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貴（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已陸續出版了修訂本《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與《宋書》。《隋書》修訂版也終於在今年春天與讀者見面。
修訂本《隋書》的主持人為吳玉貴與孟彥弘兩位先生。復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吳玉貴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文獻學、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唐書輯校》《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等。他在此次訪談之中，詳細介紹了《隋書》的編纂、點校與修訂的情況。
《隋書》修訂版
與“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不管是篇幅也好，名氣也罷，《隋書》似乎都沒有那麼顯眼。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隋書》？
吳玉貴：二十四史，尤其是宋以前的各朝正史，各自都是整個中國古代歷史記載鏈條裡不可或缺的一環，要了解哪一個階段的歷史，你就必須用到哪一史，我想它們相互之間在價值上是沒有多少可比性的。宋代以前，相關史料留存下來的比較少，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各朝代的正史多少都有些“唯一性”的特點。宋以後，實錄、起居注、檔案等這類更原始的材料，各種各樣的留下來不少，正史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重要了。比如，如果研究明史的哪位學者寫論文只用《明史》的資料，就不太專業，因為實錄、檔案俱在，這些才是優先的選擇。而宋以前的正史所依據的原始史料幾乎都已不存，要了解某一時代的歷史，最主要的還得靠正史的記載。
在人們的印象中，二十四史裡有些名氣很大，有些好像就比較小一點。其實知名度和重要性還不是一回事。二十四史中遠不如前四史有名的其他史籍，對研究某個歷史階段來說，都是唯一的和必須倚重的史料。我想，前四史之所以這麼有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秦漢時期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時期，如果想要了解某些典故、成語乃至中國文化最內核的東西，都要在這幾部書裡去找。與前四史相比，知道和了解《隋書》的人並不算多，名氣也不太大，但對了解和研究隋代歷史來說，它卻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知名度不高，並不意味著重要性也低。
還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跟別的正史比起來，《隋書》的重要性不光在於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而是綜合反映了多個時代的歷史。
說到“綜合反映了多個時代的歷史”，能否請您詳細地談談這個觀點？
吳玉貴：一般來說，斷代史就是記載一個具體的時代，但《隋書》的情況卻有些複雜。要評價《隋書》的價值，就必須得從它的修撰過程談起。
唐初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高祖提議修撰前代史，第二年正式下詔，分工修撰北魏、北齊、北周、梁、陳和隋等六個朝代的“正史”，詔令稱“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舊唐書·趙弘智傳》也說，他曾在武德初年“預修六代史”。由此可知，“六代史”是一個特定的名稱。“六代史”中隋史的修撰由封德彝和顏師古負責。這次修史進行了幾年之後，“竟不就而罷”，搞成了半截子工程。
太宗繼位以後，在貞觀三年（629）重新啟動了修史的工作。北魏已有魏收、魏澹兩家《魏書》，決定不再重修，其他“五代”正史也重新分工，其中隋史改由魏徵負責，孔穎達、許敬宗等參與修撰。貞觀十年（636），包括《隋書》在內的“五代史”修撰完成，歷時八年。貞觀三年的修史，實際是接續了武德四年的工作，所以前後通計，一共用了十五年的時間。
但是修成後的“五代史”只有紀和傳，沒有志。於是在貞觀十五年（641）下詔，由於志寧等人繼續修撰“五代史志”。到高宗顯慶元年（656）撰成進上，也用了十五年的時間。後來將“五代史志”附入了“五代史”中的《隋書》，成為我們今天見到的《隋書》的模樣。
《隋書》全書八十五卷，包括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紀、傳記載隋朝史事，志則涵括了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內容。《隋書》不同於其他斷代正史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是系統地總結和記述南北朝後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隋書》學術價值最重要的體現。
