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概要

古代文人與酒的情緣，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還曾出現過

唐宋以來文人創作與酒聯結在一起，酒成為了文人一生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人的命運也與酒漸漸交融。

盛唐造就了文學的興盛，文人雅士登堂入室飲酒作詩，多慷慨激昂之風氣，這是盛唐的浪漫。但到了兩宋，情形則為之一變，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整個王朝的文學創作處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下，飲酒成了一種精神上的慰籍。

盛唐一喜，兩宋一悲，這一喜一悲卻意外造就了文人命運與酒文化最深的交融。

兩宋文人對酒的依賴度，與唐朝時期的文人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唐朝以“酒中仙李白”為首，一派豪邁之情，宋朝則有“醉翁之酒――歐陽修”、“哲學之酒――蘇東坡”以及頗具代表性的“酒中豪傑――李清照”等，無不充斥著憂愁之意。

如果說唐朝文人對於酒，是精神的寄託，那麼兩宋文人更多是精神的依賴，還有對現實的期待。

遼夏金元的外部壓迫，王朝內部的腐朽沒落，這一切也都在將文人向飲酒圖醉，借酒澆愁的邊緣推去。那麼兩宋時期的文人與酒，還有著哪些深層次的不解之情呢？

01

宋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經濟極為繁榮的特殊時期，商業發展自然繁盛，而在商業帶動下，工業發展也是“水漲船高”，釀酒工業，就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空前發展，釀酒程序日益優化。

據 朱 肱 《 北 山 酒 經》記 載：平 居無事，耳力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櫱之力，稻米之功。至於琉璃放逐，秋生暮雨，朝登槽丘，暮遊曲封，御魑魅於煙嵐，轉炎荒為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耶。

在當時的文人看來，酒首先可以飲酒助興，可以與好友親朋相聚一堂，飲酒作樂，在這繁雜的浮世之中尋得一方淨土。同樣，在朱肱看來即便是琉璃放逐，酒依然可以常伴左右，當深秋暮雨之時，盡情的飲酒還可以抵禦北方寒氣，亦或是南方瘴氣。

酒是否真有此等功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豁達的心胸，這種無論或悲或喜，都與酒分離不開的文人意氣。

正是如此胸懷，使得中國文人與酒的情緣，逐步開花結果，而追其緣由，卻是一紙孤獨。

隋唐廣開科舉，為天下寒門士子打開了一閃新世界的大門，無數學子紛紛參與科舉考試，只為求得榜上有名，進而加官進爵、建功立業，成為文人中的佼佼者。但榜上有名者少，名落孫山者眾，雖是科舉的正常情況，但對這些寒窗苦讀數十年甚至幾十年的學子而言，人生最大的打擊莫過於榜上無名。

榜上無名者充滿了憂愁，那麼何以解憂呢？正如當年曹操所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確，落榜的學子怨天尤人者有之，發奮圖強者亦有之，但無論是怨天尤人者，還是發奮圖強者，都免不了“以杜康解憂”。

這便是古代文人與酒有著不解之緣的第一大原因，文人在仕途沉淪當中借酒澆愁，用酩酊大醉來宣洩對命運的不滿。用酒來麻醉自己，用醉生夢死，去應對這場美好願望與科舉現實的錯位所帶給自己的沉重打擊，聊以自慰。

同樣，仕途的失意也會帶給文人沉重打擊，不同於科舉打擊下的怨天尤人和發奮圖強，在仕途不順之時給文人的打擊，是具有毀滅性的！首先是考驗文人骨氣，如若沒有骨氣，定然可以反敗為勝平步青雲，當然少不了後世唾罵。其次便是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或憂國憂民、盡忠職守。

蘇東坡便是仕途不順的典型，兩入朝堂皆徒勞，前後貶官十幾次。那麼蘇東坡在仕途不順的時候，選擇了什麼呢？美食美酒。

蘇東坡在貶官旅途當中，不僅是美食專家，還逐漸成為了酒文化專家，形成了一套以“半酣”和“歡適”為核心的飲酒觀。和科考不順的無數文人一樣，仕途不順的文人蘇東坡也選擇了酒，而且在酒中導入了哲思。最出彩的，當屬《放鶴亭記》，他在文章中六處提到酒。

而蘇軾酷愛“杯中酒、酒中月”的背後，蘊藏著的其實是兩宋文人與酒有著不解之緣的第二大原因。現實生活總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種種不平衡充滿了日常生活，這種現狀被宋人歸結為“清醒時痛”，於是不清醒成為了追求，進而與酒為伴，成為了必然選擇。

02

宋代文人對酒的推崇，加速了酒文化的繁榮，而官方對酒的推崇和管制，更是掀起了一股酒文化發展的浪潮。

宋代黃酒的生產量猛增，無論是街頭巷尾還是瓦舍勾欄都能看見黃酒的影子，而黃酒的釀製也成為釀酒史上的鼎盛時期。

黃酒，逐漸成為了宋代酒文化特有的一種文化符號，下到民間文人結客送酒，上到皇帝賜宴群臣，而文人的命運，又與酒的聯結更加緊密。

文人雅士愛酒彌深，進而又推動著酒禮、酒俗酒詞等等酒文化所特有之形式的發展，釀酒業和酒詞文化又進一步交融。

文學藝術是活著的靈魂，而酒則是促進劑，文人雅士解救澆愁，同時慷慨陳詞，在文學創作上更深情的訴說衷腸，文人與酒的交融更進一步。在酒業繁榮之際，形成了制酒、運酒、賣酒、品酒得一套產業鏈，品酒則是制酒的靈感來源，這一環節，便掌握在了文人手中。

