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吳靜文（又名吳貴義），1908年10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巢湖市的一個商人家。外祖父開的“吳仁和雜貨店”，在巢湖市頗有點名氣。“吳仁和的麻餅”享譽皖中地區。外祖母生了八個子女：四男四女（恰好和我們家一樣）。
媽媽排行老五，女孩子中的老二。她不精女工，但讀書卻是弟兄姐妹中最好的，特別是數學。她從新城女小（東風路小學的前身）畢業後，又到蕪湖上女子師範。19歲時因為結婚而中斷了學業。她一生幾乎沒有擔任過公職，而是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八個子女，用畢生的精力把他們扶養成人。過去的醫療條件很差，像母親這樣沒有子女夭折的是很少見的。50歲以後，她還帶過四個孫子。本文想從幾個方面記述她平凡而偉大的一生。
一、到蕪湖去上學
母親從新城女小畢業後，決心到蕪湖上女子師範，但卻遭到外祖父的堅決反對。外祖父認為女孩子家，總歸是人家的人，只要認得幾個字，能讀懂信就行了。母親只好去苦苦哀求外祖母。外祖母不想傷了女兒的心，決心支持女兒。她拿出了私房錢，想方設法為母親籌足了上學所需的一切費用。她又偷偷地為母親準備好了行裝。那是立秋後的一天的早晨，天矇矇亮，母親告別了外祖母，拎著一個小箱子，輕輕地走出了家門。晨風吹拂著她的頭髮，略感到一些涼意。她一咬牙，頭也不回地邁著堅定的步伐向著東門的輪船碼頭走去。這就開始了她在蕪湖數年求學的歷程。在那個時代，一個小學剛畢業不久的小女孩，離開了父母，隻身一人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上學，沒有一定的膽量和決心是不可能的。
蕪湖女子師範學校管理很嚴，晚上學生是不允許出校門的。學校裡也有進步教師，錢杏村（筆名阿英，後來是著名的文學家）就是其中的一 個。錢老師教歷史，經常結合教材宣傳進步思想。1925年上海發生的五卅運動的狂飆席捲全國，當時蕪湖市的工人、學生、商人紛紛行動起來，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工、罷課和罷市，遊行示威此起彼伏。女師的學生們，在進步老師的帶領下，也參加罷課和遊行示威的活動。母親回憶說：當時她們手舉三角旗，高呼反帝口號，不畏反動軍警的鎮壓，在蕪湖的著名大街上游行。反動軍警用高壓水柱衝散了她們的隊伍，但是她們很快又聚集起來，繼續前進。母親直至晚年，每當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心情仍然是很激動的。
媽媽19歲和父親結婚，從此結束了在女師的學習。但這段學習，對她以後較好地教育子孫幫助甚大。母親剛到父親家，小叔子們都還小，最大的也只剛小學畢業，母親還輔導過他們英語，教他們怎樣做英語作文。我進小學時，母親已經將近40歲，她還為我寫過大字帖。媽媽的繪畫功底也很好，她的作品曾經參加過展覽。
解放後，實行文字改革，公佈了幾批簡化字。母親為了掌握簡化字，參加了街道上的文化班的學習，既當學員，又當輔導員。將近80歲時，還提筆寫遺囑，字寫得仍然蒼勁有力。母親的心算能力很強，左鄰右舍買東西，經常請她算賬。
二、艱苦的逃難歷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火迅速蔓延到安徽。父母不願留在敵佔區受難，決心到後方去。當時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小孩（我的兩個哥哥和三個姐姐）。為了減輕一點負擔，他們只好忍痛將我的二姐託付給住在農村的大姨娘。一家六口，到後方怎樣生活？父親只好先行，想到後方找一個能養家餬口的工作。這樣，帶著四個小孩逃難的艱苦任務就全落在我的母親一個人的肩上。母親僱了一輛獨輪車，車的一邊坐著六歲的二哥，另一邊坐著才一歲的三姐。隨身帶的簡單行李，除了一部分放在車上，其餘都由母親揹著。母親的身邊還跟著十歲的大姐和八歲的大哥。他們隨著逃難的人群，由巢城出發，經由散兵步行到廬江，再由廬江走到銅陵，最後到達安慶。一共走了多少天，他們已經記不清了。那時正直清明時節雨紛紛的季節，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雨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使身上穿的衣服都能擰出水來。瘦弱的二哥在寒風的吹拂下，瑟瑟發抖。走在後面的三舅爺爺看到了，馬上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覆蓋在二哥的身上。他們受到各地難民站的熱情接待，除了安排他們的吃飯、住宿外，還想方設法烘乾他們的衣服。
