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洋政府來說，1919年春的巴黎和會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動。一戰結束，中國是協約國中的一員，屬於勝利的一方，希望能收回戰敗國德國所佔領的青島等地。而同樣是戰勝國的日本則希望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最終日本成功了，中國成為受辱的戰勝國。這是歷史教科書上的說法，而歷史則遠遠比教科書上的內容要複雜得多。
1919年的中國，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廣州還有一個軍政府。而國際上承認的則是北洋政府。以這樣的局面參與巴黎和會，定會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團長是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他抵達巴黎後，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代表團的組成問題。主要的協約國，比如英、法、美都有五個席位，陸徵祥也是按五個席位準備的，結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國只有兩個席位。這種冷遇，也預示著在接下來的談判中中國的主張很難會被認真對待。
在巴黎和會正式開幕前36小時，陸徵祥終於打聽清楚，儘管中國有發言權的代表只有兩名，但是每次參會的人員可以不必固定——這樣他還是可以組建一個五人的代表團。陸徵祥徵求意見後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廣州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駐英公使施肇基為第三代表，駐美公使顧維鈞為第四代表，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祖為第五代表。
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這種安排，大總統徐世昌訓令，中國代表名次應排列如下：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關鍵的調整是顧維鈞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慮是，如果出現陸徵祥因病不能參會的情況，萬萬不能由廣州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對中國代表團來說，在巴黎和會上為國爭取利益的同時，還要費盡心力處理內部矛盾。變更代表名次的後果很不幸，王正廷與陸徵祥產生了難以想象的糾紛。
代表們之間的摩擦日趨嚴重。2月初，代表團召開了一次會議，第一個趕到會場的顧維鈞驚奇地發現，通常屬於會議主席陸徵祥的位置，卻放了兩把椅子。王正廷的秘書說，既然王代表的是廣州政府，地位和陸徵祥代表北方一樣，既然地位相當，就應該像聯合主席一樣並排就座。陸徵祥對這樣的安排皺了皺眉頭，但是他在左側的那個椅子上平靜地坐下了，這時王正廷進場，神態莊嚴地坐到了右側的椅子上，毫無顧忌地宣佈開會，並且要求聽取彙報。會議進行中，王正廷不斷用肘部向陸徵祥那側擠去，陸徵祥不得不一點點挪開，最後索性離開了桌子，坐到一邊去了。
第二天，陸徵祥稱病未能到會，不久，他就離開巴黎，去向不明，甚至連他最親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顧維鈞建議，馬上派人去尋找陸徵祥，其他工作按照原計劃完成。最終，大家獲悉，陸徵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諾湖畔有一棟房子，那是他最喜歡的休憩之所。
代表團內部的爭執，反映了國內政治鬥爭的局面。應該說，幾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們大多有國外大學的博士學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稱，但是卻無法結合成一個出色的團隊。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難的，而當時的中國，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內部，也是派系鬥爭不斷，人員更替頻繁，很難產生一貫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謂的“弱國無外交”，大概就是這種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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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小凡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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