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畢衛，小學老師、副校長
大學校和村小的辦學方式、理念不一樣。很多大學校會把教學壓力轉移給家長，由家長去輔導、檢查學生的學習，或者讓學生去上各種輔導班，但這在農村學校就很難實現。在我們這種農村學校裡，家庭教育真的沒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的家庭就算是父母在家，孩子依然像留守兒童一樣，因為沒有人照顧他。
我從1998年9月開始在范家小學（位於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寶輪鎮苟村一組）當老師，當時21歲，剛從師範學校畢業，去就教六年級的數學。學生們也都十二三歲，實際上和我的年齡相差不大。
校長把我分配到那個班的時候，還特別提醒說班上的成績有點差，平均分才50多分，要多關注他們。
▲范家小學校園全景。 © 王畢衛
▌你成績都搞不好，還想做其他事情？
因為年輕，感覺相比其他老教師，我和學生們走得更近一些，他們也很願意和我聊天。結果到了期末考試，全班平均分考了29分。那是一種無以言表的打擊，一是懷疑自己到底會不會教書，二是懷疑校長沒有說實話，是不是這個班的平均分沒有五十多分那麼高，不然不應該一下子掉這麼多分下來。
出成績的那天下午我難過得不得了，回寢室待了一下午。學校當時的寢室特別小，把一間屋子隔成兩間，裡外各一間，然後挨著一間大辦公室，要經過大辦公室才能進寢室。其他老師一下午都沒有見到我，但我能聽到他們在大辦公室裡說話。校長問，一下午都沒看到王畢衛，他哪兒去了？有老師就說，那肯定是學生成績考差了，生氣離開了。
沒有辦法，我只能努力地去教學生，但是他們已經到了六年級，前面的東西很難補上來。到了下學期五月份的考試，班上的成績還是很差，晚上自習，突然停電了，我和學生就在教室裡“黑聊”，都看不到對方的表情。我就跟他們說我的感受，說我才開始教書，來到這個班上，雖然我也很努力想讓你們有一些改變，但是這個分數確實讓我很傷心。說完之後我就去了隔壁的辦公室。
沒過多久，一個同事到辦公室來，問我把娃兒們咋個了（怎麼了）。我說沒有怎麼啊。他讓我出去看看，操場上跪了一片。
我出門一看，雖然還沒來電，但看得到班上的學生都跪在操場上。是班上年齡最大一個娃兒帶的頭，他就說，他們對不起我。我問他們：“你們這樣跪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是要讓我難堪嗎？如果你們還願意學，還聽我的話，就起來，我們一起努力。不起來也算了，我也不會喊你們（起來）。”當時說的也是氣話，但是這個跪的行為讓我很氣憤，他們也聽我的話，起來了。
本來我和學生們相處得很好，但是分數擺在那裡，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校長也跟我說，分數很重要，直接關係到工資，如果學生成績考不好，還會影響學校的排名和名聲，而且會影響申請其他活動或項目——你成績都搞不好，還想做其他事情？
隨後我的教育觀念就有了些改變，再帶學生，和他們的關係也不一樣了，開始所謂的“暴力溝通”，就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學不死就往死裡學。
但比起外面那種上千人的大學校，我覺得我們的教學強度也不算高。有的學校為了期末考試可以讓學生做六七套試卷，我們頂多就做兩套。
直到我自己的孩子上學之後，我的觀念才又有了些轉變。
我女兒在范家小學讀到四年級，在五年級的時轉到了寶輪鎮上一所小學，跟著一個語文教得很好的老師。但是我和妻子都在村小工作，平時也照顧不到孩子，弄得她像留守兒童一樣，放學之後就在家樓下的一些公共設施上寫作業。等到我們下班一起回家之後，她又開始繼續做作業，經常寫到晚上十一二點。
其實我當時也有點反感這種情況，對孩子有點於心不忍。於是我就想，有沒有什麼既不用刷題寫作業，又能提升成績的辦法。按照大學校的那種方式肯定不行，他們依然是高強度的課業，班上六七十個人，也很難照顧到學習困難的孩子。
▲ 寶輪鎮曾於建國初期作為昭化縣（後被撤銷併入廣元縣）的縣城，建成區面積和人口規模和一些縣城相當。 © hebeilong.com
▌要剋制自己的情緒，不能給別人造成麻煩
過去，我們區縣開始推行“集團辦學”，方法是讓城裡的大學校帶周邊的小學校，但是當地的村小不在這個範圍。可能是因為帶不動，村小就像那種成績特別差的學生一樣，成績好的學生可能不願意帶我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學校和村小的辦學方式、理念不一樣。很多大學校會把教學壓力轉移給家長，由家長去輔導、檢查學生的學習，或者讓學生去上各種輔導班，但這在農村學校就很難實現。
