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剛剛開放不久，住在美國的我，就興沖沖地想幫父親找他失散了43年的家人。對我這個念頭，一向被母親譏為木頭人的父親，反應並不熱烈，只木木地回應：“別麻煩了，讓他們永遠活在我心中吧……”緊接著他在越洋電話中長嘆一聲，就不再言語了。我猜他又是眼神好遙遠、好飄忽地望著無際的天空……父親說他在16歲時，也就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跟著學校離開老家山東聊城，做起了流亡學生，以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家見過父母。
“勝利後，你怎麼不趕快回家呢？”聽故事的我搖著父親問。
父親回答：“我正在沙坪壩中央大學念大四，要先去南京校本部把書唸完呀！”
“那唸完書後就趕快回家啊！”我焦急地說。
“唉！誰知那時家鄉成了個名詞，回不去啦！”父親繼續說故事。
“1946年秋天，我一到山東青島，就焦急地打聽聊城的消息，但家鄉的消息根本傳不出來。到了1947年底，聽說國民黨的軍隊已經棄守，有位堂兄從聊城逃到濟南，我就兼程由青島趕去濟南會面。但這堂兄勸我先別急著回去，因我去過重慶，恐會拖累家人。所以望著近在咫尺的聊城，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時，膠濟鐵路即將被攔腰切斷，再耽擱就回不了青島。當時真是急得我捶胸頓足、扼腕興嘆！但也只有一步一回頭地上了回青島的火車。”
“那後來呢？”我急急追問父親。
“後來……誰料得到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會兵敗如山倒？後來……不就和你媽逃到臺灣來，就再也回不去啦！”
故事就說到這兒，父親長嘆一聲，不再言語了。他的眼神好遙遠、好飄忽地望著無際的天空……雖然父親不再言語，我卻在他的眼神中讀到他因一時猶豫所造成的錐心蝕骨的痛與自責。所以打那時起，我就暗暗下決心，將來要幫父親找他的家人。
1981年，我不顧父親的木然，悄悄託人在山東聊城登起尋人啟事。
剛開始登報，我也沒抱太大的希望，誰知半年後就收到了一封山東聊城蔡莊寄來的信。我拆信的手哆哆嗦嗦地抖個不停……信上捎來天大的好消息，說爺爺奶奶還活著，要父親儘快回鄉見上一面。我正要狂喜狂喊時，不經意瞄到信尾這自稱是父親堂侄兒的蔡寶意寫的一行小字：我們這位堂叔本名應是蔡寶光，在家裡還有一個等了他快一輩子的媳婦劉金娥……看到這兒，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身起雞皮疙瘩，好似有無數的電流通過，上下不停地顫抖……顫抖……這麼多年來我終於明白，每次提起爺爺奶奶，父親總是沉默不語、悵然長嘆的原因了;也終於明白母親總是譏諷父親是個一個字兒也蹦不出來的“木頭人”的苦悶。這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痛，加上隱瞞曾做小丈夫的苦，幾十年來就像石磨般一再地蹂躪著父親的心，也難怪他被折磨成木頭人哪！
這封家書，讓父親背上了對婚姻不忠的原罪，讓母親在一夕之間成了小娘，讓父母原本就不和的婚姻掀起了滔天巨浪。我望著那滿懷期待卻闖下大禍的家書，不知心中該怨誰。
發飆了一百多天的母親終於安靜下來。到底1948年初，父親來到自家門口卻沒有進去，除了逃避內戰，也為逃一樁他不要的婚姻。對婚姻，他早做了抉擇，聰明的母親該明白吧。
於是我勸父親趕快經美國轉赴大陸探親。但因臺灣當局的嚴厲警告，父親堅持不敢走這條線路，我們也只有眼巴巴地等到1987年，臺灣當局終於開放兩岸觀光了，這才急吼吼地經香港、北京直奔山東聊城蔡莊。
當一群小輩簇擁出來一個滿面風霜，雙腳被纏過又放開，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看起來比父親大上十歲的鄉下農婦時，父親完全不認人地問：“你是誰啊？”那農婦沙啞著聲，有些靦腆地說：“我是劉金娥啊！”父親愣了一下，先看了母親一眼，然後焦急地問她：“咱父親母親還活著嗎？”劉金娥不答話，請大家走進屋裡，往前一指，兩張遺像赫然擺在供桌上，奇怪的是，供桌上還放著一個早就被歲月洗褪了釉的空碗。
蔡莊的人是怕父親不回來，才撒下瞞天大謊。原來爺爺早在20年前就過世了，而奶奶是在1981年才撒手人寰的。劉金娥說：“我們娘……”她怯生生地看了眼母親，改口說，“你娘生前每次開飯，都要放這個空碗在桌上，說這碗是你當年，也就是你16歲那年，有天夜裡突然由學校回來，喝了碗小米粥的碗。你這一去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完全沒了音信。但你娘一直相信你還活著，她說你一定會活著回來看她的……”我大媽一面擦眼淚，一面指著供桌上和爺爺奶奶一起痴痴地等著父親的那個空碗。
一向言語不多的木頭人父親，終於在那個似曾相識的空碗麵前完全崩潰了。他那忍了50年的鄉愁家恨，他那藏在心中50年的自責與痛苦，終於像決了堤的黃河，一發不可收拾。只見他雙腿慢慢跪了下來，望著他父母的遺像，號啕大哭……在我聽來，父親的哭聲不是哭聲，而是心靈深處那從未癒合的傷口，慘遭撕裂所發出的最痛苦的哀號，是對大時代的操縱、小人物的無奈和自己的懦弱，所發出的最憤怒的吶喊。但是，無論他怎樣吶喊，又怎能喚回那50年的歲月，那倚門而待、日日期盼的雙眸，還有那兩個心靈被扭曲的女人的青春？父親心中的痛，是永遠……也拔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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