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 何兆武：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何兆武

作者：何兆武（口述），文靖 (執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13

01 自由散漫的作風

我在北京上師大附中的時候，每一年開學教務主任都有一篇成績報告，說我們今年暑假畢業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學，多少人考上了清華大學，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雖然我們是師大附中的，但他連多少人考上師大都不報，大概當時人們心目中就認為這三個學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腦子裡邊也總以為，將來我要上大學就應該上這三個學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來就感覺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麼好的藍天。

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雲南不像貴州窮山惡水、除了山就是山，雲南有大片一望無際的平原，看著就讓人開朗。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環境不同了。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

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

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

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裡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係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

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

如果大家都只會唸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聯大的關係非常密切，我的兩個姐姐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妹妹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這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這個學校的，所以這個學校跟我的關係算是非常密切。兩個姐姐一個念化學，一個唸經濟，妹妹念中文，後來在人民大學自殺了，現在只有一個姐姐在美國（按：何先生的大姐於2005年3月在美國去世）。

我自己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正是一個人成熟的時期。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

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我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製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不在這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我想搞文科，但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

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一帶，都是皇家園林，這就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

第二，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

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者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來，真是費盡心力，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

不過我覺得，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也並不等於理解了歷史。而且，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感覺到，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

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最後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項羽說：“書能知姓名。”戰爭時期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我以為可以從歷史裡找出答案，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隋唐，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所以就唸了歷史系。

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後院系調整，馮友蘭一直在北大呆了幾十年，從組織關係上說，他是北大的人，死後應該把書捐給北大，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

劉崇先生在臺灣去世，他的書也是捐給清華，而沒有捐給臺灣大學，這也似乎不合常規。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還是在清華，所以願意把書捐給清華。

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

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02 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佔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佔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

抗戰後醞釀聯合政府的時候，有人就曾提出來，說：“西南聯大聯合的那麼好，聯合政府為什麼就不能呢？不如請三個學校的校長來做聯合政府的委員。”不過也有聯不好的，像西北聯大聯了一年就垮臺了，因為它原來幾個學校就是不一樣的，後來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鬧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

西南聯大卻是一直都聯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個學校合併以後，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

張伯苓在重慶，實際上是做官了，不常來，我在昆明七年只見過他一面。他那次來向學生做了一次講話，不過張伯苓好像並不是很學術性，言談話語之間還帶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滿口的天津腔。他說：“蔣夢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表，我就給他戴著，我跟他說：‘你是我的代表（戴錶）。’”又說：“我聽說你們學生煩悶，你有什麼可煩悶的？煩悶是你糊塗。”

蔣夢麟以前是教育部長，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務，對學校裡邊的事情不怎麼管，實際上聯大校長一直都是梅貽琦，他還兼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教務長，所以我們寫呈文的時候都寫“梅兼教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確實挺有辦法。

而且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於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度過。

西南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工，工學院主要就是清華的，其餘三個學院是三個學校都有的，另外還有一個師範學院，是雲南教育廳提出合辦的，比較特殊。雲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聯大給雲南培養些教師，我想聯大也不好拒絕，就合辦了一個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先調雲南中學的教師來上，後來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們看來，師範學院有點像“副牌”，比如我們有歷史系，可師範學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慮到將來到中學教書，除了教歷史還得教地理，所以兩門一起學。再如他們有個“理化系”，可是我們理學院的物理系、化學系是分開的，課程的內容和他們也不一樣。

西南聯大五個學院在地址上分三塊，其中，工學院在拓東路，在昆明城的東南角，文、法、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掛“西南聯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長辦公室以及學校的主要部門都在那裡。我們住在校本部，是新蓋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實只是泥牆茅草棚的房子。

那時候的學生比起今天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工學院五個系，土木、電機、機械、化工、航空，有一個航空系的同學跟我很熟，帶我去參觀，看那些風洞器、流體實驗之類，像是很先進的。

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學院，記得普通物理課的第一個實驗是落體實驗，儀器都是國外的，物體在自由狀態下下落的時候越來越快，通過振動儀在玻璃板上劃出一條曲線，然後根據測量曲線兩點間的距離得到各種數據。實驗時需要用一塊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調的，那是學國外的規矩，因為酒精揮發得快，一下就幹了，可以立即進行實驗，要用水的話還得等老半天。

可是酒精比水貴得多，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點奢侈，可見那時候做實驗一點都不含糊，比我們中學的時候強多了。而且工學院的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下午到工廠實習，制模翻砂、打鐵鍊鋼，都是自己動手。所以後來批知識分子不參加勞動，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實並不都是那樣。我們在工廠裡和工人一樣幹，就是沒人家熟練，笨手笨腳的。

