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撥動了許多國人的心絃。電影中，美國研發的高價癌症藥物令普通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無法負擔，在不合法的印度仿製藥與生的希望之間，人們苦苦掙扎。

這部電影在現實生活中有原型，“藥俠”陸勇因為跨國代購仿製藥“格列寧”受到起訴，上千名慢粒白血病患者為他聯名上書，最終陸勇無罪釋放。

法律的灰色地帶與中美醫療水平的差距，除了《藥神》中展現的困境，還催生了一個快速增長中的市場——跨境醫療。

Research and Markets數據顯示，到2026年，跨境醫療市場會增長到1500億美元。而中國正是全球跨境醫療市場中的一個重要的客源國之一。

癌症患者、大齡未婚女青年、求子夫婦，這些赴美治療的人有著形形色色的理由，也有著自己的恐懼和焦慮。

有人為了下一代，有人想要一個選擇權，有的人僅僅是在死神面前，很想拼盡全力。

希望與選擇

美國舊金山距北京約9486公里，直飛航線需要12小時。同在北緯四十度，但天氣迥異，七月的北京令人燥熱難耐，舊金山卻在傍晚涼到需要穿上夾克。

為了照顧患病的母親，沈蕤在過去兩年中在這條航線上飛了十二次。2014年底，她母親確診血液癌症，在中國化療一年半後，病情愈發嚴重。在化療藥的副作用下，病人的身體也日漸衰弱，各個器官持續受損。最受損傷的是腎，嚴重的時候，“連嚼飯都沒力氣”。

“美國每年出很多療效更好、毒副作用大大減少的新藥，但是這些新藥進不了中國……美國的新藥有救命的機會。”這不僅是她研究數據得出的結果，也是在她母親在中國的主治醫生的建議。

2018年，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發佈了2000-2014年全球癌症生存狀況報告，涵蓋15年間71個國家3750萬份患者資料。在常見癌症存活率方面，美國幾乎可以說是遙遙領先，黑色素瘤、淋巴癌、前列腺癌等癌症的5年生存率比中國要高30%-40%。

沈蕤把母親送到斯坦福醫院，在治療之外的時間，把她安頓在加州的親戚家中。她過去的一些在美國定居的同學也幫忙照顧。

在斯坦福醫院，沈蕤母親的治療小組包括一個主治醫師和兩個護士，另外還有一個心臟專科醫生、一個腎科專家。這個治療小組對沈蕤母親進行聯合治療、跟蹤、配合，用到的兩種新藥包括一種注射用的生物抗體和一種化療藥Polymast。

“其實Polymast就是國內化療藥的升級版，但是國內的藥副作用大，療效雖然有但是見效慢，Polymast見效快，副作用也幾乎感受不到。”沈蕤回憶道。

2017年底，沈蕤忽然收到母親從美國發回來的微信消息：“今天給我治療的男護士，忽然打開治療室的門，兩手端一個餐盤子，後邊跟了十來個護理人員，我和爸爸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只聽他們齊唱生日歌，原來剛才我報出生年月日時，正好是今日，他們那麼有心，竟送來了生日蛋糕！還率那麼大一群人來祝賀。這濃濃的人情味讓人驚訝、溫暖、親切、我不知怎樣表達，只能再三感謝。”

治療小組按照沈蕤母親的病情給出了不同階段的治療方案，到今年7月這次複查時，宣佈沈蕤母親的心臟一年內無需複查，腎的指標也很穩定，一家人如釋重負。

回想這兩年的治療，沈蕤並不輕鬆，“一直以來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來了美國藥不起作用、自己的收入支撐不了母親的治療。”好在前者已經有了證明，而後者，如今還能支撐，但她不願意透露這段時間的總花費。

根據《紐約時報》此前報道，通過中介赴美治療癌症的患者，預計醫療花費在70萬到100萬之間，這還沒有算上比在中國更高的住宿、食物等費用及中介費用。

還有一部分的病人，並不一定需要本人跨越國境才能接觸到美國的治療方案。

田方也是一個癌症病人家屬。2017年底，他父親被國內最好的腫瘤醫院之一確診為皮質癌。這是一種很罕見的癌症，發病率僅有百萬分之一。在多方權衡後，他暫時放棄了出國就醫，選擇帶父親到北京做了腎上腺腫瘤切除術。

這段過程中，他逐漸發現，由於皮質癌發病率極低，國內醫生對這類癌症的瞭解非常有限。

“那時候只是想問問美國的醫生，皮質癌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治療方案，請國外的專家一起會診。”為此，他通過一家跨境醫療機構聯繫上了美國麻省總醫院及丹娜法伯癌症中心的內分泌腺腫瘤專家進行線上會診。

令人沒想到的是，兩個美國醫生都反饋，這很可能不是皮質癌，還列出了十幾條詳細的判斷依據。

由於時間因素、以及此前在國內數家醫院的確診意見，此時他已經託人買到了公認治療效果最好的米託坦，開始了針對皮質癌的治療。在這期間，他父親的狀況已經持續惡化。

兩相結合，他又找了兩個美國的病理學家、要求加急處理，最終在已經開始米託坦治療後一個月確認，此前的皮質癌是誤診，他父親患上的其實是轉移到腎上腺的肺腺癌。只是由於肺上沒有病灶，最初在國內醫院做病理時就沒有測試肺癌的指標。

