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3 [風華五津]新津與蠶叢

自從寫了拙文《新津與夜郎》後，以為對新津古代歷史有所發掘，殊不知仔細一想，新津歷史的源頭遠著哩，夜郎國僅僅是新津悠久歷史的一個階梯而已。

翻開1988年版《新津縣誌》《縣的建置沿革》一章，劈頭一句便說：“新津縣古為蜀國地。”並且單獨成段，甚為醒目。下一段開頭說，“周慎靚王五年（前136年）秋，秦滅蜀”。顯然此蜀國與秦國同時存在多年，只是最終被秦國滅掉了。

那麼這個被秦國滅掉的蜀國，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它又來自何處呢？各種史籍告訴我們，它來自望帝杜宇開創的蜀國。原來在商代與周代更迭之際，在灌縣與汶川一帶的湔山發生了一場戰爭。戰爭一方為古老的魚鳧王朝傳承人，另一方則是一個來自雲南並與一個叫朱利的蜀地女子結成政治聯姻的杜宇。經過激烈的戰鬥，最終杜宇獲勝，自立為蜀王。關於這段史實，楊雄《蜀王本紀》（以下稱《本紀》）是這樣記述的：“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傳說杜宇死後魂化為鳥的故事，事見《十三州志》：“當七國稱王，獨杜宇稱帝於蜀……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國禪鱉冷（靈）”。遂自亡去，化為子規。”

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到，當時七國只稱王，而獨有杜宇建立蜀國稱帝，這大概就是史家將望帝之蜀國看作後世蜀國源頭的原因吧。那麼杜宇王朝是否就是古蜀源頭呢？非也，其源頭應是古老而又古老的蠶叢國。

一提到蠶叢國，讀者就會立即想起李白的“噫籲嚱……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的著名詩句來。那麼被稱為“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的李白，為什麼會對蠶叢、魚鳧的“開國”感到如此“茫然”呢？據《本紀》所載：“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三萬四千歲”，是因為漢代還缺乏地下考古史料，而令同樣感到“茫然”的楊雄的一種誇張說法而已，但它的確讓李白這樣的唐人迷茫不已。

其實古蜀歷史的開端，可追溯到史前的蜀山氏。在華夏文明始祖黃帝以前，岷江上游便出現了一支能夠馴養桑蠶的部族，他們居於岷山石室之中，被人稱為蜀山氏。對於蜀山氏及其馴蠶作絲的業績，黃帝都十分重視。據史料記載，黃帝派其元妃嫘祖，克服艱難險阻進入蜀地，助蜀人養蠶，同時還特意為其子昌意娶了一個蜀山氏女子。此女後來生下一個兒子名顓頊，亦即高陽。而對於“高陽”，我們並不陌生。屈原《離騷》的首句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是屈原顯示自己出身的高貴，他以身為顓頊後裔而驕傲哩。

由於嫘祖的教導和幫助，蜀人蠶桑業得到巨大發展，其名號由蜀山氏改成蠶叢氏。這就是“蠶叢氏”的來源。此後約兩千多年，蜀人離開岷山石室，輾轉進入成都平原，尋覓最佳的定居地。其間，漫長的蜀族歷史，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代蜀王的更替。很明顯蠶叢王位列五代蜀王之首，故所以太白詩才有“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之說。雖感“茫然”，但蠶叢為蜀國“開國”之君卻是確定無疑的，李白這一觀點，在當今一本叫《成都精覽》（以下稱《精覽》）的書中，也得到了證實。該書在“古蜀三王”的標題下寫道：“《蜀王本紀》”載：“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灌，後者名曰魚鳧……蠶叢又稱蠶叢氏，是中國華夏第一個把山上野蠶變為家蠶的人，是古蜀第一個蜀王。”然而在下一頁，作者卻寫道：“嚴格地說，蠶叢氏和柏灌氏，只是部落聯盟（酋邦）的首領，而第一個真正建立古蜀王國的，是魚鳧氏。那是一個三代蜀王角逐爭雄的時代。魚鳧氏最終戰勝了蠶叢氏和柏灌氏，初步統一了成都平原，建立起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強大的第一個古蜀王國。”

