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吸引我去，總是因為曾有人為這座城賦予深刻的意義。讀書時嚮往杭州，只因白居易詩中一句“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裡，不合厭杭州。”工作後，選擇南京，也只因皎然的一句“君說南朝全盛日，秣陵才子更多人。”我總愛從文人的寥寥數語中尋找這座城市或者文人本人的魅力，而在偶然的機會拜讀了木心的《烏鎮》之後，也讓我邂逅了生命永恆的熱愛。
1、
“當華美的落葉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這是智利著名詩人聶魯達詩中的一句話，也許，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一些人或是一些事的存在，一如木心。
突然想起那個陽光溫潤的下午，我獨坐窗前，在陽光透過百葉窗落下的斑駁中翻開木心先生的《上海賦》。“老輩的上海人不提起上海倒也罷了，一提起‘迪昔辰光格上海呀’，好比撬破了芝麻門，珠光寶氣就此衝出來，十里洋城開不夜，東方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直使小輩上海人憾嘆無緣親預其盛。”透過那些清秀的文字，我彷彿穿越回那個紛爭的年代，與先生邂逅於十裡洋城的上海，兵荒馬亂中竟於空氣間嗅到絲絲桂花糖的酥香。
印象裡的上海，繁花錦簇、燈火迷離。無所事事的紅男綠女們日日跳著奔放、熱烈的舞，沒有真情，更沒有智慧。我從未想過這樣一個地方會讓人生出如此絕妙的靈感，也從未想過會有人能用感性的語言娓娓道出理性的魅力，更從未想過詩意的激情可以通過平靜的紳士風取代嘲諷和鄙視的面孔。
然而，木心先生卻做到了，他用他的豁達通透，讓時間證明什麼才是真正的溫潤知性和智慧唯美。
2、
木心，原名孫璞，1927年生於烏鎮，書香之後。先生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富家少爺。不過好在先生的父母深知讀書的重要性，6歲先生便讀了小學，鋼琴也早早進了家門。先生10歲那年，戰火不斷，烏鎮淪陷，作為名門望族，那時他們唯一能做的反抗就是拒絕去上日本憲兵管控的學校，但外面的紛飛戰火併無法阻擋先生對於知識的渴求，先生兩耳不聞槍炮聲，終日沉迷於書籍之中，家中的書讀完了，便去遠親茅盾家借書看。茅盾看到先生如此熱愛書籍，也很樂意他來。先生後來回憶，“少年在故鄉，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學家的‘家’，滿屋子歐美文學經典，我狼吞虎嚥，得了’文學胃炎症’，後來想想，又覺得幾乎全是那時候看的一點點書。”從這裡就能夠看的出來，先生在那段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歐美文學經典，這也為他後來的文學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抗戰結束之後，先生不顧家人反對，拒絕從商從政，轉而考去上海美專跟著劉海粟先生學習油畫。“童年的我之所以羨慕畫家，其心理原因，實在不是愛藝術而是一味虛榮，非名利上的虛弱，乃是道具服裝風度上的虛榮。”年少時對每學的熱愛不過是覺得羨慕畫家潑墨時的洋洋灑灑。抗戰勝利後，杭州成立了藝專，轉入杭州國立藝專跟隨林風眠先生學習中西方繪畫之後，先生對於藝術美學的熱愛與追求才真正顯現出來。“很興奮，看到自己的畫掛在架子上，男男女女走過，停步，指指點點——初步圓了我童年以來縈心不釋的畫家夢。”先生說；“我覺得我的美學理念更接近林風眠先生。”
先生20歲參加學生運動，年少氣盛的他帶頭上街發傳單，製作反戰宣傳畫，遭遇通緝迫不得已避禍於臺灣，22歲新中國成立之後才返回大陸任杭州第一高中教師一職。23歲，安逸的生活讓先生逐漸不安起來，思索良久的他辭去教師一職，他說：“現在生活雖好，但這是常人的生活，溫暖、安定、豐富，於我的藝術有害，我不要，我要悽清、孤獨、單調的生活。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於是先生藉口養病走上莫干山，寫文作畫，一晃就是五年。《哈姆雷特泛論》、《伊卡洛斯詮釋》《奧菲司精義》也都是在那時問世的。也正是在這期間，孫家的家業一天天敗落，迫於生活，先生不得不帶著這幾年攢下的十幾本厚厚書稿，下山重新從業。而這，也是先生厄運的開始。
從1957年到1978年，整整21年間，先生頻頻入獄，輾轉於公安局、勞改隊等地。文革期間，由於頂撞陳伯達被關進陰暗潮溼的防空洞。陳伯達何許人也？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的政治秘書。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一輩青年們巴結都來不及的大人物。而入獄的原因也只不過是先生看不慣陳伯達對海涅的嘲笑和羞辱。海涅，德國抒情詩人和散文家，最稱為德國古典文學的最後一位代表，一生留下許多思想深刻、生動優美的詩篇。先生說：“他也配對海涅亂叫！”就是這一句話，使得先生在防空洞裡一待就是半年。半年的勞動改造後轉移到監牢的時候，所有獄卒都猜測先生會爬著從防空洞出來，但是先生腰桿挺直的走出來了。文人的氣節超出了獄卒們的想象。
牢獄期間，先生也從未停止寫作，他在煙盒紙上，在“坦白書”上寫出洋洋萬言的監獄筆記。而這筆記之中，沒有一句是對世事的控訴或者時代的不滿，有的只是他對於美學的研究和對哲學的思考。白天的奴隸在獄中受盡折磨，而夜晚的王子用白紙畫出鋼琴的琴鍵，在一望無邊的黑暗裡無聲彈奏那個時代無法理解的莫扎特和肖邦。
“文化像風，風沒有界限，也不需要中心，一有中心就成了旋風了”面對如此的豁達通透，溫潤智慧，時間怎能忍心不向世人證明木心先生的出類拔萃，又怎能忍心讓人遺忘當初？
3、
