼名字，《東風》《首都文學》等等想了五六個，但全被否決了。王世敏說：“要不咱們就叫《十月》？”張守仁積極響應：“這個名字好！1917年十月革命，1935年十月紅軍長征勝利，1949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幫’，這個名字太響亮了！”章仲鍔接過話說：“十月還是豐收的季節呢！”
名字定了，張守仁回憶：“回到北京，就請故宮博物院一位書法家寫了這兩個字，不過書法家的名字我已經忘了。”另有資料顯示，為《十月》題寫刊名的是電影廠的美工李華錦。
王世敏組織了一個班子，由搞評論的女編輯黎汀牽頭籌辦刊物。由於當時很多作家還是“右派”，沒有稿件，直到一年後，《十月》才出版了第一期。
第一期《十月》刊發了張守仁編輯的劉心武小說《愛情的位置》。張守仁說：“當時內部有不同意見，有的編輯說不行，因為當時愛情和死亡是禁區。沒想到，小說發表後，劉心武和編輯部接到5000封來信，影響很大。後來好稿就源源不斷地來了，最有名的就是丁玲的《牛棚小品》。王蒙1978年回到北京後，他的幾部獲獎小說都是在《十月》發表的。”
《十月》一經面世，就得到了全社會的歡迎，全國讀者奔走相告。新華社還發了通稿，大意是說：文學有點解凍了，北京辦了一個《十月》文學雜誌。
《十月》創刊半年後，上海的《收穫》復刊。《十月》創刊一年後，《當代》創刊。一年半之後，《花城》創刊。《十月》創刊後兩年，全國雨後春筍般有了三十多個大型文學刊物。《十月》果然完成了破冰任務！
《公開的情書》看哭很多人出版社遷址荒涼的馬甸橋東
《十月》在中國最好的印刷廠——新華印刷廠印刷，地點位於西直門往南一點。最多的時候，要印一百萬冊雜誌，光北京印就不行了，武漢、成都等地也同時開機印刷。張守仁說：“後來我都有點難為情出差，一出差就被包圍，都拿作品叫我看……”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發表了作家白樺的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劇本本身沒有引起太大關注。第二年，《十月》發表了靳凡的書信體小說《公開的情書》，描寫混亂年代追求真理的年輕人觀察、思考的心路歷程。
當時25歲女大學生丁寧在圖書館讀完《公開的情書》，放下雜誌就跑到東興隆街的編輯部。多年後她向記者回憶說：“編輯已經下班了，誰也沒見著，我挺失落地離開了。”後來擔任過北京出版社社長的吳雨初，年輕時在西藏阿里看完《公開的情書》，激動得哭了。很多年後，他見到《公開的情書》的編輯張守仁，用一個擁抱回憶青春。
1981年，章仲鍔因故受到冷落，恰在這時，《當代》需要人手，孟偉哉約見張守仁，張守仁介紹了老朋友章仲鍔的處境，章仲鍔就調到了《當代》。在《當代》，章仲鍔發現了大批優秀作家，推出了大批優秀作品。
2008年，比張守仁小一歲的章仲鍔去世了。張守仁說：“我跟他1973年同時進入北京出版社，感情像兄弟一樣。他去世後，100多位作家寫了追憶文章，仲鍔的老伴說：‘守仁寫的最好。’為什麼？我倆太熟了，經常互相攻擊，揭老底。我說他總是髒兮兮的，他損我說話南腔北調，還說我臭棋簍子……”
1981年，王世敏、章仲鍔等非常優秀的編輯離開了北京出版社，隋麗君、丁寧等三位編輯經過考試加入了進來。丁寧進入北京出版社開始編輯《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她回憶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新時期思想解放衝在最前面的，北京出版社推了好幾份重要的刊物，一個是《十月》，毫無疑問是大刊物，不用說了。還有就是我編過的《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隨著編輯人手增加，出版社原有的兩處地方不夠用了。張守仁回憶：“當時還是軍代表找了24畝地，在馬甸東面。因為我們當時還有個名字是‘毛澤東著作辦公室’，旗幟太響亮了，所以有了地兒。不過，那時候這裡還是莊稼地，種的麥子，還有一些桃子樹。因為偏僻，公交車只有一趟，進城很不方便，很多人嫌太遠，不願意來。這時軍代表說話了：‘定了就定了。’ 1982年，先蓋起座紅樓，是我們的宿舍，我就從城裡搬來了。”
一群有骨氣的編輯追求文學獨立性《高山下的花環》發行了1100萬冊
丁寧和《十月》的幾位創始編輯並沒有交集，她印象最深的是陸元熾：“陸元熾是一個非常有擔當的人，受過‘三家村’的影響，對於思想解放是從心裡擁護的。”《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部和《十月》編輯部緊挨著，丁寧對張守仁等編輯很熟悉。她說：“這些人都是經歷過運動，然後有追求、有思考的一撥兒人。”