“在中國看病的這四五個月，掛了30多個專家號，總體感受就是中國的醫生太忙了，100塊的專家號，只能說上五分鐘話。”田方回憶道。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醫生有些“不太敢用新藥、對免疫藥物的經驗也不是很豐富”。在肺癌確診後，基因檢查發現他父親體內存在PD1的高表達，且沒有其他敏感的靶向基因，適用默沙東的免疫藥物PD-1單抗Keytruda（Pembrolizumab，俗稱K藥），不過主治醫師始終不建議完全使用免疫藥物，而是堅持先做了兩次傳統化療，再開始用免疫藥物加上化療藥的聯合治療方案。

在沈蕤母親的治療過程中，中國醫院治療的標配也是一個主治醫生，加一個本科室住院助理醫生，“不可能有在美國這種跨科室醫生組成的治療小組”。

這很難怪到中國醫院頭上，中國醫生每天需要面對的病人可能是美國同行的十倍甚至二十倍之多。由於優秀的醫療資源重度集中在一線城市，這些全國數得上號的醫院裡，聚集著來自各地的重症患者——畢竟出國就醫僅僅是極少數人的選項，動輒數十萬乃至百萬的價格，已經可以勸退一大部分重症患者及家屬了。國家統計局顯示，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這些中國的優秀醫院幾乎是中國的普通民眾夠得上的最好資源。

“如果當初確定是皮質癌了，可能後來還會考慮去美國治療。確認是肺癌後，中國對較為常見的癌症已經有比較標準化的治療方案了，中國也有優秀的醫生，我們覺得沒有必要。”田方說道。

但他仍慶幸自己當時想著“兩條腿走路”，同時在中美尋求診療意見，最終沒有耽誤太多治療進程。

美國的會診服務，他一共在前期會診上花費6000美元，又追加了3000美元，購買了一年的跟蹤隨訪服務。 “我都是有問題才問，一個月問一次吧，但是還是想有一個額外的信息源。”

選擇

對另一些人來說，美國意味著不曾有過的機會。

2015年，徐靜蕾上魯豫有約，給凍卵下過一個傳播力巨大的定義，“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

在中國，凍卵還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最近的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僅允許已婚、生育有困難的婦女接受這項醫療服務。找不到合法途徑，想要凍卵的未婚女性只能遠赴重洋。

實際上，這後悔藥不一定奏效——凍卵的效果說法不一，根據Reproductive Medicine Associates of New York提供的數據，在2013至2014年間，這家機構服務的數百名患者中，解凍本人的卵子並最終成功受孕的可能性僅有24%。

加州RSMC（Reproductive Sciences Medical Center）則表示，診所的操作流程和對不孕症的診斷都可能是影響成功率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凍卵時的年齡，越年輕，成功率越高。

但對於暫時無結婚打算、卻又希望自己能夠在未來有機會生育的大齡女性來說，凍卵，幾乎也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韓曉洋是一位離異上海白領。年齡邁過三十歲之後，父母對她的耐心幾乎消失殆盡。生殖焦慮是小有所成的她最大的痛苦之一。

“二婚想找到合適的男人本來就更難，眼看著快要逼近35歲這個‘卵巢功能逐漸下降’的分界線了。可是現在的我對於挑選伴侶比以前只會更加謹慎，不想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她下定決心，經過體檢、服用避孕藥、打促排卵針、手術等一系列流程，赴美做了凍卵，取出了12顆健康的卵子。

這是一趟花費14萬人民幣的旅程，此後每年還需要支付600美元的存放費用，但她心安了，“接下來就等真命天子出現了”。

“人們選擇凍卵的原因似乎在改變。六七年前，我們看到選擇凍卵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為對自己未來生育能力有擔憂，現在則是很多35歲左右的女性來找到我們，希望能掌控自己的生育節奏。”Reproductive Medicine Associates of New York的生殖專家Dr. Alan Copperman在此前接受《時代》採訪時說道。

體外授精是一項更成熟的輔助生殖服務，成功率比卵子復甦併成功受精的幾率要高上不少。由於美國法律法規更成熟，體外授精技術的成功率也有更高保障，不少有生殖困難的中國夫婦選擇赴美治療，2016年間有10%的中國赴美醫療患者都是出於這個目的。根據美國CDC提供的報告，2016年，全美463家生殖輔助機構做了263577例人工授精案例，成功帶來了65996個新生兒。

隨著技術進步，在RSMC最新提供的案例中，35歲及更年輕的女性體外授精的成功率則高達75%，一直到44歲還有50%左右。

科技進步，跨境醫療門檻降低

就在數年以前，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不論是重症醫治還是生殖輔助服務，跨境醫療還是一件只能想想而已的事情。