這就讓人大惑不解了。前面說蠶叢氏“是古蜀第一個蜀王”，後面立馬又說“第一個真正建立古蜀王國的，是魚鳧氏。”前後兩個判斷，邏輯學上都稱為肯定判斷，只是作者以後一個肯定判斷否認了他前一個肯定判斷。再者，兩個判斷句中都有同一定語“第一個”，究竟哪個“第一個”才是真正的第一個呢？顯然，作者又以後面的“第一個，否定了他前面的“第一個”。也許，作者會說：前面“第一個”，說的是“第一個蜀王”；後面“第一個”，說的是“第一個古蜀王國”，那是兩碼事嘛。不過，既然有王，沒有“國”何來的“王”？對於“王”的釋義，《現代漢語詞典》釋為：“君主，最高統治者：君王，國王。”《詞海》 《詞源》也有大致相似的釋義。所以既然是“古蜀第一個蜀王”，那必然是古蜀國第一個蜀王，其“蜀國”肯定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古蜀王國了。然而該文卻不認可這一結論。

該文的邏輯混亂還表現在下列敘述上。它先引述《本紀》所說“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灌，後者名曰魚鳧，”然後下一頁卻又說：“那是一個三代蜀王角逐爭雄的時代。”十分明顯的是《本紀》所說蠶叢、柏灌、魚鳧，是先後承接的代際關係，而《精覽》將其理解為“三代”同時，並角逐爭雄”。顯然它把“三代”當成了同時並存的“三國”來看待了。關於這個問題《本紀》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它不僅用明確的語言告訴我們，蠶叢後代叫柏灌，柏灌後代叫魚鳧，而且在這幾句正文之後，明鄭樸輯本還加了幾句按語說：“按《初學記》八，《藝文類聚》六、《御覽》一百六十六引作：次曰柏灌，次曰魚鳧。”由此可以看到後代諸多典籍均肯定“古蜀三王”是代謝傳承 關係，而非同代並列。可不知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文字卻被《精要》的作者“忽略”了，於是乎便出現了上文所說的三代蜀王一起混戰的“童話故事”來。

再說，關於“魚鳧氏最終戰勝蠶叢氏和柏灌氏，初步統一了成都平原……”幾句也未交代確鑿的史料讓人信服。我們不禁要問：怎麼就可以輕易否定蠶叢氏也可能“初步統一了成都平原”呢？其所以得出上述結論是否有以下客觀原因呢？因為《精要》的出版時間為2014年，其寫作時間就更要早兩三年，因此新津寶墩遺址2014-2015年的考古發掘及其研究成果，它不得而知，所以才得出上述值得商榷的結論來。

寶墩遺址是位於新津縣新平鎮的史前城址，碳十四測定約公元前2500年，距今約4500年。2015年考古發掘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得出的結論是：“其大小兩城的建制及近170萬平方米的規模，已是奴隸制時期的城址形態”。難怪他不無驚訝地感嘆道：“其大國風範和氣場瞬間迸發！”（相關報道見2015年5月5日《光明日報》）

王毅所長的論斷及其研究成果是建立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是極具說服力的。他說寶墩古城“已是奴隸制時期城址形態，”並稱其為“大國”。這就和《精要》妄稱蠶叢、魚鳧只是部落聯盟（酋邦）之說，判若雲泥。

那麼是否可以這樣說，寶墩古城就是史前蠶叢王國所在之核 心地呢？從地下發掘的資料看，這個結論是合乎邏輯的。現在史學界一致認為，金沙遺址、三星堆遺址以及溫江古魚鳧城、魚鳧村等等，都不是古蜀文明的源頭，其源頭就是新津寶墩遺址。蠶叢氏是三代蜀王之首，寶墩古城又是金沙遺址、三星堆遺址等的源頭，因此，寶墩古城順理成章地成為蠶叢國的首府無疑。

“蠶叢國”這一提法，在當今史學界少見提及，但它卻是大有來頭的。它來自清初官至刑部尚書、主持詩壇數十年，影響甚巨的著名詩人王士正（禛）的一首《新津縣渡江》詩，現將此詩照錄如次：

