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蔣德森先生相識於古籍拍賣場中，以我的觀察，他在現場參拍大多數情況下頭腦冷靜，只要超過他心理價位之書他幾乎一律放棄，而大多數買家則會受現場氛圍的影響，由此而產生情緒波動，到手之書大多會高於事先的限價。但有一次，他卻一反常規，不巧的是爭到最後僅有我們兩個人在那裡一下一下地舉牌。
一般而言，在拍賣場中我遇到相識者，短兵相接之時，都會示意性地舉幾下就放棄，畢竟好書無限，友情難得。原本藏書圈與社會比起來就是個小圈子，而在這不大的池塘內又分成了不同的收藏門類，專搞古籍者人數並不多，抬頭不見低頭見，為一部書傷了和氣太沒必要。然而，不巧的是，本場我所舉的這部書乃是替朋友代買，我有個原則，那就是替朋友所舉之書只要舉到了朋友出價的上限就會收手，因為我不能用自己的好惡觀來替朋友作主。而本場舉的這部書，先期還有幾個人在爭，到後面則只剩我與蔣先生。
他可能以為我是一種義氣用事，在拍賣現場我無從向他解釋，而在這種場景下，我顯然看到了他臉上的不悅。這個無從解釋的誤會讓我無法再爭下去，只好放棄了競爭，蔣先生如願地拍得了此書。我不知道這次競爭是否有違他以往的理性，他是否以高出不少的價格慘勝，而我則在事後只能向朋友解釋為什麼沒有到最高限價就放棄的原因。
關於淘書齋的報導，我見過不少篇，但幾乎都沒談到蔣先生在拍賣場中的姿態，惟有朱曉劍先生在《書店病人》中寫過這樣幾句話：“在成都的舊書業，淘書齋是一個神話。提到它最多的一個段子是一些圖書拍賣會上，他啃著饅頭、舉牌買書的場景真是一景，頗有點財大氣粗的派頭，一大堆書，不管好歹，先拿下再說。他的庫房裡有多少寶貝，那可真是一個未知數。”
看來，私下裡人們都在傳蔣德森在拍場上的超常舉措，而我本次見面則主動提起了這件事。他說自己很少會有這樣的行為，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在拍賣場中買書絕不超事先設定的限價。以他的話來說：“從經營上講，沒有非得不可之書，拍賣會上的書數量較大，選擇餘地也大，所以總能買到一些欲得之本，當大家搶熱點時，我就可以歇一下，說不定就能撿到便宜，因為拍賣場中的偶然性太大。”
他的這番話說得足夠理性，為此我沒好意思追問他當年為什麼要跟我爭，一定要得到那部書。其實在事後的交往中，我明顯地感到那件事並沒有影響我跟他之間的友好交往。尤其，我在受傷之時，他曾經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所住醫院的房間，他說一定要來京探望。朋友的好意令我心暖，但我還是勸阻了他的行為。
就名氣論，蔣德森的淘書齋在業界很有影響，而在成都當地可謂是規模最大的舊書店。徐雁、陳亮主編的《全民閱讀參考讀本》一書中就有這樣的評價：“成都的舊書店都是扎堆經營的，舊時集中在青石橋、祠堂街、玉帶橋與西玉龍街一帶。淘書齋是成都最有聲譽、規模最大的舊書店。店內掛著店主自己作的一副對聯，曰‘讀書好潛移默化務虛求實成學問，好書讀養性修真取義成仁是棟樑’，橫批‘淘書齋淘’，可見店主的文學素養，也讓讀者對店內書籍的質量大為放心。”
蔣德森為什麼能將舊書店經營得這樣好？我看過一些報導，這些報導則是從環境和地理位置的優勢來論證淘書齋的崛起。2011年8月5日的《四川日報》有記者張立東所寫《成都舊書市場淘出“全國第三城”》之文，關於何為第三城，本文中引用了蔣德森的所言：
“成都是繼北京、上海之後的全國第三大舊書市場，當然很有歷史了。”在高升橋的成都文物古玩市場內，淘書齋經理蔣德森正在用放大鏡甄別一本剛收來的線裝書。71歲的他在國內舊書業界被稱為“書王”，他不僅熟稔成都舊書業的發展史，而且個人線裝書收藏數量和質量在全國有名，自己經營的淘書齋20年來一直是給眾多淘書者帶來快樂的地方。
原來這第三城乃是指的成都排在了北京和上海舊書市場之後，這樣的說法不知是誰先發明者，至少蔣先生認為就舊書市場而言，成都與京滬鼎足而三。顯然這個說法受到了成都人的高度肯定，朱曉劍在《成都舊書店風景線》一文中也採用了這個說法：“作為北京、上海之外的全國第三大舊書流動市場，成都的舊書買賣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據資料記載，上個世紀頭三四十年，不大的成都就先後有過四五百家經營古舊書業的或大或小的店鋪。當時，成都有三條文化街，大體各有經營範圍的分工。學道街一帶從事木刻書業，先後有木刻書鋪二三十家，如志古堂、三元堂、二酉山房、肇經堂、一元堂和宏文書局等；古臥龍橋街有博文堂等二十來家木刻書鋪；青石橋北街有廣益書局、黎明書屋和富興堂等一二十家書鋪，中街有新生書局等六七家書鋪。這些以木刻書業為營生的書鋪大多活躍於清末民初。”