傳統的跨境醫療機構一般提供類似中介式服務，幫助病人準備簽證、翻譯病歷、安排在美國的醫院。而跨國醫院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接受預約及轉診。但這些服務收費往往十分高昂。

正如上文所說，針對癌症病人，這樣的醫療花費在70萬到100萬之間。

原因主要在於中國人沒有辦法購買美國的醫療保險，需要自己全額支付高昂的醫療費，其中人工費用更是貴得令人咋舌。以換藥為例，同樣的藥物，醫院護士來換，收費300-400刀不等；而在美國藥房CVS買藥自行替換，花費僅在44刀。

除此之外，簽證、語言、信息不對等等因素，都讓很多中國患者壓根沒法考慮這個選項。

但是隨著大量互聯網醫療服務興起、科技進步、美籤放寬，能夠觸及跨境醫療的人群正在逐漸增長，這不再是一個僅屬於高淨值人群的選擇。

“以AI、大數據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提升醫療研發效率，中美兩地合作也讓醫療服務往‘平民化’發展。”中美跨境孵化器Crossover Hub聯合創始人陳潔對記者說道。

遠程會診就是一個例子。田方最終給父親找到的美國醫生，就是通過一家鈦媒體曾報道過的跨境醫療機構MORE Health聯繫上的，其創始人Dr. Robert Warren是美國外科醫師學會董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療中心前腫瘤外科主任。

他對記者表示，通過遠程會診的方式和MH在美國的合法處方權，MORE Health既不需要讓病人長途跋涉來到美國，又能和當地的腫瘤醫生合作，給病人提供多方會診和美國的合法藥物。一個會診服務的基本流程是：病人提交病歷、病理切片等信息，MORE Health通過自己研發的平臺完成信息翻譯和醫生篩選，通過一個生物醫藥專業的案例經理幫助患者對接1-2個合適的美國醫生，在三個月內完成會診和隨訪。

“美國的診療更加以病人為中心，這意味著，對於中國的重症治療是個很好的補充。”根據Dr. Warren提供的數據，使用MORE Health服務的人數比例正逐年上升，年增長率超過了100%。

上文提到的美國麻省總醫院、丹娜法伯癌症中心，以及MORE Health合作列表裡的MD Anderson等醫院都是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而對於普通病人或患者來說，沒有中間機構的協助，他們很難在不親自赴美的情況下接觸到這些醫療資源。

另一方面，除了少數重症以外，藥物在治療花費中的佔比並非大頭。陳潔指出，中國如今整體的醫療費用中，住院仍是主體，佔了總開支的30%左右，然後是門診和處方藥費用，分別佔19%和18%左右。除此之外，清華大學醫療服務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整體衛生醫療總費用在“進入老齡社會後快速增長，有指數增長的趨勢”，其中一項重大原因就是因為老齡化導致的老年慢性病住院率提升。

“如果可以用一些先進的健康管理技術，降低住院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醫療費用昂貴的問題。這也是從以前的被動治療，向主動健康管理的轉變。”陳潔說道。

前Yahoo VP、硅谷投資人邵旭輝也表示，其實比起診療來說，推進早期診斷，是能有效降低醫療花費的一個更重要的技術趨勢。

“比如第四代基因測序，DNA從納米孔通過，可以做到單細胞測序、讀長變長、速度更快、價格也更低。”這意味著這個技術能真正走進診所乃至家庭範疇，做到迅速給個體測序，而不是像第二代或第三代技術一樣，需要攢齊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樣本，等待時間也從幾天到一週不等。邵旭輝此前投資的AXbio、Quantapore都屬於第四代基因測序公司，“我認為這類公司會對治療、監控和早期診斷有突破性的幫助”。

再比如微電子設備，可以長期、連續地監測人的生命體徵，甚至對糖尿病等慢性病做到主動干預。

”在治療上花費最高的往往是重症或慢性病，而這些病症如果能在早期發現的話，往往能大幅度地降低花費。“邵旭輝說道。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美國是世界上醫療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美國人民也有跨境醫療的需求。根據BBC此前報道，不少美國人冒著違法的風險，遠赴與美國交惡多年的古巴尋求一項最新發布的癌症治療方案——肺癌中的非小細胞肺癌疫苗。

由於美國對古巴的技術封鎖，在前總統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古巴集結了超過20000名科學家及技術人員來研究創新藥物，這種非小細胞肺癌疫苗就是一例。它通過刺激觸發肺癌生長的血液中的蛋白質的免疫應答來抗擊癌症。 誘導期後，患者每月只需注射一次。

這項疫苗面試以來，古巴醫生Elia Neninger已經用它治療了數百名患者；而在美國，它還在測試過程中，美國患者無法在境內接受治療。

“我們和很多國家在言論自由、個體自由等方面有根本性的分歧，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在能夠讓兩國人民都受益的領域合作。” 紐約布法羅的Roswell Park癌症研究所的免疫學主席Kelvin Lee在評價古巴的這個疫苗時說的話，放在其他任何國家上也適用。畢竟面對死神時，國界無足輕重，所有人都只是在和時間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