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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遷都洛陽：隋煬帝一登基就急不可耐和的把都城從長安遷到洛陽。僅僅9個月時間就建立一座雄偉的洛陽城。隋煬帝為什麼要及不可耐的遷都洛陽？隋唐兩代，關中地區經常鬧饑荒，甚至皇帝都不得不到洛陽就食和逐糧。和這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洛陽幾乎從未發生饑荒，可見洛陽簡單條件的優越性。洛陽周邊還建造了十幾個國家大糧倉，彙集了全國一半以上的糧食儲備。
唐朝兩京並重：唐朝實行兩京制，憑依長安洛陽統治其廣袤區域。
武則天遷都洛陽：武則天遷都洛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作出的明智選擇。長安裡有太多反對她稱帝的舊勢力。洛陽靠近中原地區，交通方便。洛陽經濟發達。武則天遷都洛陽適應了政治上改朝換代的需要，又順應了經濟重心的東移趨勢。
李顯洛陽登基執政，後遷都長安：武則天退位後傳給兒子李顯，李顯在洛陽登基後又將“周”改成了“唐”。武則天駕崩後，李顯宣佈了遷都長安。如果要問原因，或許只能算“改朝換代”了
唐昭宗為什麼要遷都洛陽？被逼的。唐昭宗在位期間，宦官，朝臣，藩鎮為爭奪中央政權的控制權，鬥爭激烈，皇權衰敗無力。公元前904年，朱溫殺宰相催胤，脅迫唐昭宗從長安遷往洛陽。離開長安時，朱溫派人把長安的宮殿，官府和民屋都拆光。把材料洛陽，而且還逼迫長安的官吏百姓一起搬到洛陽去。到谷水後，朱溫將唐昭宗的200多人隨從都殺光，換上了自己的親信。如洛陽城後，唐昭宗被監視，如同入牢。喜歡請關注點贊
文軒春秋
隋文帝建立隋朝後，由於原來的漢長安城久經戰亂 ，殘破不堪，而且宮室形制狹小，不能適應新建的統一國家都城的需要，加上飲水供應也成問題，因此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漢長安城，在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建立新的長安城，取名為大興城，即後來唐朝長安城，在現今西安城及城東、城南、城西一帶。
公元605年，隋煬帝即位，出於統治國家的戰略考慮，決定營建並遷都洛陽城。遷都洛陽後，隋煬帝以洛陽為中心，修建了貫通南北的隋唐大運河，這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而洛陽城由於水路暢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加之隋煬帝調遷全國大量商賈百姓入住洛陽城，人口達到百萬以上，該城不僅在唐朝繼續使用，而且到五代、北宋時仍在使用，長期居於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
唐朝建立之初，李淵下令定都長安，即隋朝時期的大興城，不過武則天即位後，改唐為周，定都洛陽，武則天退位後傳位給兒子李顯，李顯登基後又改唐為周，遷都回長安。
到唐末時期，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曄被藩鎮朱溫控制，朱溫為了篡權，殺掉宦官，不顧大臣反對遷都洛陽，三年後，唐朝滅亡。
武則天遷都洛陽，有其心理上的原因，因為殺害了蕭淑妃跟王皇后，武則天在長安城的太極宮中經常做噩夢，為了避免受折磨，先是搬到了大明宮居住，但並沒有效果，於是武則天后來便長期居住在洛陽並且遷都洛陽，為了躲避亡靈，得到安寧和舒適。
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有利於防範山東一帶的的強盜，促使社會穩定而鞏固統治地位；二是洛陽風調雨順，積蓄充實，糧食物資的儲備較為充足，各種運輸條件也都很便利，所以遷都洛陽可以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安穩朝中人心；三是洛陽的地理戰略位置優越，能攻也能守，所以武則天遷都洛陽是符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跟人民願望。
至於後來李顯遷回長安，李顯作為李氏族人，自然是不會拋棄和遺棄長安，因此即位後便將都城遷回了長安，而朱溫遷都洛陽則是為了政治上的考慮。
不過不管怎樣，長安城作為隋唐兩朝的首都、京師，既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都城。馨兒說歷史
隋唐兩朝都脫胎於關隴集團，在那個時代，以這個軍事集團為依託，北周迅速崛起，滅掉北齊然後統一北方。取而代之的隋朝，越過長江滅掉南朝的陳國，統一了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評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足見，在那個時代，這是一股多麼強勁的勢力啊。
顧名思義，這股勢力的根基是在關隴地區，長安是最為核心的城市。這一區域除了有優越的地理條件之外，關隴集團這樣的統治根基應該北周、隋和唐三朝定都長安的原因吧。
從打天下的角度看，長安作為首都再合適不過了，但要是守天下，特別是在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上，長安的劣勢也就顯現出來了。畢竟這裡還是太靠西了，遠離東面的國土，而這一點洛陽恰恰就可以滿足，於是隋唐兩朝，包括周朝，在建都長安之後，都會積極營建洛陽城，甚至時不時還要把首都搬過去，就是為了方便控制更廣範圍的國土。
具體到隋唐兩朝，隨著人口的膨脹，關中地區的糧食已經不足以養活君臣百姓了，只能依靠漕運從富庶的江南運糧。黃河進渭河，逆行不說河道還邊窄了，增加了運量的難度，反倒不如在洛陽方便，這樣的經濟原因就迫使隋唐兩朝的皇室經常要從長安遷往洛陽。
在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的雙重作用下，就有了歷史上這樣有趣的現象。西安和洛陽也就像一對雙子城市，同興盛同衰落。
王朝的廢墟