《隋書》的志有十種，包括了《禮儀志》七卷，《經籍志》四卷，《音樂志》《律曆志》《天文志》《百官志》《地理志》各三卷，《五行志》兩卷，《食貨志》《刑法志》各一卷。十志佔了《隋書》近一半的篇幅，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都非常高。
比如《經籍志》，以唐初“見存”典籍為基礎，標註別本和亡佚，全面清理了蕭梁至隋代的典籍存佚，是瞭解《漢書·藝文志》以後數百年間傳統典籍流傳狀況的最重要的依據。毫不誇張地說，離開了《隋書·經籍志》，漢以後的學術史根本就無從講起。尤其是《隋書·經籍志》確立的經、史、子、集的傳統典籍四部分類法，被後代奉為圭臬，在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再比如《地理志》，以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平定吐谷渾後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的版圖為基礎，同時以註文的形式，對南北朝時期的地理沿革情況做了系統梳理。
其他各志也都是如此。有些甚至會突破“五代”的界限，比如《音樂志》常會上溯到宋、齊諸朝，而《食貨志》的記載則以晉室南遷作為起點。
總之，《隋書》本紀、列傳對了解和研究隋代歷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十志更是為研究南北朝至唐期間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提供了最基礎和最重要的史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隋書》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坊間知名度的高低和篇幅大小，不應該作為評價《隋書》價值的標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繼承，唐朝的各項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或確立，到唐代以後得以繼續發展完善。從尋根溯源的意義上來說，要想透徹理解唐朝，就必須回到隋朝，在《隋書》中尋找答案。
我想，《隋書》的重要性，至少從這些方面都可以得到體現。
對《隋書》的研究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哪些代表性的學者和學術成果？
吳玉貴：這個問題不好說。至少汲古閣本的《隋書》，就通校過宋本《隋書》。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隋書》卷後的“考證”，應該算是對《隋書》的第一次全面校勘考證。
在清代專門研究正史的著作中，也有與《隋書》相關的章節。比如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李慈銘《越縵堂讀史札記》等。但是在這些著作中，研究《隋書》的內容非常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志的部分。《廿二史札記》“魏齊周隋書並北史”三卷，與《隋書》相關的內容只有五條；《十七史商榷》研究《北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及《隋書》的內容共四卷，也只有十六條與《隋書》相關。《廿二史考異》討論《隋書》的篇幅佔兩卷，但絕大部分都是關於諸志的內容，紀、傳相加，只有二十條。《越縵堂讀史札記》有關《隋書》的內容稍多，但它並不是作者本人編定的著作，而是標註在書眉的札記，絕大多數是錄自殿本《隋書》的“考證”，或摘錄其他學者的成果。
與全面整理研究成果較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隋書》諸志的研究成果最多，水平也非常高。比如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日本學者興膳宏《隋書經籍志詳考》、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證、訂補之作。
岑仲勉
近人對《隋書》的全面整理和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首先應該提到的就是岑仲勉先生。從傳統文獻的發掘和整理說，隋唐時期歷史文獻整理和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奠基人，一個是徐松，一個是岑仲勉。岑先生《隋書求是》對《隋書》的研究，是《隋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隋書求是》將研究重點放在被前人忽略的《隋書》紀、傳部分。通過全面核校當時所見的重要版本，採用“紀、傳自相勘”或“紀、傳互相勘”的方法，結合新見石刻史料，發現和糾正了《隋書》紀、傳中的許多錯訛，尤其是岑先生編定的《隋書州郡牧守編年表》，對研究《隋書》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晚近以來，也有一些校勘和訂補《隋書》錯誤的零散論文。前人的這些研究成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隋書》點校本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學術基礎，也是今天從事修訂的重要參考。
