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經提過一個問題，他說：“中國和印度無論科學、經濟和藝術政治如何發展，都不能走上西方獨特的理性化發展。”簡單地說，馬克斯·韋伯是疑問為何中國沒能走上西方理性化道路？帶著這個問題馬克斯·韋伯還對中國的社會基礎，進行了深層基礎的研究。
在1916年，《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的活動上，韋伯還發布了《儒教與道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等三部作品。根據瞭解，這三部作品還是窮盡了韋伯畢生的精力譜寫而出的。這三部作品還構成了宗教社會的三部曲研究，所謂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也就是通過研究宗教來思考宗教和一個國家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內在聯繫。
韋伯是通過對宗教學的研究，得出歸根結底、道教倫理和儒教，阻礙資本主義精神衍生的結論。在韋伯看來，中國儒教倫理裡的“神”是非人格化的天神，是被認為至高無上、並非是超世俗的創世主，是一種超神的永久不滅存在。在封建君主的專制裡，他們特別依賴這種創世主的天神，也讓人類相信皇帝是具有神力的天子，具有非凡魅力的領袖者，所以才會獲得穩定的社會長久統治。
在“變化意味著混亂與無序”裡，這樣以官僚階級存在讓皇帝感到不安，為了強化這種神性，讓士農工商的差序等級得到強化，也一直以推崇儒教倫理來治國，也就是把儒教的“禮”放到非常重要的直關位置。中國人在嚴格規定的等級下，也將遵守君臣的基礎禮數，在各自的崗位上安守本分、各盡其能。韋伯認為，中國的儒教倫理屬“人間的俗人倫理”，也相當於現世與此岸性的強調，在儒教裡更在乎的是今世今生。
另外，把世俗和儒教倫理緊密聯繫在一起，進而穩固了長幼尊卑的秩序格局感。和儒教相比，道教並不是統治者主流的治國理念，韋伯說：“它是消極避世的宗教理論，更是不利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我們重新思考韋伯的問題之時，還將儒教歸納為宗教，在這一點上還是有爭議感的。而中國是否存有宗教，一直也是中國社會學的爭議不斷，並且還沒有結論性的問題。
古言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古言也非常好地印證了韋伯的家產製。這其實就是一種強調式的家族，也是集體財富的積累政治制度，宗族不斷地向內部延伸，也束縛了對經濟的對外擴展。強調式的家族強調了集體財富，同時卻往往忽略了個人的需求，所以中國自然也沒能走上西方理性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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