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重要表現乃是重商主義興起，資本主義登場，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人身控制，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金融與貨幣所創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體制”簡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國臣民按職業劃分入不同戶籍，如民戶、軍戶、匠戶、灶戶，職業戶一經劃定，不得自行改業，子孫世代相承；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農業生產，每天的活動範圍控制在一里之內；軍民、商人若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由於貨幣經濟極不發達，民間交易以米穀、鹽、布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規模，以緊縮的財政、按實物徵收的農業稅以及全民配役來維持運轉，無需依賴市場、商業、貨幣與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費稅、貨幣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用說，這樣的體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馳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現了什麼“資本主義萌芽”，那也只有在擺脫了“洪武型體制”之後才能夠“萌芽”。事實上，明代的社會發展，確實表現為逐漸突破“洪武型體制”的過程：漸漸地，社會控制鬆懈，匠籍制解體（允許匠戶納銀代役），募兵制代替軍戶制，月港開禁，廣州與蕃商開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銀流入，“一條鞭法”推行開來，人口流動越來頻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經濟的繁華。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向宋制迴歸。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提過一個觀點：“人們在綜觀10世紀—15世紀的歷史之餘，常常會有這樣的朦朧感受：明後期與南宋非常相似，萬曆以後很像是對南宋社會狀況的‘跨代連接’。” “跨代連接”的“跨代”，意味著從宋代到晚清，中間隔了元—明前期這麼一個斷裂、歧出的時段。
其實南宋與晚明的“跨代連接”只是就社會狀況而言，如果從國家財稅、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連接”。清王朝的制度，來自朱明體制與女真部族舊制的混合，與宋制幾乎毫無淵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間，才出現“跨代連接”：政府對興辦企業表現出巨大熱情，行政系統內增設了大量經濟部門，沿海口岸積極對外開放，國家將徵稅的重點從農業稅轉移到工商稅，財政從緊縮轉向擴張，國債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睞，如此種種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時的典型表現，都可以從宋代找到似曾相識的身影。
說到這裡，我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人們在敘述歷史時，常常會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說法，卻極少會用“晚宋”。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能會說，“晚明”、“晚清”等，只是時間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還是南宋末，很不明確，所以人們才很少用“晚宋”的說法。
但這一解釋未免有些簡單了，“晚唐”、“晚明”、“晚清”不僅表示時間，而且表示社會形態。“唐宋變革”始於中晚唐，因而，盛唐與晚唐的社會形態差異很大，盛唐實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坊市制，在晚唐時均已趨於瓦解。早在1950年代，陳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與明前期、晚清與清前期，同樣是恍如兩個世界，“資本主義萌芽”只可能出現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現在明前期，洋務運動也只能出現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現在清前期。兩宋時期則從未出現類似的前後期大轉折，宋代的“資本主義傾向”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一個全然不同於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們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來描述宋朝的社會變遷。
從這個意義來說，“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變革”的啟幕，“晚明”與“晚清”的概念則意味著向“唐宋變革”的近代化方向“迴歸”——換言之，明前期與清前期的社會演化已經偏離了“唐宋變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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