顯然朱曉劍先生更留意成都近現代舊書業的狀況，從他的描述可知，在近百年前成都有那麼多的古舊書店鋪。而蔣德森認為這樣的追溯歷史太短，故他在回答記者張立東時說道：“‘真要追根求源，成都的舊書市場要上溯到唐代。’蔣德森拿出一本 《四川省志出版志》說，我國舊書市場的起源和唐代出現版刻古籍有關，作為雕版印刷術的發源地之一，當時的成都形成了繁榮的文化出版市場。‘但那個時候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舊書交易，只是由於科舉考試的需要，在考試地附近聚集了一批交換或出售考試資料的人。’”
這一追就是千年，蔣德森把成都舊書市場的形成追溯到了唐代，但他也承認唐代的舊書業顯然與今日不同，而張立東也是這麼認為者：“據 《四川省志出版志》記載，唐宋時期沒有舊書的概念，書籍只有版本的不同，但不管哪個版本，只要能滿足讀書人的需要即可。直到明代以後，宋版書為讀書人推崇，版本的新舊和書籍的價值掛鉤，真正意義上的舊書交易出現萌芽。”
就刻書史而言，四川的確出土過唐代的出版物。我這次在成都見到了四川省圖書館副館長王嘉陵先生，王先生特意向我講述了這件唐代刻本的重要性，可惜我沒有見到這件尤物，而我最關心的問題則是北宋初年成都在哪個寺廟刊刻了《太寶藏》。這部大藏體量龐大，皇帝派人特意從開封來到成都刊刻這部大藏，這足以說明，在北宋時期成都一帶刻書業是何等之發達。李白曾感慨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但這麼難還要在這裡刊刻，而後歷盡千辛萬苦將書版運回河南開封。這也可以說明，成都的刻書事業在全國找不到比其更佳者。
從理論上推，刻書業的發達必然會使得書籍的流通也同樣發達，否則刊刻出那麼多的書賣不動，這個行業也就衰落下來。以此來推論，至少在北宋時期，成都的圖書流通業確實很繁榮，而北宋緊挨著唐末五代，如此說來，蔣德森把成都的舊書業追溯到唐代應該不會有問題。而我在採訪時只是忘了問他：成都的舊書業為國內三大之一，這個說法是否是由他所發明者。但無論如何，蔣德森經營舊書業的影響力傳遍了國內。正如朱曉劍在《書店病人》中的所言：
72歲的蔣德森在國內舊書業界被稱為“書王”，他不僅熟稔成都舊書業的發展史，而且個人線裝書收藏數量和質量在全國有名，自己經營的淘書齋二十年來一直是給眾多淘書者帶來快樂的地方。
2018年3月6日，我打電話給蔣德森，告訴他自己已到成都，準備到他的書店去參觀。而蔣先生則告訴我，他正在新店佈置上架，且我所住的酒店距他的新店較遠，他給了我女婿的電話，告訴我說自己有一家老店距我所住之處不遠，他建議我到老店去找他的女婿而後由其女婿帶我前往新店。
古埃及的方尖碑
碑上刻制的花石也是古埃及風格
這是個不錯的建議，遠近我倒並不在乎，重要的是我可以看到淘書齋新舊兩家店中的變化。於是去電他的女婿熊先生，我得知具體方位後，立即打車前往。下車之處乃是成都文物古玩市場，展眼望去，這一帶有幾排簡單的仿羅馬建築，尤其廣場正中立著的方尖碑更是古埃及風格。將古玩市場搞得這麼歐式，不知道是怎樣的用心。
不知道為什麼把中國古玩城建成歐式風格
我站在廣場上打問一番，終於摸得路徑：從廣場的最左側有扶梯處下行，這裡叫“成都文物古玩市場第六街”。沿此街前行，兩側所見基本是小飯館，我不清楚是古玩城的不景氣而讓飯館入侵，還是原本這一帶就是商戶的用餐之處。好在地面還不油膩，走進這食品街內去尋找一家古玩書店，這種感覺確實有點怪異。
佔地面積一大片
第六街的入口
走到第六街的中段時，此處是一個交叉路口，而在其把角的位置遠遠看到了臨街而立的兩排書架，在店外擺放書架頗具香港書店味道，而書架旁站著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士，我走上前打招呼，他果真就是熊先生。熊先生是典型的四川人長相，圓臉大眼睛，看上去頗為憨厚。他打過招呼後看我要拍照，於是閃身站在旁邊，我本以為書店就是這兩排書架，為了圖片的豐富，我在這兩個書架的附近變換著拍攝姿態，以便讓圖片看上去有些新鮮感。