其中的諸多環節，在當時都形成了產業鏈，成為了官府的收入源。如官府開辦飲酒吃飯的專業場所――酒樓，官府開辦集中批發酒的地方――酒庫，官府控制酒麴專賣等等。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

注意這裡的“正店”和“腳店”，都是銷售官酒的地方，也就是說當時的東京城已經遍佈賣酒的小店，正店七十二戶分佈在東京城的各個方位。

這種處處有酒，隨時隨地售賣的現狀，又給予了文人以極大的便利，逐漸形成了哪裡有煩惱，哪裡就有酒，哪裡有酒，哪裡就有文學創作的情形。

柳永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花間詞派的代表人物，瓦舍勾欄的靈魂寫手，奉旨填詞的柳家三變公子，窮困潦倒的落魄書生，古代文人悲情的模樣，他都有。當時的柳永，一方面寄情於酒，一方面陶醉在俗稱，進而創作出了無數為人津津樂道的文學作品。

如《蝶戀花》：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闌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是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經歷，才能讓他發出“擬把疏狂圖一醉”這樣的豪邁而不失淒涼，悲情又不失氣魄的詞句呢？命運！顯然，柳永對酒的感情已經達到了命運與酒共交融的地步。

03

文人與酒的情緣，在兩宋時期，一直是壓抑而又沉悶著的，這與兩宋王朝所處的環境有關。外敵虎視眈眈，大宋柔弱不堪，多了些割據賠款，少了些豪邁虎膽。

家國情懷一直都是文人的魂，古代文人更是如此，當時的文人都是儒家子弟，自讀書以來“忠君報國”的思想便沁入骨髓。於是乎文人志士日益增多，愛國熱枕一時無兩，朝堂之上，亦不乏為國為民而敢於向皇帝下戰書之人。兩宋時期的現狀，便讓這些文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恥辱。

此時的文人分化成為了兩部分，一部分是民間文人，即“山河破碎風飄絮”之時生死存亡難料的底層文人，如李清照。另一部分則是廟堂文人，為國為民“精忠報國”的高層文人，如文天祥、辛棄疾。

李清照是那一部分人的典型代表，從一個夫妻恩愛轉變到兩地分居，在山河破碎之後又孤苦伶仃，他的詞道盡了無數底層人物的命運。同樣，酒在李清照的詞中比比皆是。如《鳳凰臺上憶吹簫》中所寫

在醉後她也不失調侃宣洩“酒醒燻破春睡，夢斷不成歸”。而當她悲傷至極的時候，她也會酩酊大醉，以至於發出“沉醉不知歸路”的感慨。

據不完全統計，李清照流傳至今的作品50餘首，而其中關於“酒”的，達26首之多，“酒”佔了這位文人的一半文學作品。

與李清照不同，辛棄疾則是古代文人中的佼佼者，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馬上定乾坤。在山河破碎之時，底層出身的辛棄疾，毅然決然加入了保家衛國，抗擊北狄的隊伍當中，身先士卒。

他在《鵲橋仙 山行書所見》中寫到：“松岡避暑，茅簷避雨，閒去閒來幾度？醉扶孤石看飛泉，又卻是、前回醒處。”一派恬淡的氣氛，與他沙場秋點兵的豪邁，可謂是大相徑庭，然而正是這種區別，更能顯示出兩宋文人的家國情懷。

不僅南宋王朝如此 北宋王朝也是如出一轍，在面對國內弊端不斷，邊關不寧的時候，支持范仲淹變法的歐陽修卻被一貶再貶，文人的志氣被一再挑釁。

然而，歐陽修卻是已然看淡，作為文人，他矢志不渝，即便是被外放，他也欣然言道“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友”，面對朝居的腐朽和自己仕途的不順，他也坦言“建功立業當盛日”。

但在這種胸懷的背後，卻是這位為人對酒的愛戀，歐陽修是合理用酒的文人典範。他不會怨天尤人，也不會酩酊大醉，與酒始終保持著一種“摯友”的關係，他自號醉翁，言“酒逢知己千杯少”。他雖是酒氣沖天 但坦言醉舞之意不在酒，他心向國家，寄情山水，何其灑脫。

他的詩詞有230多首，而其中寫的“酒”的高達260處，也就是說每首詩詞都與酒有關，這“醉翁之酒”，深度詮釋了什麼叫文人與酒共交融。

結語

酒是文人的一種精神寄託，也是文人的一種解釋依賴。離開了酒，文人的命運中便少了一種色彩，離開了酒，文學創作便少了一種靈魂，離開了酒，文人就少了那一抹骨氣和灑脫。

文人的“醉”，並不是狂放不羈之後的無精打采，也不是一時氣盛下的放浪形骸，而是一種精神的追求，是一種超脫世俗的新境界。

兩宋文人與“酒”情感交融，達到了文學創作無酒不歡、挖掘不出思想內涵的地步。而命運的百轉千回，人生的縷縷受挫，則成為了兩宋文人與“酒”結緣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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