回首過往，白話文的出現使一切文學都與國家主義和民族命運緊密相扣。而木心先生作品的出現卻使人們看到文學應該是某種高於國家主義，超越政治思想的作為，且文學必須與人性及精神的奧秘不分彼此。於是便有了那句“文學還是好的，好在可以借之說明一些事物，說明一些事情。文學又好在可以講究修辭，能夠臻於精美精緻精良精確。”
1978年，先生平反出獄，在胡鐵生的幫助之下，事業也開始熠熠生輝起來，先生用四年時間成為了設計界的風雲人物，甚至成為了主修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十大設計師”之一。可先生也在四年之內看到了一個個曾經的有志青年追名逐利，落入俗套。先生再一次出走了，在他最為光輝的時刻。他在臨走之前對外甥說，“要脫盡名利心，唯一的辦法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後棄之如敝履。我此去美國，就是為的爭名奪利，最後兩袖清風地歸來。”隨後先生離開中國定居了美國，也正是在那裡，陳丹青結識了先生。他跟隨著先生學習了整整五年的世界文學史。也正是陳丹青的存在，重新喚醒了先生對於寫作的興趣。那時距離先生上一次提筆寫作也已經五年之久。在美國期間，先生不停的寫文作畫，一篇又一篇，終於迎來了好運。
1984年，先生定居美國兩年後，臺灣《聯合文學》創刊號上發佈了先生大量的散文著作，在臺灣文壇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也正是在這一年，先生在哈佛大學舉辦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畫展。
此後的二十四年裡，先生先後發行了《林肯中心的鼓聲》《溫莎墓園日記》等文章。先生的文章一向不是純粹的講故事，更不是一味的抒情，而是傳遞著他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解和時代的感觸。
2001年，先生的作品終於不再只為西方人推崇，那一年的《上海文學》刊發了木心的《上海賦》，一時間，先生的文字吹開幾十年的灰塵，重新閃耀在世人的眼前。先生的好友們紛紛向先生祝好，而先生卻無比淡然的說：“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這無疑也是先生最真實的人生寫照。
五年後，先生結束了二十年的漂泊，重新回到了故鄉烏鎮，並於2011年12月21日凌晨在寧靜中安然離去。中國文學史上，至此失去了一位對文學飽含情慾的真君子。
4、
先生一度被眾人遺忘，直到那首《從前慢》以歌曲的形式重回大家耳中。“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
大家開始不停的搜索瞭解先生的一生，而如今，終於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拜讀先生的著作，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先生為中國文學史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正如陳丹青訪談裡說：“八十年代初，一批新的作家出來，莫言啊之類，但同時有個老頭子在紐約，一個人在寫他那一路東西，蠻有意思的，完全沒有人知道，可能當時真的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寫完了手稿都會給我看，然後緊接著臺灣知道了，過了不久大陸的文章也開始在發表。 這個景觀很有意思。 木心從頭到尾是一個人，單獨的，擁有很少很少的讀者，幾乎沒有知名度，這個情況只是到這幾年，略微有一點改變，但這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是他要的這個情況，而且他試圖維持這個情況。他為這個情況要付代價的，因為他也渴望讀者，渴望能夠出版，但是他很在乎方式，也很在乎讀者，誰在讀他的書。他沒有想到有一天台灣會出他的書，也沒有想到有一天大陸會出他的書，他早已做好了沒人會看到這些文章的準備。但是他一直在寫。這個要有很大的勇氣，有誰受得了我一直在寫，但是從來不發表，也沒有讀者，更沒有共鳴。這樣的情況很少，你在中國能給我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在他七十歲以前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很多東西根本都沒有在市面上，你能不能給我另外一個例子？”
“中國之君子，明於禮儀面陋於知人心。”而木心先生面對各種非藝術勢力的剝削與打壓時，並沒有喋喋不休的糾纏於外界對自己的誤解，只廂一句“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他選擇用大德者所該有的智慧與大度來封緘好事者的嘴，選擇讓時間證明一切真理的存在。
打開百葉窗，溫潤的陽光落在我的身上，我終於理解了木心先生，如此溫潤知性的一個男子。於他來說，面對所有批判與誤解時，一切行為都顯得無力，一切言語都顯得蒼白。沉默，無疑是最明智的選擇。正如陳丹青所說：“木心自身的氣質、稟賦，落在任何時代都會出類拔萃。”也正如梁文道所說：“你不覺得這個人像坐過牢似的，從文革中結束改造回來的很多作家，難免身子會往前駝下去，有點曲髏，難免神情會有點沮喪、失落、惶恐，但木心沒有，他精氣神很足，好奇怪好奇怪的一個人。”
我終於開始釋然，先生敢於質疑傳統的文學手段，讓時間證明自己早已練達到鷹鷲的境界；先生敢於用“坦白書”寫出洋洋萬言的監獄筆記，讓時間證明文人也有不屈的脊骨和傲氣；先生敢於將唯美詩意和理性思索融為一體，讓時間證明傳統文化也需注入新鮮的血液。那如今，不如就讓時間來證明先生作為一個藝術傳播者的價值；就讓時間來證明，文學界若無視木心必定會造成文化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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