兩側大多是飯館
遠遠看到了兩架書
書架的上端有淘書齋的匾額，而匾額後方則有“蒙自過橋……”我猜想淘書齋匾額應該擋住了“米線”二字。如此說來，淘書齋所佔店面的前身也是一家飯館。但過橋米線似乎不能在這小街上擺桌，我猜想這兩排書架可能擋住了飯館的正門。於是我轉到了書架的另一側，果真在另一側看到了同樣的匾額，而後面卻是有“米線”二字。而這個側面也同樣有幾個書架，書架的下方則有兩扇玻璃門，向裡望去，裡面同樣擺滿了書。
果真是淘書齋
原來正門在另一側
舊雜誌
我試探著問熊先生：“裡面也是淘書齋？”他點點頭說：“是的，裡面才是，因為擺不開書，所以外面擺上了幾個書架。”OMG!我拍了半天，原來還沒有進門，而這位熊先生真是有涵養，他看我在門口東拍照西比劃，卻始終不提醒我一句。然轉念一想，他也不知道我的心思，說不定以為我專門喜歡街拍呢。
舊平裝
這本書應該好賣
過橋米線的招牌仍在
四壁皆書
走進淘書齋內，我感覺裡面的面積在三十平米大小，書店內三面皆是書，中廳內也擺著幾排書架，最左面的一側則擺滿了線裝書。這當然是我的最愛，於是立即隔著櫃檯向書架上張望，然而這些線裝書卻不像其他的古書商店那樣一一掛上側籤，雖然說有的古籍書店的側簽上並不標價格，也有的店會把價格標在側籤的背面，但完全沒側籤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一眼望過去，本店的線裝書至少有幾千冊之多，完全沒有標籤的陳列在書架上。看上去頗顯怪異。而此刻我卻沒有來由地想起了魯迅在給東北作家蕭軍的信中說的一句話：“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們裁，我們自己是在裁著看。我喜歡毛邊書，寧可裁，光邊書像沒有頭髮的人———和尚或尼姑。”
最喜歡的線裝書
沒有價籤
不知道怎樣查找
當然魯迅在這裡說的是毛邊本和光邊本的不同，而我眼前所見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古代線裝書。也許我看慣了線裝書無論是收藏還是出售都要掛側籤的情形，而本店的不著一絲也確實有著沒有頭髮的感覺。於是我向熊先生請教，為什麼這裡的線裝書都不掛側籤。熊先生說，側簽在翻閱的過程容易弄掉。但我覺得這個解釋有些牽強，雖然他的所言也確實是實施，因為側簽在翻閱時容易掉下，於是有的書店就會用一小截不乾膠將側籤粘在函套的裡側，也有的店會在側籤的角上點一滴漿糊，以此與書粘合在一起。這樣的辦法其實並不傷書，為什麼本店不採用呢？
和合二仙
民國版的《魯迅全集》
店堂的陳列
未曾整理的殘破書
我的接連提問倒並沒有引起熊先生的不快，他只是猶豫了一下跟我說，因為本店晚上沒人看店，如果標明瞭價格，容易被盜。這倒是一種切實的想法，但完全可以只標出書名版本而不標價格，這至少便於愛書人的選擇。而熊先生則說，我想了解進一步的情況，等一會兒可以去問他的岳父。
民國舊平裝
品相略差
長長的一排
店堂整體狀況
淘書齋的門牌號
於是我就在本店內瀏覽一番，在這裡既看到一些舊平裝，也有一些二手書，總體狀況感覺到線裝書的品相不如舊平裝，而舊平裝的品相則遜於二手書。其實，這種狀況也是中國古舊書業的一個縮影。
用遮雨布包裹了起來
拍照完畢後，我請熊先生帶我到新店，於是他鎖上店門同時並未將擺在店外的書收進店內，而是用一些塑膠遮雨布把書架罩了起來。我看到他用繩子一條一條地把這些遮雨布勒緊，他說這種作法並不會丟書，而我則感受到了這個行業的不容易。熊先生告訴我，這個店因為面積太小，再加上房租逐年上漲，過一段時間就會退租此店，而將這裡的書併到新店之內。
淘書齋對面的街景
其實前幾年我到成都來時已經去過淘書齋，但那時這家店開在另一條寬闊的馬路邊上，店內的陳列也頗為舒朗。熊先生告訴我，他下崗之後就跟著岳父經營舊書，也有了一些年的歷史，而這個過程中，本店已經搬遷過幾個地方。看來，舊書店若不能買下自己的店面，也只能是這種換來換去的景況。但書這個物體看似輕盈，其實搬運起來十分之沉重，線裝書還好一些，洋裝書則沉重的多。我搬過幾次家，深深體味到了搬書之苦。但即便如此，淘書齋還能頑強地發展，而這也正是店主蔣德森先生的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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