除了“集團辦學”，區教育局也提出，小規模學校也可以聯合起來做一些事情。到了2014年，我們當地的一些小規模學校一起，成立了“廣元市利州區微型學校發展聯盟”，同年11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農村小規模學校聯盟”成立了，覆蓋的範圍更廣。就在2015年底，首屆全國農村小規模學校年會在利州區開展，有點裡程碑意義的感覺。後來21世紀教育研究院也結合他們研究的一些課題，在智力上推動聯盟和各個小規模學校的發展，針對小規模學校的校長、老師，舉辦了很多培訓。
▲ 2014年12月，利州區14所小微學校組成合作組織“微型學校發展聯盟”，寄望於讓偏遠小學資源共享，抱團發展。圖為當地教師關於繪本閱讀教育的比賽交流。 © 湖之舟
就前幾年，我帶的班上有個叫小勇的男生，不怎麼做作業，還愛發脾氣，不管誰惹到他，他就要去打別人，老師們都比較討厭他。有的老師直接給他貼個“道德敗壞”的標籤。我覺得這個標籤太重了，他當時都還沒有12歲，而且別的老師這樣說我的學生，我也覺得不舒服，有時候會反駁那些老師。
其實我知道老師們為什麼會說他“道德敗壞”，他從小沒人管教，母親不在家，父親雖然在家，但是遊手好閒。他還有個比他年紀大10歲左右的哥哥，唸完初中就進入社會了，在外面犯了事，坐過牢。有的老師可能已經看到小勇的後路了，擔心他長大了之後和他哥哥一樣。我也很擔心他，但也不知道該從哪裡入手。
剛好學校有一個夏令營的活動，小勇在前一年已經參加過一次，但那次的帶隊老說說他老是惹事，新的名單裡就沒有他的名字。
巧合的是，新的夏令營出發當天，另外一個學生臨時不來了，空出了一個名額。我就打電話給小勇，問他夏令營活動的名單上為什麼沒有他。小勇說，可能報名的學生多，老師沒有看到他。我又問他有沒有想過第一次參加夏令營的時候給老師留下了什麼印象。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好，說自己控制不住情緒，生氣之後就會打別人。
我又問他還願不願意參加，如果要去的話，能不能有什麼改變。他說他還想參加，之後都會聽老師的話和安排的任務。我說，馬上就要發車了，你快來吧。他就坐了一輛摩托車，到了集合地點。
此前在“農村小規模學校聯盟”組織的一次培訓裡， 培訓老師提到了“非暴力溝通”，我就找到了《教室裡的非暴力溝通》來讀。那次夏令營是我在帶隊，也想看看非暴力溝通到底有沒有效果，就一直在觀察。夏令營是在另一個山裡的小學，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參加。我發現小勇確實有些改變，有時候明顯是其他學生不對，他也不和對方爭吵。
有時間的話，我會找他聊聊天，問他活動中有沒有什麼情況。他也不說別人哪裡不對，就只說他在做哪些任務，有一些比較困難。那次他完全沒有惹事。結束時，我召集了我負責的六七個學生，佈置了一個任務——回家之後用思維導圖把這次夏令營記錄下來，包括都做了那些事情，有什麼感受。
平時小勇連作業都不怎麼完成的，但他發來了兩篇思維導圖的照片， 從繪畫和書寫上看，他是幾個學生裡做得最認真的，說他很開心能參加夏令營，再遇到和同學之間的衝突，雖然很想發火打人，但是剋制住了自己。
開學了，他卻一直沒有把作業交過來。我問他，作業做得那麼好，為什麼不交過來呢？他沉默了挺久，結果哭了起來，說他的作業被他奶奶給撕掉了，而且是故意撕掉的。
原來是他在家裡和哥哥起了衝突，奶奶護著哥哥，就把他放在桌子上的作業給撕了。也是因為他哥哥生病了，奶奶心疼他哥哥，卻用了這種處理方式。
不能說是因為我的溝通促進了小勇的改變，但感覺他有了些變化。有一次晚自習，我帶領學生們讀故事，講共工怒觸不周山，並佈置了思維導圖的作業，寫故事梗概和個人感受。小勇覺得共工是為了維護部落的利益，才和顓頊大戰，但給黎民百姓造成了苦難。他在感受裡寫道，他不能像刑天一樣，要剋制自己的情緒，不能給別人造成麻煩。
我們在閱讀課上講了很多故事，學生們也寫了很多思維導圖的作業，後來我把每個人的作業都做成了一本書，告訴他們這是“人生的第一本書”。最後畢業了，小勇把他的那本書送給了我。
小勇在班上是中等偏上的成績，當時班上有13個學生，有4個進入了鎮上中學的“五優班”，他是第五名，在開學之後補錄進了“五優班”。