主持修史的魏徵有著據史直書的“良史”之名，這對《隋書》的完成有著怎樣的影響？
吳玉貴：我們上面說過，《隋書》成書有三個重要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武德四年至貞觀二年（621-628）修撰“六代史”，隋史由封德彝、顏師古負責，但沒有最後成書；第二個階段是貞觀三年至十年（629-636）修撰“五代史”，《隋書》是魏徵負責，但只有紀、傳，不包括志；第三階段是貞觀十五年至顯慶元年（641-656）于志寧等人修撰“五代史志”（即《隋書》十志）。魏徵實際上只參與了第二個階段修撰《隋書》紀、傳部分的工作，具體來說是撰寫了《隋書》列傳中的序論（每卷後附的“史臣曰”）。雖然現在《隋書》署名為“魏徵等撰”，但實際上《隋書》是唐朝朝廷專門設館官修的正史，是一項國家重大工程；而且魏徵本人在貞觀十七年（643）就已去世，下距《隋書》十志的最後完成還有十三年的時間，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工作他都沒有參加。在這種情形下，魏徵能在多大程度上對《隋書》的修撰施加個人的影響，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
《魏鄭公諫錄》是一部專門記載魏徵諫奏和唐太宗與魏徵君臣問對的史書，這本書卷四的“隋《大業起居注》”條，記錄了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對話——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
太宗所問的是有沒有起居注，起居注次序時日，記錄帝王行止言行，是修撰本紀主要依據的史料；而魏徵對答的“家傳”，則是修撰列傳的重要史料來源，二者的來源、用途都大相徑庭。沒有起居注，就無從修撰本紀，即使採訪再多的家傳，也與修撰本紀了無關係。以“家傳”的遺落對答“起居注”，這段對話真正是答非所問。
這段記載後半段又說——
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世）南等。臣每見虞（世）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此處魏徵將隋代遺存史料的缺失，歸結為當時主管單位沒有及時供給“書手紙筆”，更是跡近笑談。其實隋高祖在位二十五年（581-605），《高祖紀》兩卷；隋煬帝在位十三年（605-617），《煬帝紀》也佔了兩卷的篇幅。《煬帝紀》和《高祖紀》篇幅相當，次序年月日井然有序，如果沒有起居注或實錄之類的檔案作為參考，是很難想象的。魏徵的說法，恐怕是誇大了隋代史料匱乏的情況。
說到史料匱乏問題，《隋書》修史的時間其實距離隋朝滅亡是很近的，為什麼還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呢？
吳玉貴：隋朝從建立到滅亡不到四十年，而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議修前代史，距隋朝滅亡也不過四五年。令狐德棻當時感慨說“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隋書·百官志》的序也說“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註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都特別強調缺乏史料。
然而，從相關具體記載來分析，情況可能並非全然如此。比如王劭在著作局將近二十年，專門負責隋國史的修撰，據記載，侯白、辛德源、劉炫、劉焯、王孝籍等人都曾幫助他同修國史。王劭撰寫的《隋書》八十卷，雖然遭到唐人的譏貶，卻保存了非常豐富的隋代史料。此外在《隋書·經籍志》中，也著錄了不少當時見存的有關隋朝歷史的典籍，如《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開皇平陳記》二十卷、《東宮典記》七十卷、《隋朝儀禮》一百卷、《隋開皇令》三十卷、《隋大業令》三十卷、《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等等，這些典籍無疑都是修撰《隋書》的重要參考。
除了豐富的史料外，唐初還流傳著一些私人撰著的隋史著作。比如王績的哥哥在隋朝曾經擔任著作郎，他在大業末年修撰紀傳體《隋書》，未成而卒。王績打算代兄完成遺著，正好陳叔達撰有《隋紀》二十卷，王績於是向陳叔達借《隋紀》參考。這些史例表明，唐初能夠見到的史料和參考的史書，應該還是很可觀的。
岑仲勉先生曾經批評《隋書》本紀、列傳的錯漏情況說，“唐初去大業本甚近，當日修書諸公，儻能極意搜採，非不可較為完備”，認為史臣蒐集史料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其實，紀、傳內容不合，有些可能是各自依據的史料來源不一而造成的，不一定都與史料的多寡有關。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岑先生指出的問題可能也確實存在。