眼看就要到安慶了，到了安慶，他們可以想辦法乘輪船到武漢和父親會合了！就在這節骨眼上，剛斷奶不久的三姐生病了：高燒不退，不思飲食，昏昏沉沉。這可急壞了媽媽，她在沿途到處找醫院。天真有眼，她在安慶附近找到了一所外國人開的醫院。這位院長馬上對三姐作了檢查，確診為小兒急性肺炎，要求立即住院治療。當時沒有抗菌素，得了肺炎是很危險的。但是這位院長醫術高明，經過幾天治療後，三姐的燒退了，小小臉蛋上也出現了笑容，吵著向媽媽要東西吃。媽媽急著帶三姐出院，院長攔不住，只好詳細囑咐了媽媽，並且交給媽媽一大瓶紅色的藥水，要求給三姐按時服用。當然這一切全是免費的。這位院長的對三姐的救命之恩，媽媽牢記在心頭，她經常給我們講這件事。
在安慶媽媽他們乘上了去武漢的輪船，經過幾天的顛簸，終於在武漢和父親會合了，從此媽媽身上的擔子卸下了不少。後來他們乘火車到了湖南長沙。他們坐的是悶罐子的貨車，雖然路途不長，但坐了整整三天三夜。在長沙稍作休整，他們又乘汽車到達了湘西山區的芷江縣。爸爸在芷江縣政府找到一份收發員的工作，雖然工資微薄，但是媽媽帶著四個孩子，在難民所裡還能領到一些補助，這樣生活勉強能過得去。他們就在這樣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安頓了下來。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媽媽突然發現她懷孕了。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怎麼能再增加一個嬰兒？那時沒有人工流產，她只有找醫生，想辦法吃藥打胎，另外拼命勞動。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費，我還是生下來了。在我沒有生下來之前，父母就和父親的一個沒有小孩的同事講好了，我一生下來，就讓他抱走。但是後來父親又捨不得，不再提抱小孩的事，過九朝時，屋前屋後忙得不亦樂乎。那位同事看此情景就完全明白了：想抱小孩的希望，有如肥皂泡一樣破滅了。
為了躲避戰火，在我只有幾個月大時候，父母又帶著五個子女啟程了。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重慶。那時父親的地位低微，只能帶著我們和許多人一起擠著坐破舊的老爺車。汽車在崎嶇的山間公路上緩慢地行駛，顛簸得很厲害。不時出了毛病，還要停下來修理。據媽媽說：當時有質量好的汽車，因為開得快，而發生翻車掉到山底下的事故。我們倒好，雖然費的時日不少，吃了不少苦，但卻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這輛汽車的司機特別喜歡我，把我當作是他家的小孩。每到一個村落，他顧不上休息，張羅著為我燒開水，熬稀飯。
到重慶後，父親在他的大學老師介紹下，到重慶地方法院當法官，家裡的生活從此慢慢好起來。
2015年春節，我們夫妻倆、二哥夫妻倆和小妹妹在一起的合影
三、對子孫深沉的愛
母親的兒女心重，帶小孩十分精心，處處小心謹慎。正如她自己說的：“帶小孩時，心始終懸著。”無論是小孩的飲食起居還是冷暖加減衣服 ，她都非常注意。我們上學的時候，媽媽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為我們準備早餐，所以我們從來沒有不在家裡吃早餐，到外面買早點的習慣。她帶的子孫，生病的少，發生意外傷害的少。她為了支持丈夫和子女的工作和學習，家務事幾乎被她一人包了下來。那時沒有童車，每天早晨上街買菜，都是抱著小孩出去。幾十年負重的結果，年老時她的右背駝得很厲害。