新津縣渡江

南過蠶叢國，秋風正授衣。

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

修竹連千畝，高枬徑十圍。

臨流呼渡舸，極目一清輝。

此詩劈頭一句“南過蠶叢國”，便以明白曉暢的語言，告訴讀者：新津縣即古蠶叢國！這真是驚世之語。故筆者在其拙文《寶墩遺址 賦》中，以極度讚歎的語氣寫道：“嗟乎，蠶叢之國何處尋，渺渺蜀境矚新津。清初‘詩神’王士正，詩論震爍古與今。”並在註釋中寫道：“此詩以其詩人之睿智，斷言新津縣即古蠶叢國所在。”那麼詩人的“睿智”從何而來呢？愚以為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來自他的博學廣聞。作為進土出身，又官居清廷要職，並在詩壇享有盛譽的“詩神”，他一定同時又是一位精通典籍，博覽群書的學者，他對漢代辭賦家，大學問家揚雄所著《本紀》的不同版本，一定熟爛於胸，甚至對上文所提到的涉及《本紀》內容的《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冊，都作過深入研究。正是因為上述原因，即使當時還無地下發掘資料可供佐證，他也能得出成都平原便是古蠶叢國誕生地的結論來。至於進一步得出新津縣即古蠶叢國，則是來自詩人對新津優越獨特的地理自然環境與悠久歷史的考察和了解。還是仔細來看看他的詩句吧。首句不說“南過新津縣”，而說“南過蠶叢國”，直把新津當蠶叢國了，表面看是個陳述句，而實質上暗含了一個直言判斷：新津即古蠶叢國。第二句“授衣”，出自《詩經.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這一典故的運用，不僅僅是交代詩人過新津在秋季，更是對古老蠶叢國的新津，起到了十分恰切的點染和烘托。三、四句“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讓人想起李白於新津《送友人》中“青山橫北廓，白水繞東流”的名句來，其意境又讓人想起了“滿目青山夕照明”的優美詩韻。五六句“修竹連千畝，高枬徑十圍。”可以說是新津實景的紀錄，你看，修竹可連達“千畝”之廣，高檀竟達“十圍”之粗。這“千畝之廣”和“十圍之粗”，若無數百年，上千年的種植和養護，豈能成勢？新津當年的綠色生態，何其悠遠，何其了得！最後兩句寫臨流呼舸和極目清暉，既扣緊詩題，又總括全詩。此詩首句直言新津為古蠶叢國,以下雖無直接“論述”，但通過對新津獨特的地理環境，優美的山水風光，迷人的景物及悠遠背景的烘托，讓人強烈地感覺到：蠶叢王國地，唯有此江郊。

其實在以詩歌表達的同時，詩人還曾用直白的語言，陳述了上述觀點，他在這次入川主持壬子科鄉試及此後所作《蜀道驛程記》中說：“騎行至雙流縣，縣已廢入新津……縣在廣都地，有蠶叢故城，蠶叢氏所都。”關於雙流(廣都)“有蠶叢故城”之說，《本紀》並無記載。《華陽國志·蜀志》說：“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這段話中常氏不僅稱蠶叢為蜀候，並且“始稱王”。那麼這位蜀王究竟建都在哪兒呢？《路史·前紀》卷四雲：“蠶叢縱目，王瞿上。”關於“瞿上”，川大教授任乃強認為在彭縣海窩子。(海窩子)“洩水之缺口……相對望，如闕。自闕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鷹隼翔視，故古稱海窩子為瞿上。”

對任老先生此一觀點，史學界頗有異議。羅萍注《路史》就說：“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對此川大歷史系教授劉琳認為：“按其方位，在今雙流縣南牧馬山上。新津文化館藏縣人李澄波老先生實地考察後的手稿記載：‘瞿上城在今新津縣與雙流交界之牧馬山蠶叢祠九倒拐一帶’”。與《路史》所載，大體相合。（見劉琳注《華陽國志》93頁注2）。《路史》為南宋羅泌所撰，共四十七卷。主要記述我國史前傳說的史事。雖取材雜蕪，但因引用了許多文獻資料，歷來為史家所徵引。

將上述任注和劉注作一比較，可發現劉注不是從概念出發，它既有《路史》為參照，又有新津學者的“實地考察”，所以其注認為“瞿上城在今新津與雙流交界”的結論，是完全可信的。寫到這裡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 ，劉琳關於“ 瞿上”的註釋，有意無意間也成了對王士正“縣古廣都地，有蠶叢故城，蠶叢氏所都”的註釋了，即蠶叢故城在新津與雙流交界一帶。

所以不用說雙流清初併入新津，“有蠶叢故城，蠶叢氏所都”的明確記載，更不用說“蠶叢王瞿上”之瞿上城在新津與雙流交界處的鐵一般史實，一句“南過蠶叢國（新津縣）”，就足以勝過無數史論，讓新津人自豪不已！王詩的見解不僅有歷代各類典籍為據，更為他身後三百多年的新津寶墩古城的發掘所證實。新津縣——古蠶叢國也。(文/曹漢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