比如，《隋書》的列傳中有時會提示一些與傳主事蹟相關，但又“史料不足徵”的人物。如卷四六《張煚傳》後附了劉仁恩、郭均、馮世基、厙狄嶔四人，稱“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卷六四《斛斯萬善傳》後稱“時有將軍鹿願、範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這些人中，劉仁恩曾任刑部尚書、上大將軍，郭均、馮世基擔任過兵部尚書，厙狄嶔官至民部尚書，都是當時的重要人物，“史莫能詳”，未免可惜。更神奇的是，千載之下，近年來新發現了劉仁恩、郭均、範安貴（即範貴）等《隋書》認為“史莫能詳”或“史官無所述”的人物的墓誌，可見岑先生所說當時沒有能夠“極意搜採”史料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
另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隋朝享國短暫，《隋書》修撰者距隋亡國很近，所謂“耳目猶接，尚有可憑”，有點近似於“當時人寫當時事”。這就使《隋書》的記載更具有“原始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或避免了因史料改篡而導致的記載失實的問題。但時代接近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有些重要史料可能正是因為時代較近而沒有出現。比如，《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修撰都要晚於《舊唐書》，但能夠參考的史料卻都比《舊唐書》豐富得多。除了沒有“極意搜採”史料的可能性外，劉仁恩、郭均、範安貴的例子，也許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您怎麼評價之前的《隋書》修訂工作？
吳玉貴：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其間因為“文革”曾一度中斷。《隋書》的點校工作最初是由汪紹楹先生做的，汪先生去世後，改由陰法魯先生承擔了全部覆閱改定的工作，後由鄧經元先生編輯整理，在1973年正式出版發行。以後又多次印刷，並有挖改。
學術界對汪紹楹先生了解不多。汪先生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是民國時期四大名醫汪逢春的獨子。他出身世家，有很好的傳統文化修養，是1949年以後比較少見的體制外的學者，主要以整理傳統典籍為生，經他點校的古籍有《太平廣記》《藝文類聚》《搜神記》《搜神後記》等等。前幾年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先生專門寫過一篇介紹汪先生的文章，戲稱他是“古籍整理專業戶”。在整理《隋書》之前，汪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還一度參與過《魏書》的點校工作。陰法魯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從事古典文獻教學和研究，還是著名的中國古代音樂舞蹈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術界公認，《隋書》在二十四史中屬於點校質量較高的一種。
陰法魯
汪、陰、鄧三位先生整理的《隋書》點校本是第一次全面校勘整理《隋書》，並施以現代標點。點校本為非專業人員閱讀《隋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和信任，近半個世紀以來，幾乎取代了其他各種版本，成為最通行和最具權威的版本。
這次修訂工作，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您又做了哪些工作？您覺得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吳玉貴：這次《隋書》的修訂工作完全是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進行的。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這次修訂是我和孟彥弘先生兩個人一起承擔的。我們做了明確分工，本紀、《禮儀志》《音樂志》《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以及列傳第一至二十五，由孟彥弘先生負責；《律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經籍志》和列傳第二十五至五十及《附錄》由我具體負責。但在工作中隨時相互溝通，交換意見，統一看法，也就是常說的“分工不分家”，儘量保持學術觀點和整理風格的統一。
《隋書》工作本、點校本集體照（來自孟彥弘微博）
我想我們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原來的“無底本校刊”為“版本校”。由於歷史的原因，原點校本“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兩種元刻本互校，並參校其他刻本”，採用不主一本的無底本校刊；而在處理異文時，則主張擇善而從，少出或不出校勘記，不一一交代對文字的改動。當時實際主事的趙守儼先生後來總結說：“版本對校方面擇善而從，不出校記，異文的處理脈絡不清，無異於在舊本之外再增加了一種較好的新本，對於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