65年在她57歲的時候，把大哥剛出生不久的二兒子接回來餵養。那時不但沒有空調，連電風扇都沒有。家裡住的房子又是四壁透風，屋頂漏雨的破房子。每天夜裡都要起來幾次，衝奶粉，喂嬰兒。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她把小孫子帶得非常好，一直到小孫子兩週多歲時才送回去的。
在她76歲多的時候，她還接送最小的孫子上幼兒園。有一次，小孫子掙脫了奶奶的手，在路上跑了起來。這可嚇壞了奶奶，她在後面追趕著，呼喊著：“小心跌倒！小心車子！”孫子沒有跌倒，奶奶卻被路邊的石子絆跌倒了。幸運的是，腿雖跌破了，卻沒有傷到骨頭。
媽媽不但對子女的生活體貼入微，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學習和情緒更是關懷備至。59年高考，我因為家庭影響而落選。我躲在屋後的樹叢中輕輕地哭泣。媽媽看到此情此景，心如刀絞，當下決定帶我和弟弟到北京大哥那裡去。到北京後，我們一家六口和一位老師的母子倆合住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我和媽媽、弟弟睡在客廳裡的一張大床上。大哥夫妻倆帶著小侄子睡房間內的小床，床太小，每天晚上都要鑲上凳子和椅子，才能睡下。媽媽那時不但要帶好一個不滿兩週歲的小孫子，還要操辦好一個六口之家的伙食，在那三年艱鉅時期，確實非常不容易。我在北京的大半年時間裡，在媽媽和大哥的支持下，全面、深刻地複習了高中數理化，自學了部分高等數學和普通物理。由此我才能在以後的兩次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才能在走上教師工作崗位後，很快就能勝任。
91年上半年一天，媽媽突然得了腦血栓，講話不清楚，半邊身體的活動受限。住院的第一天，由我來陪護。但是媽媽卻用含糊不清語言表示堅決反對，要我回去。我知道，她是怕我熬夜辛苦，影響工作和身體。我不想使媽媽生氣，表面上答應回去，實際上躲在病房裡媽媽看不到的地方。媽媽認為我走了，她也安心地睡在病床上，聽著病友和陪護們的高談闊論，不時發出微笑。午夜時分，媽媽要起來小便。當我看到她艱難起身的時候，便迅速跑了過去幫助她。她看到我還沒有走，顯得很生氣。當然半夜裡，她不會讓我走了，而是讓我睡的椅子靠在她的床邊上，用她不聽使喚的手拉著被子給我蓋，生怕我凍著。確實媽媽對子女的愛，無時無刻地存在著，除非她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沒有了意識。
1957年春節我們全家在巢湖的合影
四、團結和諧的大家庭
母親在世的時候，八個子女都成了家，添了十四個孫子和五個重孫子。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大家庭，但又是一個十分團結和諧的大家庭。弟兄姐妹間，除了小時候，沒有發生過爭吵。媽媽和四房媳婦間沒有紅過一次臉。哪一個小家庭出現了困難，大家都能伸出援助的手。所以能這樣，和媽媽給子女樹立的榜樣是分不開的。她是一個講情講理，又十分有愛心的人；對小問題，能夠忍讓。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媽媽對父親始終如一的愛。
解放後，爸爸兩次被捕入獄，媽媽揹著“反屬”的沉重的帽子，堅持經常給爸爸寫信，告知子女的情況；定期寄零用錢；還不時託人帶衣物和食品給父親。我想，媽媽對父親的關懷，才使父親能在獄中支撐了十幾年。56年巢縣人民法院對父親的案件重新進行了審理，改判為免於刑事處分，恢復公職，回到一中教書。
為了慶祝這一喜事，57年春節，弟兄姐妹從全國各地趕回來團聚。當時大嫂和未來的二姐夫是第一次到巢縣，父母的外孫子才幾個月。參加工作的哥哥和姐姐們還帶來了給爸爸的禮物：大哥是一件皮大衣；二哥是一條羊毛的長圍巾和一隻象牙菸嘴；二姐是在部隊裡購買的50元公債卷。全家13個人擠在兩間半的房子裡。爸爸帶著二哥、小弟弟和我擠在一張大床上；媽媽帶著二姐、三姐和妹妹擠在另一張床上。家裡熱氣騰騰，歡聲笑語不斷。左鄰右舍，學校裡的領導和老師都說爸媽是有福之人，因為子女們孝順父母，互相團結友愛，個個求上進。