實際上我一直很擔心他，進入初中之後，新的同學或者老師不一定會謙讓著他，萬一他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會怎麼樣呢？他家裡雖然在鎮上租了房子，父親住在鎮上，但一直沒有人管他。我曾經給他父親提過建議，請他們讓小勇住校。因為我不希望他天天回家，會遇到更多的誘惑或者煩惱。他父親也聽了我的建議，讓他住校了。
有一次他和幾個學生回小學來看我，說他在學習上還跟得上。我說我不擔心你的學習，最擔心的是你和其他人的相處，擔心你剋制不了你的情緒。後來我又聽說他和同學發生爭執，舉起板凳和別人打了起來。
去年春節前，我們老師去家訪，有個學生和小勇家是親戚，就住在小勇農村老家的隔壁。雖然已經快過年了，但小勇沒在家裡，我就問受訪學生的奶奶，奶奶說：“他回來做什麼嘛？都沒個人管他。”原來小勇在家裡連吃飯都沒人管，有時候惹到了奶奶，他奶奶就拿起一根手腕粗的棍子打他。我覺得小勇身上的暴力就是從這樣的環境中出來的，直到現在我都還很擔憂他。
▲ 王畢衛後來又陸續以學員和助教的形式參加過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小規模學校教師成長計劃”的很多期培訓。圖為助教王畢衛在7月的培訓現場，培訓主題之一即為“非暴力溝通”。 © 21世紀教育研究院
▌農村學校反而有一些優勢
范家小學在的寶輪鎮規模很大，廣元市的一些縣城可能都比不上寶輪鎮，一些家長就直接帶著孩子去鎮上生活了，或者到更遠的地方去務工。
我們學校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但這只是教育局要求統計的時候才提會到。在學生面前，老師們都不會說他們是留守兒童。我一直認為留守兒童的問題並沒有媒體上說得那麼嚴重，很多問題其實普遍存在，只不過剛好發生在了留守兒童身上。如果就這樣給留守兒童貼上標籤，說他們是弱勢群體，需要關愛，自然而然他們也會產生一些自卑的心理。
在范家小學，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 尤其是在我們這種農村學校裡，家庭教育真的沒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的家庭就算是父母在家，孩子依然像留守兒童一樣，因為沒有人照顧他。如果外界有物品捐到學校裡，也是發給全校學生，從不會只發給留守兒童。
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農村學校反而有了一些優勢，比如學生少，老師能照顧到每一個人，加上小規模學校聯盟的支持，家長干預得少，在嘗試一些教育創新的時候更順利一些。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用項目制學習的方法來教學了，把各學科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研發本鄉本土的課程，老師和學生們一起去探索。比如一起去採野菜野果、調查自己的村莊……學生們可以畫出非常好看的植物、寫出非常有意思的詩歌、和家長一起做一道最拿手的菜……
有學生說村裡的牛在變少，大家就去調查“消失的牛”，到各家各戶去走訪、記筆記，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農耕機器出現了，因為科技進步、社會發展，所以牛變少了。過程中還發現一口“消失的水井”，又再調查這個，發現是因為在“文革”時有人投井了，後來這口井就被填埋了。
▲ 左上：在數學課上探究圓錐的體積；右上：通過觀察自行車開展數學教學；左下：孩子們在田地裡觀察自然；右下：“我給柱子刷油漆”數學實踐。 © 王畢衛
這些過程中，雖然並不一定和教學需求相關，但學生的觀察、交往能力，搜索、歸納信息的能力，以及動手的能力，都得到了訓練和提升。雖然考試成績提升得不高，但是學生的狀態變好了，對自己的各種學習成果很有自信。 說實話，在這些活動中，老師更多是陪伴的角色，他不一定比學生知道得更多。
相比和其他學生一起排名，我們更喜歡讓孩子去比較自己的今天和昨天，在自己身上找進步和目標。比如學生們每學期剛開始時會定個目標，這學期要讀幾本課外書，老師會根據學生的目標加以引導和敦促，到學期末再一起檢查結果，對完成得好的學生，還會有頒獎。
每次做活動都會有展示和頒獎，如果搞出一些儀式感，孩子們就會覺得這些都不是簡簡單單就能達成的，家長們在現場也很激動。
閱讀更多 南都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