這次重新修訂，我們選取百衲本作為底本，以宋代的兩個本子、元代的至順本以及明末毛氏汲古閣本作為通校本，以南監本、北監本和殿本為參校本；百衲本的底本是元大德本，但張元濟據底本影印時曾加描潤、修改，因此將大德本也作為參校本。這次修訂嚴格遵守有底本校勘的原則，凡底本文字的改動，必一一出校說明，完全改變了原點校本“不主一本”和“擇善而從”帶來的缺憾。
在版本校的基礎上，根據《隋書》的具體情況，我們還通校了《北史》《南史》《冊府元龜》和《太平御覽》等史書。《北史》《南史》中有關隋代的內容，有許多是從《隋書》中摘編而來，對校勘《隋書》文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太平御覽》摘引的《隋書》和《冊府元龜》有關隋代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也都有類似《隋書》早期版本的性質，所以也作為通校的對象。在校勘工作中，我們還在儘可能確認同一史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相關正史、類書、文集、墓誌等資料做了他校。
我們的修訂工作是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展開的，本著充分尊重原點校本成績的原則，原點校本分段、標點明顯欠妥或錯誤者，酌情予以改訂，其餘仍從原書；原校勘記需補充資料或論證者，適當加以增補；欠妥或失誤者，加以修改或刪除；失校者，則補寫校勘記。原點校本校勘記八百零三條，修訂本校勘記兩千三百八十八條，其中刪去原校勘記八十三條，新增一千六百六十六條；保留的七百多條校勘記，大多也經過充實和改寫。標點方面改動五百多處，糾正了原點校本的一些斷句的錯誤。希望通過我們的工作，為學術界提供一個較為可靠、便於利用的點校修訂本。
您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文獻學、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能談談這些學術積累對您從事《隋書》的修訂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吳玉貴：我並不是歷史文獻學專業出身。我最初學習的是中外關係史專業的中亞史方向，由於不具備研究中亞史或中外關係史的專業素養，在學習和工作過程中，專業方向逐漸向漢文邊疆民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偏離，後來就轉入了歷史文獻學領域。
雖然我研究的範圍主要限於北朝至隋唐間的漢文邊疆史料，但是這一時期的基礎文獻，也是我一直關注的對象。比如從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資治通鑑疑年錄》，到200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唐書輯校》，表明了我對隋唐時期基礎文獻的一貫興趣和努力。長期從事歷史文獻的學習和研究，使我對隋唐時期的傳統文獻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和了解，對發現和處理文獻中出現的錯訛也有了一些粗淺的經驗，這些經歷對修訂《隋書》的工作當然會有很多助益。但修訂正史的工作，畢竟不同於個人的研究。二十四史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公器”。與個人研究不同，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應該儘量避免施加過多的“個人”色彩，使它能夠更好地為“天下之所共用”。
其實從這次修訂工作本身來說，也體現了二十四史作為“公器”的特點。在啟動之初，中華書局就擬定了《點校本廿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作總則》，規定了修訂原則和詳盡的具體工作程序，為整體工作劃了框框，定了調。在修訂過程中，從制定修訂方案，提交樣稿，審核修訂稿，到最終定稿，都集中和吸納了許多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意見。有些如《律曆志》《天文志》等涉及專門知識的內容，如果沒有相關專家的參與，根本就無從措手。此外，修訂過程中核校引文、審查校勘記、統一格式、釐定文字等具體繁瑣的工作，也都滲透了修訂辦諸位專家和責任編輯的心血。所以修訂本《隋書》形式上是由我們兩個人做的，但實際上卻凝結了眾人的勞動，說它是一個社會產品，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作為歷史文獻的從業者，我一直認為能夠參加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是一件得附驥尾的幸事。近十年來，為了《隋書》的修訂，我們竭盡所能，黽勉從事，不敢稍有懈怠。但態度好不代表水平高，我們的工作肯定存在種種缺陷和不足，希望能得到讀者朋友和文史工作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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