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年末，我们出版了名字很长的学术图书《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本书是复旦大学副教授金理的最新著作，也是他十余年呕血之作。
" 名教 " 本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书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 " 名教 " 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在具体表述中赋予 " 名教 " 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 " 名 " 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 " 崇名 "" 名词拜物教 " 的消极思维方式；" 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 又往往演变为对于 " 绝对真理 " 与 " 终极教条 " 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本书由此提出 " 现代名教批判 " 这一课题：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点依据章太炎、鲁迅与胡风的思想和实践来探析其对现代名教的洞察、警示与反抗。
今天推文选自此书序言部分，由著名学者陈思和执笔，这篇文章写给金理，也写给众多青年学者和读者。关于这个时代下一本学术图书和一位学人的成长之路。
关于金理及其名教批判的研究
陈思和 文
我对金理的最初印象，觉得他有些木讷。一次，大约还是在他念本科的时候，他受一个杂志社的委托，说要来采访我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想法。采访过程大约也是我说的多，他几乎不作声地听着，默默地做着记录。后来文章发表了，我觉得他整理得很好。但是木讷的印象还是没有改变。到他毕业的时候，他的班主任张新颖向我推荐，希望我担任金理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新颖当时已经是教授了，照理说他物色了中意的学生，自己就可以指导，但他却希望我来指导，我也就答应了。过几天见到金理，就说了这个事，但我发现他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这种木讷的感觉就一直停留在我的印象里。
金理读硕士期间，我对他还是没有太深印象。在一群才华洋溢、精灵古怪的青年学生中间，他不是那种被人一眼就发现的鹤立鸡群的人物。倒是在报刊上不断读到他的文章，长的短的都有，有的刊物还连载他的评论专栏。文风机灵，感觉敏锐，但深度是明显不足的。为此我转弯抹角地劝过他几回，意思是要他少写一点，多读些书，多思考一些理论。说到那些年风行学界的文艺理论，其实我自己不很佩服，也不大主张学生去多读，但不知为什么我对金理偏有这种期待，总觉得他需要往深刻或者邃密里走一走，甚至希望他学一点与当代文学无关的东西。我担心的是他会被媒体报刊上的这种小打小闹所迷惑。现在的时代，要博得媒体一些花哨的名利，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接了一个活儿。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要我承担一个项目：现代文学社团史。我糊里糊涂接下来以后才发现，这样的“史”根本没法写。于是只好化简单为繁琐，打算编一套丛书，对现代文学的主要社团作个案研究，尤其偏重于人事关系的梳理，为以后编写社团史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当时我组织我的博士研究生分头研究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派等几个大社团，其中有一个小题目，即围绕施蛰存、刘呐鸥、杜衡等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体的研究，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还是硕士生的金理。心里有些期待，希望他能够暂时摆脱当代文学评论的视野，做一些史料性的工作。这个课题虽然不大，但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汇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人成果，一切都需要他自己动手来做。
没有想到，金理是最早完成这个项目的。虽然在史料辨析上还欠些火候，但资料梳理得很清楚，文笔也好，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都贯穿起来了，而且写得也有情趣，显示了他做学术研究的热情。再接下来他就顺利直升，攻读博士学位，仍然是接受我的指导。这回我倒是没有太费心思，他自己选定了一个比较有难度的题目—关于文学史上名教问题的反思性的研究。我觉得金理在学术上受到张新颖的影响可能大一些，这个名教的问题也是从新颖他们研究章太炎、鲁迅、胡风的课题中引申出来的，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现象，但又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比较普遍并且直到当下仍然在产生危害性的一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引起治思想史的人的重视。金理的研究工作做得很辛苦，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做起，一直到在历史系做博士后，前后有五六年的时间都在弄这个题目。2011 年博士后出站，金理留在中文系工作，一晃又是八年过去了。直到今年，他才把这个看来能够成为他代表作的学术成果捧出来，正式出版。