文、法、理三個學院有多少學生我沒有統計過，加起來不過七八百人。文學院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級總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歷史系每年招十幾個人，哲學系人最少，每年只有兩三個人。

可是我那一年曆史系人特別多，總得有二十個。法學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經濟系、商學系和社會系，因為我上過政治系兩年課，知道他們一年也就六七個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這個數字，只有經濟系的人比較多，一年總有四五十人。我想這大概和將來就業有關係，學經濟的畢業以後出路好一點，可是其他的，比如學政治的，出來你幹什麼？做官也沒你的份。

理學院裡數學系人最少，我們四十三級那一屆只有三個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個，多的時候有十幾個，四十二級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個人，可是他們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個尖子，包括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號稱“三大才子”，現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兒，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的。

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徐寶騄，都是剛回國。

徐寶騄搞統計學，據說非常了不起，屬於世界級的權威，後來就在北大經濟系，但我不懂統計學，不知其詳。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Illinois（伊利諾伊）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劃圓圈。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

還有雷海宗先生，後來在南開，像劉崇鋐先生、姚從吾先生，後來都去臺灣了。後來臺灣大學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長，除了剛才說的那幾個人，還有錢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裡，所以臺灣大學實際上就是北京大學，雖則不用北京大學的名字。

03 自由，學術之生命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作“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裡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

我不知道這套官方的理論是不是有市場，不過我上中學的時候沒有老師這麼講，只記得有個同學會考得了第一，學校獎勵他一本陳立夫的《唯生史觀》，我想他也不看，我們都不看，所以並沒受它的影響。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裡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講，沒有標準教本。

大學入學考試的題目也沒有標準一說，倒是解放以後，全國有統一的規定、統一的模式，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按“標準答案”。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沒有“標準”，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解放後我們學蘇聯，搞“五節教學制”，上課五十分鐘，先五分鐘複習，再幾分鐘如何如何，規定得非常仔細。相形之下，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

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分兩個班，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

《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的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

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

我愛人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裡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結果一年只講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便。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

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是我們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賬；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

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

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裡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里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麼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閒話，但並不扯遠。

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後來我教課的時候也想學著做，可是非常失敗，因為總免不了要多說兩句或者少說兩句，不能那麼恰好在五十分鐘內講完。

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的好：畫地圖。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一百年，一個學期要求畫六張歐洲政治地圖，那麼一個學年就得畫十二張，當然我們也是照著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

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國史也應該是這樣，可是除了皮先生，沒有別的老師再要求過。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

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裡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這位老師，把某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

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裡確實有好東西，但並不像他講的那麼非常之好。人無完人，總有優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後、很腐敗的部分，比如血統論。

封建時代科舉考試的時候要寫三代履歷，曾祖父、祖父、父親必須三代清白，“王八戲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戲的、搞演奏的都是賤民，凡這類出身的人都不準進入考場。這是傳統文化裡腐朽的部分，可是錢先生好像並沒有正視它，講的全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為這才是中國命脈的寄託所在，這是他的侷限性。

另外，錢先生舊學出身，對世界史，特別是對近代世界的知識瞭解不夠，可是在我看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參與了世界，這時候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閉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錢先生對於這些似乎關注得不太夠——這是對前輩的妄論了，不過學術上不應該論資排輩，不然學生只侷限在老師的圈子裡，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沒有進步了。

再說幾件小事。

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嶽霖先生的課。金先生講得挺投入，不過我對邏輯一竅不通，雖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東西。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來不來就：“啊，金先生，您講的是……”

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

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裡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同學之間也經常討論，一則學校小，幾乎天天見面，二則非常窮，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爭時期，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惟一的樂趣就是聊天了。

物理系的鄭林生和我中學就是同學，後來住一個宿舍，聯大的時候我在求實中學教英文，他也在那裡，後來他出國了，1956年回國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現在住在中關村，我們有時候見上一面，那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了。聯大的時候鄭林生曾經指出我對近代科學的不瞭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時候他跟我談一些物理學對宇宙的看法，特別是認識論，記得有一次說起法拉第。法拉第學徒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數學，這對於學物理的人來講是致命傷，可是他發現了磁力線，用另外的方式表述電磁現象，後來成為電學之父。這類談話使我深受啟發。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來的模式，比如過去講歷史都講正統，講仁義道德，但這只是理解歷史的一個層面，完全可以換一種方式。

亞里士多德說過：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所以有時我想，或許藝術家、文學家對於歷史的理解比歷史學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個人幾點鐘起床、幾點鐘吃飯，並不等於瞭解他。而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止步於專業的歷史事件，沒有能夠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著他就懂得了歷史。我的許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們的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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