在隋唐兩朝，統治階層大致有個共識，就是準備打仗時，要以長安為中心，準備和平發展、繁榮經濟的時候，最好往洛陽靠攏。
而這個共識出現的前提，是隋唐時代，中國的經濟、文化、人口、政治中心，特別是軍事實力，大部分落在黃河流域。
在長江以北地區，長安所在的關中，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防守反擊型‘’地形。這塊平原本身有一定的規模，氣候和物產能夠供養一定的人口，形成有戰鬥力的軍隊。平原四周還都是山嶺，作為天然屏障，在冷兵器時代能夠發揮很大的抵擋敵軍的作用。秦朝之所以能統一六國就得益於這得天獨厚的地形，地形氣候物產帶來的優勢一直持續到唐朝。
但是關中地區也有它的劣勢，平原的可耕地面積 畢竟有限，隨著人口的繁衍 ，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長安附近的出產，越來越不足以支持一個廣大地域國家王朝首都的需要。這時候需要把外地的糧食等物資調運進來 ，關中四塞的山嶺，就成為了交通的阻礙。
而位於中原地區的洛陽 ，因為四周地勢開闊，水利交通發達，在物資，人員，信息的運輸交流方面，就佔有很大的優勢。隋唐兩朝都在洛陽建有巨大的糧倉 ，也是利用這個優勢。在關中長安缺乏糧食時，整套朝廷班子 包括皇帝宮廷，都要跑到洛陽去 ‘’就食‘’，就是因為把糧食從洛陽運到長安的運輸成本太高 交通太困難了。
反過來說 ，在打仗的時候， 洛陽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地點， 它交通太發達，四面八方的敵人都來打，應付堅持不了太長時間。所以隋唐兩朝皇帝，老在東西都之間搖擺， 就是看現在的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
唐朝安史之亂 以後，又一波中高端人口向長江以南移民，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長江流域的經濟基本趕上 甚至超過了北方， 併成為唐朝庭穩定的財賦基地。在那以後，地氣東南移，西北、長安、關中才算是沒落了，洛陽也沒有能再堅持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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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洛陽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構成了隋唐的軸心。
長安地處關中，便於控制，但八百里秦川出產的糧食和物資滿足不了首都的需要，必須從關東和江淮調運。由黃河、渭河溯流而上，運輸困難。而洛陽有運河溝通南北，水運便利，是輸送長安的主要中轉站。一旦關中農業歉收，長安的供應更加緊張，自隋朝以來，一般都由皇帝率領臣民往洛陽“就食”。盛唐皇帝把整個行政機構設在洛陽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就近解決糧食和物資的供應，同時也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經濟發達地區。
長安的地裡位置非常適合立國、治天下，但僅限於公元前，幾百年後像隋唐這種大疆域多人口的帝國，開朝立國還可以，但已不具備治天下安社稷的能力，要麼遷都(隋)、要麼設立兩京(唐兩京並重)。這和洛陽北京是截然不同的，洛陽北京是一座既可開朝立國，又可治天下安社稷的城市，如漢魏晉(洛陽)、元清(北京)。
事實上兩京並重的唐朝、洛陽的政治地位有三次是明顯高過長安的，一是唐中宗、唐睿宗時期，二是武則天時期，三是唐昭宗時期。
再造碧水藍天
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一直指的是中原，河洛文化就是中華的起源，河洛地區也就是指的洛陽。
在中華文明肇始時期，“天下之中”和“河洛”的地域稱呼專指河洛一帶，這裡因夏商周三代奠基，河洛文化的繁盛而成為中原地區的心臟地帶。先秦時期已有雒邑（今洛陽）為天下中心的說法。
隋唐為漢人的天下，漢人的起源是河洛大地，洛陽和西安當時都是隋唐的國都，但關中平原並不富饒，很多物資都需要從富饒的河洛大地運往西安，所以造就了隋唐的帝王一直在洛陽和西安之間徘徊。
中原地區是中國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歷史最長，古都數量最多的地區，夏朝、商朝、西周、東周、玄漢、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隋朝、唐朝、武周、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遼朝、北宋、南宋、金朝、民國等先後有20多個朝代，300多位帝王建都或遷都於此，中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中國有歷史記載或考古證據表明較長時間的主要政權的八大古都中，中原地區佔據四個，分別是十三朝古都洛陽、八朝古都開封、七朝古都安陽、夏商古都鄭州，此外還有商丘、南陽、濮陽、許昌、登封、夏邑、偃師、虞城、淮陽、新鄭等古都。
自從隋唐之後西安再無政權，剩下的時光交接給了開封，那就說明當時的中原是中國的富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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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需要在關中平原，關中易守難攻，初期要想發展壯大，必須的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方。關中雖好但是也不是完美無缺，關中地方狹小，天下太平時，糧食供給不夠，必須從中原調撥，但從中原運糧到關中勞民傷財，所以等待國家政權穩固。必須遷都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