事實確實是這樣。解放初期，家裡經濟比較困難，大哥還在大學讀書時，就開始勤工儉學，不時寄錢回家。後來大哥、二哥分別出來工作了，他們一直按月寄錢回家。我們這些弟弟和妹妹所以能完成學業，多虧兩位哥哥。二姐53年初中畢業，為了不增加家裡負擔，她放棄了升高中，進大學的願望，而是進了蕪湖商校（這是她最不願進的學校）。我們弟兄姐妹間完全能做到大的愛護小的，小的也能尊重年長的。記得在我失去了升大學的機會，非常痛苦的時候，哥哥姐姐們都來安慰我，鼓勵我走自學成才的道路。當時在上海工作的二哥，跑了好幾家新華書店和舊書店，為我搜集齊了大學本科物理系所有的教材，迅速寄了回來。這一大堆書對我以後的自學和教學幫助甚大。65年，下放風終於刮到我和方厚莊老師身上。學校給我兩條路：一條路是到下面小學當教導主任，另一條就是留在學校做儀器管理員。時間緊迫，要我迅速作出決定。我連夜跑到郵電局打長途電話給大哥，徵求他的意見。他要我選擇第一條路。以後我的經歷證明了這個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2014年春，大哥、二姐、三姐和小弟弟在北京的合影
子女們對媽媽都很孝順，無一例外。他們在外面工作，媽媽總是很牽掛。我的在外面工作的五個兄姐完全能理解媽媽的心情，他們經常寄信和照片回家，過年還給媽媽寄漂亮的賀年片。現在在我跟前還保存有當年三姐寄來的賀年片，熱情洋溢的祝詞躍然紙上。50年代，電話很不普及。當時大哥每次回家探親返回北京途中，為了免除媽媽的掛念，每到轉車站，例如蚌埠、濟南，他都要給媽媽寄一封信報平安。媽媽最後幾年，兩次住院，一次動大手術，醫療費用是高昂的，另外還要請保姆。弟兄姐妹人人出力，按時寄錢回家。
媽媽第一次住院三十天，在巢湖和合肥的五個弟兄姐妹在年過花甲的二哥帶領下，輪流陪護媽媽。第二次住院是因為股骨頸骨折。那時她已經八十四歲高齡了。身為骨科主任的妹婿，為了慎重起見，特地從省立醫院請來了知名的骨科專家動手術，手術很成功。術後在妹妹和妹婿的精心照料下，恢復得非常好。三姐和三姐夫準備把媽媽接到合肥去繼續養病。當時接媽媽到合肥去是要冒一定的風險的，因為畢竟媽媽是八十好幾的老人，患有重病，又剛動過大的手術。但是他們認為他們那裡的條件比家裡好，為了媽媽能夠康復，他們甘願冒這個風險。後來因為保姆不願去，沒有成行。春節時，大哥從北京回來看望媽媽，當時保姆回家過春節去了，大哥就擔當了保姆的責任，每天早晨還要為媽媽倒馬桶。鄰居看到了都嘖嘖稱讚：大學教授為媽媽倒馬桶！
媽媽住院的同時，大姐因尿毒症在合肥住院。我到合肥去看望大姐。當時她的病情相當嚴重，幾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她仍然記掛著媽媽，用微弱的聲音詢問著媽媽的病情。此時的媽媽常常出現幻覺，她有時指著窗戶對我們說:“看，你們的大姐從那邊來了！”這可能是太思念的結果吧。後來大姐在媽媽之前走了，這噩耗我們一直沒有敢告訴媽媽，直至她逝世。
媽媽終於離我們而去了。我和弟弟哭得最傷心。我們在媽媽身邊的時間最長。反思過去，我們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為什麼不可以在更早的時候（而不是在媽媽生病的時候）想方設法給家裡安裝自來水？為什麼不能下最大的決心，徹底把漏雨的舊屋修好？-------媽媽生病後，很想搬到一中和我們住在一起。但那時我們只住了一間半的屋（連同廚房），實在無法把媽媽和保姆接來住。我安慰媽媽：等學校分一套較大的房子給我，我一定把她接去。我等待著，媽媽盼望著，但是一直到媽媽過世， 這個願望也沒有實現。媽媽去世後第二年，我分到一套較大的房子------唯一感到自慰的是：媽媽得病的那年夏天，巢湖發大水，我們在我家附近的女生宿舍借了一間屋，把她老人家接來住了一個多月。兒子和媳婦服侍她，她甭說多高興了！
93年1 月20 日下午6時，母親走完了她一生的歷程，離我們而去了，享年85 歲。腦血栓復發是奪去她生命的元兇。她走得很從容，沒有遺憾。因為她一生含辛茹苦把八個子女撫養成人，還帶了好幾個孫子。她的榜樣和教育得法使兒女們個個成器，這是對她的最大的安慰。她對我們的愛，她的博大的情懷，我們將永遠銘記在心！
附：我的網名“毛孩子”
我在qq上的筆名是“毛孩子”。因為我是1941年初出生在湖南。剛出生的小孩，全身長有細絨絨的毛，故湖南人將剛出生的小孩稱之為“毛伢子”，我的爸爸媽媽叫錯成“貓伢子”，這就成了我的小名，一直叫到我結婚的時候，已經近30歲了。為了紀念父母親，特將筆名取為“毛孩子”。
最憶是巢州
閱讀更多 最憶是巢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