我觉得这长时期的学术训练，对金理的进步是有重要帮助的。从近代史、现代史一路下来，横跨思想、文学两个领域，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需要反复考辨追究，方能够把一些朦胧的体会落实在实处。金理在博士后期间追随现代思想领域著名学者姜义华先生，围绕着鲁迅、胡适两大高峰，盘旋于朝露华采之间，获得思想提升是不言而喻的。从这样一个繁复境界转而回到当下，面对的是同辈人的文学创作，金理的感受自然会有别一番滋味，山水还是山水，却不再是前番景象了。
金理回到中文系任教时，我与他谈过一次，有些内容后来发表了，就是《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这一点，金理已经做得很有成绩，我不必多说。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想法，也许不完全是针对金理个人，而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今天这个时代。
金理这样的青年批评家，是从学院里一路上来，发展道路顺风顺水，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使他们迅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重视，现在连同“八○后批评家”一词也慢慢变成显学，这是好事；但同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学院体制本身会给青年学者带来某种束缚，就目前的学院评价体系而言，是极不利于人文学科青年学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自我成长。现在的考核机制，几篇核心刊物文章、几个社科项目等，已经无法束缚真正有才华的青年学人，但是为了敷衍这些平庸的应时的评价体系而耗费最宝贵的精力与才华，使得他们无法特立独行地思考、天马行空地探求，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另一方面，媒体元素介入学院机制，无聊而琐碎的学术会议、国际访学、媒体访谈、命题作文、文学评奖等活动，粉碎了青年学者集中作思考和研究的时间与精力。
我们一边讨论时代的碎片化，一边自己正在变成碎片，然而当碎片成为我们的学术主流以后，整体性的学术形象就丧失了，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精神力量所在也就消失了。青年学者在今天要获得一些荣誉与名利，只有顺着这个时代大潮而行；但是要在混乱里面看出一条真正向上的发展道路，把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时代潮流而保持清醒认识，努力为之，则不容易。
金理
与此相关的是，青年学者的自我突破和操守。学院的围墙既给青年学者挡住了来自社会的雾霾，保存了一片宁静绿地，也严重拘束了学者的胸襟与视野。学院里的利益都很狭隘很具体，无非集中在职称评定、经费分配和待遇级别几个方面，这就像诱饵一样诱惑青年学者为五斗米而折腰而奔走而抱怨。我这么说，不是有意鼓励青年学者不在乎学院的等级利益分配，而是想表达一种期望：对于有出息的青年学者来说，这些分配仅仅是你的学术成绩的某种证明，绝非是你的人格品质的标记，更不是你在学术上价值所在的标记。
有一年金理申报副教授职称未获通过，许多朋友在我面前表达不平之意，金理自然没有向我诉说什么。我也一言未发，没有给他半句安慰，因为我从心底里认为，金理在学术上显示的能力和获得的回报，早已经超出了副教授职称的标记，所以评个副高职称不过是一两年内的事情，不足以证明什么。果然，第二年他就顺利地通过了。我也未因此觉得特别欢喜，因为对金理这样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来说，将来在学院里工作，一些更高级别的荣誉、职称和利益分配，都是不难获得的。不过真的要让自己突破现有的学院格局，真正为做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精神领域的薪火传承，那就需要努力了。
我很欣赏金理做人的谨慎低调，丝毫没有因微小荣誉而生自大骄傲之心。从这一点上来说，木讷可能是玉成于他的良好素质。他长期担任我的助手，协助我编辑好几种资料汇集，我与王德威兄主编的《文学》大型丛刊，也是他担任执行副主编主持工作。现在他与其他朋友携手合作，孜孜于推动“八○后文学”、“八○后批评”的出版工作，编辑了好几种理论丛书、年度文选，还主持策划了八○后作家的研讨会，他在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由此看来，我对他的最初印象并不准确，金理并不木讷，而是如孔子说的，讷于言而敏于行，正是君子所为。
看着金理的成长，我由衷地感到欢喜。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曾经年轻的时代所走的道路，当然我也相信，这一代青年人会比我们走得更好更远。
【附记】本文第一稿写于2015年2月1日，是应《南方文坛》杂志的约稿而写，刊于该刊同年第3期。一晃四年过去，现在金理的理论著作《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即将出版。他嘱我为之序言，但我手边工作实在太繁琐，所欠的文债越积越多，所以不得不作出决定，除了已经答应的工作，再不接受新增的写作要求，这样也许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把计划中的工作一一完成。金理的要求我无法完成了，只能把原来写的这篇短文略作文字上的修改，代为序文。特此说明，请金理以及读者谅解。
思和谨识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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