陸元熾用自己的前途，把《十月》和《十月》的編輯全部保住了，丁寧說：“老陸是一個洞察時事特別清楚的人，為人特低調。反正所有老編輯提起老陸沒有一個人不讚許的，這個人沒有一點奴顏媚骨。”
張守仁說：“我非常欣賞陸元熾，出版社一把手，黨委書記。作品受到批評，編輯們不服，其實陸元熾根本就沒有接觸這個稿子。但事情發生了，上面問：‘你領導的出版社怎麼出現這樣的錯誤啊？’他就承擔了所有責任。出版社高樓蓋了七八幢，每次分房子他都不要，依然是住在蘇州衚衕的兩間平房裡，直到去世。”
有陸元熾這樣的社領導，有一個強大的編輯隊伍和更為廣大的讀者的擁護，老編輯們也倍兒抱團，他們經過運動以後，有反思，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不受干擾。大家一拿到好稿子就趕緊寫報告，找領導談，千方百計讓稿子發出去，非常投入。
1982年春天，張守仁參加軍旅文學座談會，作家李存葆知道他是《十月》雜誌的編輯，主動找來。李存葆有幾個小說題材，徵求張守仁意見。一個關於自衛反擊戰，一個關於軍營裡的愛情，還有一個關於紅軍英雄的一生。李存葆說的很多細節感動了張守仁，比如戰士們受傷從前線回來，當地婦女們一籃一籃的雞蛋送到醫院裡，不要錢。也有軍旅裡走後門的事情，父親知道打仗了把兒子從前線調回來。
張守仁把李存葆叫家裡，說：“我們的軍事文學是沒有出息的，常常是拿地方上一個壞人作為對立面，這絕對沒有藝術力量。軍事文學要想激動人心，是要真實地描寫軍隊，以及戰爭的殘酷及爭議性等等。原子彈為什麼有力量？是原子核內部破裂，發出極大的能量，那麼藝術作品也是這樣。”
李存葆聽了張守仁的建議，超水平發揮完成了小說《高山下的花環》，前後發行了1100萬冊。張守仁不無驕傲地說：“《十月》辦得很紅火，紅火到什麼程度呢？當時全國有一百多家刊物，都爭著搶著和我們交換刊物。1981年全國中篇小說評獎，一共十五篇，《十月》一家就得了五個，而且第一名也是《十月》的。1983年評獎，《十月》還是得了五個，第一名還是《十月》的。”
見證文學的黃金歲月遺憾扔掉了大量珍貴的作家手稿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鋒”中有兩位作家——“改革文學”作家代表蔣子龍和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路遙。
蔣子龍的《開拓者》是張守仁編輯後刊發在《十月》上的，獲得了全國中篇小說獎。路遙最有影響力的《平凡的世界》則是北京出版社旗下的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迄今為止已經印刷了1700萬冊。
張守仁說：“1700萬冊什麼概念？ 20世紀以來，除了《毛主席語錄》，沒有超過1700萬冊的。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印了150萬冊，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啊！”
張守仁趕上了一段文學的黃金歲月。他感慨：“很幸運我是見證者、參與者，這必須感謝北京出版社給了我一個平臺，使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在這個平臺上發揮了一些作用。有了《十月》雜誌，讓我有機會接觸到當代那麼多的名作家，編了那麼多好稿子，這是北京出版社給予我的，也是《十月》的同事給予我的。當然，我也是一個積極的工作者，如此而已。”
令張守仁遺憾的是，大量作者、讀者的來信都扔了。一者太忙，一者空間太小。他說：“忙得一塌糊塗，幾十個編輯合用一個電話，大家擠在一起，一個屋子裝了六七個編輯，我就一張桌子，信多得沒地方放。蔣子龍的《開拓者》手稿，張賢亮最好的作品《綠化樹》手稿，劉紹棠的《蒲柳人家》手稿，鄧友梅的《追趕隊伍的女兵》手稿，張一弓的《張鐵匠的羅曼史》手稿，王蒙的手稿，鐵凝的手稿，統統扔掉了，非常可惜。”
1993年，《十月》發表了賈平凹的小說，張守仁沒有參與編輯，並且對小說也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出了問題後，作為《十月》的副主編，張守仁說：“儘管我沒有參與，也不是終審，但既然我是領導之一，就應該承擔責任。一個真正的男人，一旦集體出了問題，他不應該躲閃！”
離開《十月》時雖已到退休年齡，但張守仁的事情並沒有減少。在中國作家協會，在中華基金會，在《作家文摘》都有事做。全國文學評獎，張守仁一直是主力評委。離開《十月》二十多年來，他沒有一天閒下來過。不過回首人生，《十月》刻在他生命裡的胎記依舊清晰。
圖片提供/劉紅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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